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物质基础设施并不能代替文化活动本身，文化的享受不仅在于欣赏它的内容，还在于认同它的表现形式，唯有真正参与到一种文化中才是真正的享受。而对于当前乡村文化建设来说，缺少群众参与性的文化组织及其相应的动员机制无疑是主要的内在缺陷。由于城乡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农民的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参与文化活动，自办文化的积极性，结果使得本就缺乏文化的乡村雪上加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些地方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例如，山东省为建立全省农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使用的科学长效机制，省财政研究编制了《2010~2012年中央农村文化以奖代补专项资金投入规划》，建立了2010~2012年中央农村文化以奖代补专项资金项目库。多年来，各级财政也不断加大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目前，全国共有县级公共图书馆2414个、文化馆2806个，乡镇文化站32976个，村文化室103601个，初步形成了覆盖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疏离
（一）传统乡村文化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导致乡村文化自卑感渐强
传统乡村生活的确培养了人们安静、祥和的人生态度，赋予了人们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慰藉。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村始终梦想着拥有城市完善的生活保障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乡村居民也在用新奇的心态热捧城市文化和城市中的新兴事物，成为城市生活盲目的追随者和模仿者。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文化固有的保守观念和落后思想阻碍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使得乡村生活不足以带给农民生存的自信和安全感，无法给他们的生命以良好的情感呵护。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迫切需要城市的帮扶，而城市却在用戏谑、嘲讽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优越感。在强势的城市文化面前，乡村文化由于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愈发表现出明显的无奈与自卑，致使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力主摆脱和改造传统乡村文化。
1.传统乡村文化地缘结构的封闭性与农民文化需求的单一性
本杰明·布卢姆认为：“一群个人的某些特性的稳定性可以由他们长期生活的环境的恒定性得到解释。”传统的乡村社会就是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稳定性来源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在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居民以家庭、村落为核心，劳作、居住、交往集于有限的地域，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呈封闭的小循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口不需要发生地域流动，此地与彼地无需相互联系和传递信息。加之乡村交通、通讯设施比较落后，乡村与乡村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交往颇不方便，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自然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从而阻碍了各种信息渠道的有效传播。传统乡村文化在地缘结构上的封闭性形成了在当地极富地方特色，与当地的方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在丰富当地农民精神生活的同时，地缘结构上的相对封闭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农民文化需求的单一性。与城市居民的多元文化相比，农民的文化生活显得单调而且乏味。他们满足于年复一年春种秋收的平静安稳、安居乐业的生活局面，而对于文化的需要往往只限于当地特色文化。当地农民在地域文化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消遣、娱乐活动，寻找可以给自己带来片刻安宁的文化体味，他们一般不会主动融入到其他地区的文化体系中去，也不会主动去欣赏和学习其他特色文化。当然，本地文化也很难吸引其他地域的农民到本地域文化中来，各地方戏曲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体就是一确切例证。
尽管封闭性可以带来一定的稳定性，但是也会带来人们对文化习以为常的惰性。一旦更多异质文化强势进入，这种封闭的文化环境被打破时，人们往往基于好奇的心态将视角转向新鲜的文化，而主动放弃久已习惯的传统文化，却不关心这种新文化的优缺点。这也就意味着地域文化无法抵御人们对新文化的好奇感和追随的脚步，也无法阻止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抛弃。当城市文化进入乡村社会的时候，就因为他所展现的与乡村文化的不同魅力而吸引了更多乡村社会的追随者。
2.乡村文化的依附性造就传统农民文化人格的愚昧与麻木
中国社会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和社会变革，拥有着深厚的封建积淀，封建思想意识、道德标准和文化修养已经长期浸淫在传统乡村文化中，一直统治、制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依附性是传统乡村文化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农耕文明和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农业生产始终是农民生活的主要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在小农生产条件下，单靠个体家庭的力量很难抵制自然灾害和其他方面的生存竞争，这就使得农民迫切需要去寻求与他人的生产合作以及力量更强大的组织的保护。因此，单个农户由于力量的弱小，不得不受制于封建王朝政权和宗法家族组织的统治，又高度依附于封建王权和宗法家族的治理。这种源于经济和生产上的依附关系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形成了农民依附性的文化人格。
此外，传统中国采取的是“家国同构”的社会体制，农民以家的观念来审视“国”，无形之中，也把“国”看成放大的“家”。在这一治理模式下，高度集中的专制王权依靠宗法家族制度实行社会统治。相对普通农民而言，统治阶级掌握着更多的权力资源和生存资源，也更容易享受到由这些资源带来的福利，从而形成与普通农民不一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悬殊对比中，农民对权力形成了双重认识。一方面，由于生存的需要，农民渴求得到来自强大权力的保护。他们对权力有着较强的依附心理，表现出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和追逐艳羡，形成了臣民性人格和崇官、畏官、羡官心理；另一方面，由于专制集权体制下的政权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权力往往加害于农民，伤害农民的基本情感甚至威胁农民的基本生存，这又造成了他们对权力的畏惧和冷漠，形成了仇恨权力的心理，进而发展为恨官、杀官的思想和行为。双重认识使农民的政治人格表现出分裂性，严重窒息了他们的独立进取和创新精神，发展至现代社会，不仅会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机的萎缩和停滞。因此，一旦城市文明进入乡村社会，其所展现的独立、法治、平等等精神对千百年来生活在权力和宗族重压下的农民来说就具有了别样的吸引力。
