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对于促进乡村社会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由政府统一安排领导，农民在集体行动中很少提出异议，这很容易形成一致认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广大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和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支配权，集体行动变成了单一的个体行动，乡村社区开始蜕变为个体相互分裂的原子化状态，村民开始执著于追求个体经济利益，个人意识开始过度膨胀，陷入了疏离、孤立、分散的境地，个人主义等功利世俗的价值观迅速渗透到乡村社会之中。再加之乡村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相应的也造成农民主体的分化与异化，根据社会分层的冲突理论，阶层分化之间的利益分化与矛盾必然存在着对同一社区文化的不认同。与此同时，乡村社会中传统文化的内生规则，包括道德约束、舆论制约对村民的规范能力不断削弱。在这种状况下，村民是根本不可能也无法产生社区文化认同的。此外，由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日益松动，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城，使得流动人口逐渐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走访发现，当地95%以上的农民认同进城务工，其中有35.2%的父母认为进城务工比上大学更能给家庭带来满足度，进城务工同样可以开阔眼界、更新观念、学到知识。农民进城实现了农民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使得农民突破了长期的地缘限制，进而也使社区中的村民逐渐趋于分散化，乡村社区共同体呈现出萎缩的态势，社区发展逐渐陷入了“空心化”的窘境。在这种情势之下，村民与乡村社区发生疏离，很难产生农村社区的文化认同。
因此，如何在乡村社会形成社区居民共同的、新型的价值观、人生观、目标追求、理想信念、道德伦理，建设包含文明高尚、崇尚善良、健康向上的社区精神，建设能够为社区成员共同创造、共同承载、共同享有，对社区成员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社区文化已迫在眉睫。
（三）乡村道德规则的碎片化与认同危机
如上一章节所述，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但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工业文明的入侵和冲击，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日益商品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角色分化解构了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和运行机理，深刻影响着农民的个体心态和人格形成，造成农民价值取向的复杂与多变，这在无形中消解了传统道德的承载基础，引发乡村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系列变化，从而使传统道德碎片化、边缘化。虽然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历史沿袭下来的宗法伦理道德观念随之逐渐瓦解。一方面，传统道德权威在乡村社会日渐衰落，道德的舆论控制作用渐渐无力；另一方面，现代乡村社会存在的多元道德价值观的混乱状况使农民陷入两难境地，导致乡村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失范。正如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所说，“劳动者不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良心、干劲和牢固的劳动观念，家庭父亲的道德观念也不再是劳动者评价的主要依据和从事经营管理的标准等等。”人们不再有共同的荣辱、是非、对错、善恶的判断标准，不再有地方性的伦理共识和道德规范，对人与事的道德评价往往只依赖于个人喜好及与当事人的亲疏远近等主观认识，村民评价的参照体系混乱而且缺乏规范，从而导致乡村社会陷入紊乱无序的风险迅速上升。主要表现在：
1.个体伦理道德价值迷失
一是，理想信念的缺失与精神世界的空虚。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造成了普遍的价值失落，共产主义信念无法真正入脑入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在广大农民中间日益蔓延。他们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模糊，甚至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减弱乃至怀疑。他们在政治上不求上进，要求入党入团的农民减少，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自己与他人、金钱与道德的关系，只注重个人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为了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置国家、集体利益于不顾，集体主义观念明显淡化，对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在问卷中，37.2%的农民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根本就没有想过”，52.4%的农民只担心跟自己密切相关的“家事”，而对于“国事、天下事”根本不予理会，认为距离自己很遥远。25.8%的农民认为“理想是虚的，只有金钱才是真实的”这句话很有道理，62%的农民更倾向于“只管挣钱吃饭，哪管理想信念”。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大潮极大地冲击着农民思想观念，相当一部分农民的信仰日渐失落，很多人处于“什么都不信”的无信仰状态，缺乏投身于新农村建设活动的信仰动力。结果致使党的政策无法深入人心，无法落到实处，也就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是，小农意识与封建迷信思想死灰复燃。小农意识是一种与小农经济相伴随的落后观念，更看重眼前利益而难有长远打算。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社会环境，小农意识的残余文化心理并没有彻底消减，反而死灰复燃，成为阻抗农民现代道德自觉生成的顽固力量。小农意识的核心是差序性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以血缘或人情为基础，左右和影响着乡村村民的具体行为方式。它排斥现代价值观念，又选择性地利用和张扬着市场经济的种种流弊，其文化心理与现代化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由于小农意识的抬头，乡村宗族主义也相继复苏，并试图通过新的形式掌握乡村现代发展秩序。甚至在一些村庄出现了庞大的家族势力，他们强行影响和把持“两委”，村民自治成为家族与家族之间权力斗争的“合法”借口，致使村民自治功能扭曲虚置，难以保障村落的正常运作。
与此同时，封建迷信思想也打着文化挖掘的旗号沉渣泛起。在现代农村，算命、看相、看风水、信神供仙等传统封建迷信仍占相当市场。此外，封建迷信思想运用科学形式进行包装，并迅猛发展。例如，当下盛行的星座、血型等测运气财气的“高科技迷信”。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农村封建迷信活动的参与人数众多且呈年轻化趋势。调查走访的情况表明：中年妇女是各家各户进行迷信活动的代表，无论是家里的祭祖拜神，还是户外的集体迷信活动，从事者几乎都是中年妇女。老年人既是组织者和监督者，还是年轻人进行迷信活动的咨询者。而16~18岁的青少年则是迷信活动的旁观者和延续者。中年男人虽然不是封建迷信的主要参加者，但他们往往是迷信活动的支持者，正如西大地村陈姓男子所言：“她（老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都是为家人好，我不管她。”
2.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繁盛与传统道德价值观的退让
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也被引进并在中国社会大力宣扬和传播其核心价值观。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精神是“利益最大化”，“逐利”是其本性。由于物化和功利意识的极度张扬，农民对物质和金钱的占有及享受欲望增长过快。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部分村民逐渐放弃了一向秉承的朴素道德要素，个人主义抬头，自私观念与功利心态非理性膨胀。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伤害他人的行为比比皆是。有些地区的农民为了追逐眼前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惜使用非正常手段，从而导致一些影响恶劣的公众事件，例如“毒奶粉”、“苏丹红”、“毒豆角”、“毒大米”等事件。他们漠视了长远效应，既没有考虑到公众的利益，也破坏了本土特色品牌的代际影响。在农耕生产观念和宗法伦理系统解体的情境下，乡村传统的纯朴敦厚、诚实守信的民风逐渐退化，宽容忍让、俭朴谦良的传统风气消蚀殆尽。再加之，乡村如今尚未构筑起新的能够有效抵制现代市场弊病和不良现象的道德整合机制与批判功能，从而导致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和社会危机，相继出现一批“无公德”的农民，乡村的道德境况不容乐观。
