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准公共产品在其提供方式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为完全免费的政府提供方式，另一种则是混合方式，是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提供。根据这些提供方式，相应的生产方式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方式，私人部门受政府公共部门的委托进行生产，这种方式下，私人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限定的收费标准，并且要与政府部门签订收费特许合同，但却可以向消费者收取适当费用，政府则以财政补贴方式运用国家税收收入，以“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弥补其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第二种方式，生产分别在政府和私人部门的组织下进行，并且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均按照基本相同的标准向消费者收取适当费用，但其收费标准要低于市场标准，同时政府同样要对私人部门给予财政补助；第三种方式，完全由政府直接组织生产，它所提供的准公共产品的直接成本的弥补方式一部分来自于采用统一征收的税收资金，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向产品的直接消费者（享用者）收取的那部分适当的费用。
（三）高等学校的主要产品——教育服务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我们通常把消费效用分为有直接消费效用与间接消费效用。
前文所述，高等学校对社会所提供的主要是教育服务，因此，它的产品相应的也就是它所提供的各类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它的特殊性。首先，就教育经济学的内部产出或内部效益上看，受教育者在其接受教育后所表现出来的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增长以及其品行和价值观念的养成等，是教育服务的直接消费效用的表现，这点侧重于消费效用的角度，教育服务的间接消费效用。其次，就教育经济学中所说教育的外部产出或外部效益而言，基于教育服务的直接消费效用的影响，受教育者随着其自身的知识、能力的增长以及良好的品行、价值观等内部产出的形成的同时，也使得受教育者自身在生产能力、创造能力和文明程度等方面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相应地提高了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活动的收入和地位，促进了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和谐。正是这种外部效益的存在，使得人们将教育支出看成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从直接消费角度上看，教育服务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对此，可作如下理解：如果在原有学生数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名学生，边际成本不为零，势必会使原有学生所得到的教育服务水平受到影响：降低了教师对原有学生的平均关注水平；原有学生在校舍面积、图书、仪器等教育资源等的使用上相应减少。由此导致了学校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拒绝那些不付费的人员享受学校的教育产品。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服务的直接消费蒙上了一层私人产品的色彩。公共经济学权威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正是基于教育服务的直接消费这一特点，把教育服务看成是私人产品的公共供应。
部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是从间接消费角度上看教育服务具有的另一特点。一方面，这种竞争性和排他性是使受教育者个人通过教育服务使得其自身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只有受教育者个人能够从中受益，他人是无法与其共享的提高；另一方面，教育服务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还表现为能使社会经济更快增长、社会发展更加和谐，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从中受益，一个人在享受这种收益的同时，无法排除其他成员得到这种利益，因而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所以，教育服务的间接消费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也正是基于教育服务的这一特点，在对教育服务的这一特点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后，公共选择理论的权威布坎南得出了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的结论（布坎南，1991）。从个人的角度上看，接受教育服务是为了提高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从社会的角度上看，提供教育服务是为了使社会经济更快增长、社会发展更加和谐。因此，无论是对于受教育者个人还是社会，无论是接受教育服务还是提供教育服务所体现的都是教育服务的间接消费效用，因此，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赞同布坎南的观点，将高等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确定为准公共产品。
（四）高等学校教育服务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
从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为准公共产品，它的提供需要政府参与。而政府的这种参与又通过政府生产和政府补贴等两种方式实现。对于高等教育服务而言，政府的参与具体体现为：政府直接开办公立高等学校，其经费来源是财政资金；不收学费，只收取较低的学费或按低于成本的某一标准收费；由政府向非公立高等学校提供财政资助或向非公立高等学校的学生提供资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来说，与企业组织形成运行方式上的明显区别在于：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能直接或间接从政府和社会那里得到必要的资金资助。
政府在提供方式上采用政府生产和政府补贴，而不采取由政府采购后提供给消费者的方式，主要是由于高等学校产品的信息不对称而市场又不能有效配置所引起。
对于高等学校产品信息的不对称特点，蒙克（Monk，1990）、温斯顿（2000）等人作了如下分析：高等学校作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或教育产品的生产者，掌握着它所提供的教育服务或生产的教育产品的十分详尽的信息。而对于作为接受高等教育服务或高等教育产品的消费者的学生来说，则缺乏对高等教育服务及产品的相关信息。而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性正是由教育服务产品的消费特征——即时消费无法储备所导致的。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消费者在消费的初期无法获得所要消费的教育产品的详尽信息，而这些详尽信息只有在消费的过程中逐步获得。并且，如果采用市场化方式由企业生产高等教育服务，则会进一步加大这种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情况，不利于消费者的利益，也不能有效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另外，从学校具有垄断性、学校教育服务的消费决策与消费者是分离的等方面考虑，市场也不能有效配置教育资源，不宜采用市场化方式由企业提供教育服务。再则，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考虑，由于消费者通常会把购买教育服务视为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投资对消费者来说，其影响较为长远，一旦决策失误，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采用市场化方式由企业生产高等教育服务显得更不可取。
综上所述，上述各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为高等学校教育成本问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本理论从经济学和会计学两方面对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界定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教育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为高等学校作为一种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教育服务以及教育服务作为一种产品进行成本核算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产品理论揭示了教育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高校属于非营利组织，高校具有非营利组织的经济特征，为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特殊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实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基本前提基础