3.乡村文化中的“土地情结”造成农民的小农意识和行为
土地是农民生产的对象，是小农社会生活的源泉，农民与土地之间形成了很密切的关系，表观出对土地、家园、村落的强烈的依恋心理。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黄土生金”，他们甚至把土地上升到生命价值的高度，失去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最痛苦的事情。农民对土地的执著一方面是出于情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乡土意味着祖祖辈辈生活的一切，对生活的信念只有在乡土的烘托下才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生活习惯，刨土种地是中国农民生活的惯性，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开荒种地。乡土观念是一种强大的向心力量，把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社会维系起来。这种乡土依恋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村庄，尤其是平原地区的诸多村庄都是以某一姓来命名的，如李庄、王庄、黄村等等，这显然是由于同一血缘关系的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某一家族迁到一地方，子子孙孙世代繁衍，固守着这里的土地，这是固守家园、重土轻迁的典型例子。
两千多年来中国亿万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以笨拙的工具进行着艰辛的劳作。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温饱型的自耕农状态是他们理想的生存模式，他们不知道也不奢求其他的生活方式，更不想改变自己的状况。作为两千多年基本国策的“重农抑商”，将农民固定于农业，严重制约了他们与外界的经济交往，形成了农民目光短浅、思想保守、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传统社会追求进步的巨大阻力，一方面，由于小农意识的封闭性和保守性，阻碍了乡村社会中农民的良性流动。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乡土观念与四海为家观念是相对应的，其直接表现就是重土轻迁，即使被迫发生迁移，在异地他乡首先要寻找的也是故乡人。另一方面，小农户的土地经营是以自给为主要目的，轻视促进社会交往的商业精神，甚至认为行商作贾是可耻可羞的事。这种观念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得到很大转变，在偏僻落后的乡村仍然很普遍。
（二）现代农民身份认同的危机感与焦虑感
身份制度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的味道。斯特克瑞认为：“为了能够以一种有序的、内部一致的方式行动，一个人必须定义环境：即谁是环境中的他人，谁是环境中的自己。”定义谁是环境中的自己就是自我身份认同。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身份认同是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这种认知最终是通过个体的自我心理认同来完成和实现的。社会学家简·金斯指出：认同概念的现代功能包含人际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基于人们同一性的关系和基于差异性的关系。简要地说，认同概念一方面揭示了“我们”是谁；另一方面又区分了“他们”是谁。近年来，农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正处于极度危机和焦虑的状态。“农民”一词似乎成为愚昧、落后、固步自封等贬义的象征和代言，对于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而言，摆脱农民身份成为他们“走出去”的主要动力。尽管现阶段我国对户籍制度的限制慢慢放宽，例如，广东省于2010年颁布实施鼓励优秀农民工落户的政策，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仍然选择放弃将农村户口迁入城市。他们认为，现代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充实感和稳定感，将户口迁入城市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土地的保障和生存的底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工放弃城市户口并不是为自己的农民身份自豪或骄傲，选择不放弃农民身份依然是基于基本生存的需要。而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时常会因为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感到一种距离感和被排斥感。
1.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
“成为城市人”是第一代农民工无法触及的梦想，他们渴望进入城市能够拥有和享受与市民一样的权利和生活，但是终不可得。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丰富，需要层次也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大众传媒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更直接、更便捷、更迅速地接受城市文化与工业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他们“融入城市”的欲望表现得更加强烈，甚至明晰为长远的生活目标，在饮食起居、交友婚恋甚至文化消费等各个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尝试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然而，横亘在他们眼前的却是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或者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遭遇着城市的排斥。由于工资收入微薄，加上缺乏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性支持，他们越努力去追求城市生活，就越发现这个目标遥不可及。这是因为，城乡二元制度的惯性使改变了职业和生活环境的农民工处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然经常外出，但又“移而不迁”；虽进入了城市，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然而，常年在外打工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无法再认同乡村的社会和生活，他们的认同目标与实现可能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双重边缘人”的尴尬状态①。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相对稳定、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他们仍然是城市的底层，也就不可能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处于尴尬的边缘位置，获得的是一种漂泊的生存状态和主体体验，迷惘、彷徨、紧张、焦虑、痛苦甚至愤怒，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种弥散性的情感体验，也累积成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
2.乡村社区文化认同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