3.现代乡村生态伦理缺失
传统乡村文化并不缺少生态伦理，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大肆进驻乡村，虽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客观地说，建设的成果往往被在经济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抵消，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由于少数农民受短期行为等市场经济道德缺陷的影响，只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忽视他人利益和长远利益，对自然资源的掠取不思后果、不择手段。他们抛弃了传统的“三月不上山狩猎”、“四月不下网捕鱼”等生态伦理观，滥捕滥杀、乱采乱伐，结果导致水资源紧缺，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土地沙漠化问题突出，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2011年8月，笔者在河北省邢台县太行山区的冀家村和平山县西大地等地实地考察看到，当地村民致富的主要途径是买卖石板和小石子，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订单的需要，他们野蛮开山，导致山体被破坏得满目疮痍，河道被洗石子的废水污染，农作物及耕地被粉尘覆盖，笔者童年记忆中的青山绿水、蓝天丽日已然远去。
可以说，当前农民的生态意识淡薄，生态道德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生态道德情感缺失。从更深层理解，当代农民张扬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漠视自己对自然的责任。他们既不能正确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懂得尊重自然和爱护自然，一味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满足，无视自然价值与自然权利；同时，又缺乏忧患意识和面向未来的价值思维，更没有形成“本代人的发展不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至少要留下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的代际公平思想。
三、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失落
价值观以价值追求为核心，以价值标准为主要表现，是人们对外部事物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状态和属性的认识，是人们在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取向准则。作为乡村文化的核心内容，农民的价值观念是分析乡村社会分化与整合的文化变量，折射乡村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兴衰成败。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发展意味着农民逐渐放弃旧的行为选择标准体系而接受和形成新的行为选择标准体系，也反映出乡村社会价值规范的变化和调整；既体现了农民对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的积极回应，也以间接方式反映出社会变革对农民价值观念的消极影响；既对乡村社会的动态运行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潜含着对和谐社会稳定局面的掣肘与破坏。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价值观念变迁的轨迹与特征
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的变迁轨迹。在价值结构上，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呈现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同时存在、共同影响的交替性特点；在价值体系上，呈现出开放多元的价值观格局，有些曾经在村庄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观念与价值在今天却难以找到认同点；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对物质利益的极大关注并热切追求物质的功利性特点。
1.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乡村改革导致农民传统价值观开始变迁
1978年，以安徽省小岗村为先锋，新中国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自此，开始了中国农民价值观变迁过程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初始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根本性调整，通过责、权、利的挂钩，农民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产权、经营权，由社会变革的旁观者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实践者和创造者，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明显增强，相应的以人民公社为依托的群体价值的主体功能则明显减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长期扎根于农民思想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价值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动摇了农民的传统价值体系，以政治为导向的价值判断标准开始向以利益为尺度的价值方向转变，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也开始向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转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致富谁光荣”的价值观在乡村现实中得以确立和强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方式问题得以解决，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农民的创造力，使多年来被计划经济体制所压抑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为个体主体的生存提供了舞台。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增强，个体意识、主体精神不断得到确认。但是从总体上来看，1978年至1984年这段时间，农民的价值观仍处于迷茫阶段，在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时仍然是基于自发状态。这是因为，当时党和政府更注重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恢复和发展，未能及时正确地对农民的精神生活和价值取向加以引导，再加之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思想观念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农民游移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上陷于左右为难的两难境地。
2.“离土又离乡”社会背景下农民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
“离土又离乡”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主要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商品经济，农民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的生活，开始走出村庄这一相对封闭的生产生活环境而走向完全陌生的更加开放的外部世界，过上了“离土又离乡”的生活。一般来说，“离土又离乡”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到外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活动，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随着城市化战略的推进，这种转移方式越来越重要。“离土又离乡”的具体形式包括两种：一是彻底脱离农业和农村，进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并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二是去外地城市打工，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春节等重大节庆才回到家乡。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波涛汹涌的“民工潮”就是这种情况。20世纪90年代，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同步，“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逐年攀升，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