任何一级组织都有着各自的具体目标。而这一目标的确定又受该组织的性质影响。这种性质就是它的社会定位，即社会定位决定了每一个具体组织的目标。因此，要进行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我们就必须先清楚高等学校的社会定位，进而确立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目标。
一、高等学校的社会定位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各类组织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非营利组织，另一种类型是营利组织。营利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其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回报和收益。非营利组织，其成立的目的不在于营利。按照其涵括的范围，可以将其分为广义的非营利组织和狭义的非营利组织：包括除企业组织之外的其他全部社会组织属于广义的非营利组织概念，而把政府部门排除在外的划分则是狭义的非营利组织概念。根据美国会计学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及其他国家会计学术组织和行业协会的相关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可以从下述方面去理解非营利组织的特征：
（1）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并且所提供的这种服务是一种整体性的，这个整体既可以是某个社团，亦或某一行政区域，甚至是全体国民。
（2）区别于营利组织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非营利性。获取额外收益是营利组织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最根本的目的，而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由于其对外提供服务或产品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它为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的出发点，在对外提供产品或服务时一般是不收费或低于其成本的收费，所追求的不是收益。这一点是营利组织所不能或不愿做到的。
（3）这种服务不以获取回报为目的。非营利组织运行过程中所需的资财，全部或部分地来自政府预算拨款、接受捐赠等，因此，在其开始运行时便是不图回报的，不会像营利组织那样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4）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承担受托经济责任，并且在资财的使用方面受到提供者的限制。由于非营利组织的资财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和捐赠人，因此其管理者就对资财的有效运用承担相应的受托经济责任，需要对资财的取得、运用、处置及产生的效果等方面作详尽的记录，以便资财的委托人对其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的考核及评价。
（5）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不提供财务业绩信息。非营利组织会计主要是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财务收支活动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一方面由于非营利组织的财务资源不是出资人以投资的方式投入的，因而没有所有者权益要素。另一方面出资人又不要求经济回报，没有利润计量要求，因而在会计要素中又没有利润要素。所以在它所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中，主要报告其财务状况和出资人资财的收入、支出及结余情况，而不报告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
基于上述非营利组织的上述特征，结合高等学校的产品属性和产品的消费特征以及高等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准公共产品特征，我们将我国高等学校定位为非营利组织，与当今世界各国对高等学校的社会定位保持了一致性。
二、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目标
非营利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耗费的资源占国民收入的很大比重，非营利组织的这种扩展和对资源的巨大耗费，使得各国财政不堪重负。于是，人们对日益庞大且各方面资源耗用较大的非营利组织的关注性大大增强，继而对非营利组织的低效率提出了尖锐的指责，并要求它们报告业绩的呼声日渐激烈。在这种环境下，政府部门和会计界开始关注非营利组织提供运营业绩、成本信息的问题。各国在研究、制定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的过程中，也开始涉及到了非营利组织的业绩和成本信息问题。关于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目标，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1992）曾在“非企业组织财务报告的目标”中作了如下列示：1.在现有和潜在的资财供给者和其他用户作出向非营利组织分配资财的合理决策时，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的有用的信息；2.在现有和潜在的资财供给者以及其他用户对非营利组织所提供劳务及其持续供应这些劳务的能力进行评估时，向他们提供有助于评估的相关信息；3.在现在和潜在的资财供给者和其他用户对某一非营利组织的经理人员履行其操持经营责任和其他各方面业绩进行评估时，向他们提供有助于评估的相关信息；4.应能够提供关于某一非营利组织的经济资财和净资财的详细情况，以及由于某种交易、事项或发生的某种情况所引起的资财和表现在这些资财上的权利变动情况；5.应能够提供对评估某一组织最为有用报告期内业绩以及该组织在劳务方面所花力量和所得成绩的信息，并能分期计量一个非营利组织净资财在资财、金额和性质上的变动；6.应能够提供某一组织的现金或其他流动资财的获取及使用情况、借款的取得和偿还情况，以及对资财流动性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的信息；7.对相关财务信息应有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以有助于用户理解。学校等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被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认定为政府财务报告的首要目标，并且在经管责任性目标上，认为比企业财务报告更为重要。对此，学者荆新（1997）又将这一目标作了如下表述：
（1）应当有助于履行经管责任并能使使用者评价这种经管责任，其具体表现为：应为确定当年收入是否满足当年服务支出提供信息，应证实资源取得和运用是否依据法定预算；是否符合其他财政法规或契约要求；应提供有助于使用者评价服务业绩、成本和效果的信息。
（2）应当有助于使用者评价政府单位当年的运作成果。具体表现是：应提供资财来源与运用的信息；应提供政府单位如何筹措业务资金和满足现金需要的信息；应为确定会计主体当年运作后，财务状况是否改善或恶化提供必要的信息。
（3）应当有助于使用者评价政府会计主体的服务水平和履行职能的能力；应提供政府单位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情况信息；应提供政府单位实物资源和其他非财务资源及其尚可使用寿命的信息，包括能用来评价这些资源服务潜力的信息；应揭示对资源施加的法定限制和契约的限制，以及资源潜在损失的风险。
我国最新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2006）中，把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者（也就是企业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归结为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四大类，根据这一分类，结合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及高等学校非营利的特点，我们概括以下五类人员及单位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
①包括政府部门、单位和个人在内的出资人和捐资人。
②包括向学校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向学校提供货物的供应商、对学校享有债权的其他单位在内的债权人。
③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及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审计、计划统计等与学校联系较为密切的综合部门在内的相关政府宏观管理部门。
④学校内部的管理部门和教职工等。
⑤可能是出资人，也可能不是出资人的学生及其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