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价值重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完善与进步，关涉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由系统内的组成要素构成，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最终影响着系统功能的发挥。这即是说，系统功能的最大化取决于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优化整合。因此，乡村文化价值重建作为一个系统，要想达到其效果的最大化，必须寻找乡村社会内部各方面、各要素之间的最优配置和整合，除了要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达致一种深度的认同，并以乡村教育重塑乡村未来的希望即乡村少年的价值观与文化观之外，还需要加强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优化建构。
一、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乡村文化价值重建
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是引导人们行动的风标，是支撑社会的稳定器，是具有高度融合力和强大传播力的社会核心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义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历史观、社会观等多项内容，蕴涵社会理想、社会信念、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准则的基本取向。它们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反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指导，坚持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塑过程中完成。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保证乡村文化未来发展的走向和价值归依，才能保证重建后的乡村文化真正成为新时期乡村发展的精神力量。
由于当下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一统”格局的局面被打破，各种非主流甚至与“主流”相左的东西也便逐渐从隐伏走向台面。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界的理论研究与思想解读或者过于深刻，或者过于流俗，抑或只做官话文章与表面文章，从而与大众的真实社会心态存在距离，其结果是造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话语体系上缺失了社会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仍然延续传统方法进行精神领域的教化功能，却忽视了人们已经变化了的思想现实，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上层象征与民众的文化实践出现了疏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被悬浮起来。再加之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组和分化，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资源占有模式被打破，“农民群体发生急剧的分化与变迁，造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与行为举止的旧、混、新三者共存的现象”①。尽管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型塑在当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严酷的形势，但仍然要坚信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应在乡村文化创新中彰显其文化品格，并保持其在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统领地位。
（一）以理论创新来强化整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威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经受着许多新考验。这就要求重塑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形象、理论形象和创新形象，增强它的文化亲和力、感召力和创造力以及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力。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不断探索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丰富和发展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和观念创新。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树功不可没，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构架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系权威。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②这一科学论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优化自身的内在逻辑、重塑文本权威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首先，树立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形象，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我国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居于核心地位，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强调，要“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一次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整个社会和文化起到教育和规范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在当前农村社会，农民群众大多都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观，并根据自己的观念而不再根据“从众意识”对事物做出判断。他们在吸收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再仅仅把输出者的文本或话语标准当做自己的标准，更多的时候是看领导干部的言行是否一致。事实上，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贪污腐败等问题导致不少农民群众在动摇对执政党的信心和信任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些地方的农村发生群体性事件都与此相关。因此，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权威，必须树立农村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充分发挥他们的带动、示范作用。
其次，结合农村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时代责任。在当代中国农村，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农村当地的社会实际和农民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有机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新农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采用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和当地语言来阐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通俗易懂、富有生命力的新理论，使广大农民真正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带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创新，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到高一级的程度。
再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塑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系权威。9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又为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④在当代中国农村，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社会变迁被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农民生活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重大变化。着眼于这些新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论断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一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态势下我们党执政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崭新创造，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坚持以人为本塑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权威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理论武装的前提是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前的重点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意识形态的文本权威。但是，近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文本权威。真正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只是少数专业学者，普通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较少，能够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人更是微乎其微，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真正含义并没有弄清楚，张冠李戴甚至是错误地引用。这种现象在乡村地区更为严重。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实做深做活，更好地宣传动员群众、引导教育群众、帮助服务群众”⑤，使大部分农民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培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从根本上重塑应有的文本权威。
首先，站在先进文化的立场为农民解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权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农民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文化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即为坚持“四个坚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贯穿其中的主线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为本思想。因此，站在先进文化的立场解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权威，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融入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使其深入人心。
其次，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在乡村社会重塑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关注人的精神诉求，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充分关注和维护人的利益，增强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与人们的利益需求相脱节，“弥散在空气之中”，无法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也就无法真正深入人心。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的重塑，就要正确回答和反映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反映和表达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通过突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积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不仅要尊重农民表达自己意见和主张的权利，也要善于捕捉一些言论、观点和行为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利益需求，并将这些合理需求在意识形态中及时得到公允的体现；既要引导农民正确理解幸福的意义，也要注意引导他们用正确合理的方式来获取幸福，同时还要引导人们自觉地投身于对幸福追求的社会实践之中。只有充分关注和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切实反映和回应他们的现实呼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能最终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认同。
再次，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重塑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权威。“意识形态建设要获得成功就不能把意识形态局限在少数人的学术圈子，就不能停留在口头宣传上，必须与日常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把意识形态变成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制度而融合到日常生活中。”⑧主流意识形态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从而以更灵活、更长远的方式和更强大的精神动力持久地实现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教化和整合功能。因此，形塑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就必须转向关注农民的生活实践，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解决农民实际问题，使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作用。要努力推动意识形态与乡村文化的深度融合，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完善乡规民约，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充分发挥文明村镇的示范作用，使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信仰体系等核心元素转化为社会文化要素资源，不断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归属感。
（三）打造重塑乡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工程首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能力。当前，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存在着多种社会思潮同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力图主导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现象。若想妥善处理意识形态领域内这种冲突与矛盾，关键是要建立起一整套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机制。通过对话，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发展“内耗”，找到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契合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本质是开放和富有活力的，可以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对话和交锋发展起来。对话不只是一种工作方式，实质上体现了对意识形态规律的遵循。通过建立对话机制，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建造一个观念阐释、意愿展现、诉求表达的平台与渠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用海纳百川的胸怀，在科学鉴别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和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和理性元素，坚决取缔那些不健康甚至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分，从而使自己得到一种补充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形成一个可以让新兴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意识形态体系，最终达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容乃大”的目的，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政治亲和力和理论感召力；同时，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魅力征服非主流意识形态，使其与马克思主义走向同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对话机制只适用于愿意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对决意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建立对话机制的，必须理直气壮地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