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保障党员主体地位与发展党内民主的进程进行阶段划分，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划分的依据问题。作为划分阶段的“依据”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这个“依据”的主体，即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明确的；二是作为“依据”的主体在发展中认识与实践的“成熟程度”，即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实践中对于党员主体地位认知的发展趋向、保障措施的发展趋向，这一点虽然复杂但则是阶段划分最重要的“参数”。
2.历史阶段划分的构想
党内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原则，也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从成立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由于国情的不同，党所开创并领导的革命道路的不同，因此，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在新式的革命道路下党的建设的独立探索与“过分集权”的苏联党建模式影响中前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探索中要走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
革命、建设与改革，是党成立以来的三大发展阶段主题的高度概括。“革命阶段”，主要指党的成立到新中国的建立（1921－1949），革命斗争是主线，“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员主体地位的保障与实现程度来看，以1935年遵义会议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建设阶段”，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49－1978），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是主线，“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从党的建设来看，党开始了全国性执政，但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都一度遭到严重的破坏和践踏。“改革阶段”，主要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历程（1978－今），改革开放是主线，“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从党的建设来看，党员主体地位逐步得到恢复、确立和保障，并结合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加强和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基于上述分析，以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程度为主要依据，把党的建设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初步探索阶段（1921-1935年）；主动建设阶段（1935-1949年）；执政条件下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8年）；改革开放条件下自觉构建阶段（1978-今）。
二、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中国实践的阶段性
党员主体地位，是随着政党的建立就产生的问题，并随着政党的发展特别是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而发展。研究党员主体地位问题，需要从研究党员主体地位的历史开始，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能掌握党员主体地位的本质和特点，才能理解党员主体地位现状，才能理解和掌握党员主体地位和党内民主互促互动的一般发展规律。从一定程度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多年，也是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发展的90多年。从9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立足党员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的实现程度而进行阶段性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的互促互动规律，对于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健康、稳定、持久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初步探索阶段（1921－1935年）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遵义会议，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发展实践总体上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非平等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党内实际存在的家长制作风、革命受挫后的机会主义等影响，党员党内的主体地位受到限制、党员权利赋予的少并且被集中，党内民主的发展基本处于“初步探索”状态。
1．政党的非完全独立性对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共产国际和俄共（布）都曾做出过重要的支持和帮助。但这种支持和帮助是建立在当时苏俄国家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而这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初期发展过程中缺乏完全独立性的重要外部原因。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但他是“领受”维连斯基（时任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领导人、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的来华指示的。维连斯基曾经把俄共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归纳为四条，其中第一条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宝林认为，“维经斯基以及以后一切来华代表，执行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必须要服从苏俄的外交政策即苏俄国家利益”，并指出“这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矛盾的总根源”。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在党的创建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隶属于第三国际的组织体系，第三国际为苏俄控制并为其战略利益服务，这是党缺乏独立性的重要原因。政党缺乏独立性，党内民主和党员主体地位及民主权利无法得到真正保障，即使作为政党负责人的陈独秀也是如此，更别说党内其他成员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也受苏俄对华政策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既与苏俄顾问有矛盾，又与共产国际代表有矛盾，但最终还是被迫服从苏俄顾问和共产国际，也就是服从莫斯科，并于1927年后成为莫斯科的替罪羊。”由于共产国际处于联共（布）的掌控之中，为苏俄的国家战略利益服务，因此，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处于严重不平等状态之下。姚金果认为，“由于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这种特殊关系，也就决定了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是平等的两党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党成立初期，既要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又要致力于党的独立自主，这本身就体现着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此外，在国内还要致力于联合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阶级、政党共同奋斗的重要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政党独立性斗争的艰巨性，也体现着发展党内民主、保护党员民主权利的艰难外部条件。参加过中共成立大会的尼科尔斯基曾经讲过这种现象，赤色职工国际要求他参加中共机关的领导工作，但中共“不同意这样做”，“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当然，这主要是陈独秀的意见，而且陈独秀在党内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1922年春马林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最初遭到了几乎全体共产党人及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的强烈反对。包惠僧认为，当时中共反对“党内合作”形式的理由主要是考虑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乃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以陈独秀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党人的这种判断，被后来的历史证明具有一定预见性，但缺乏策略灵活性。对此，托洛茨基曾说过，“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很自然地会更倾向于不妥协，较少可能倾向于机会主义。”马林的建议遭到中共拒绝后，共产国际在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先后作出一系列命令、决议、指示，批准了马林的建议，令中共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国共合作之后迅速掀起的国民革命高潮，以及随后的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党内合作”的形式及其作用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人们对历史评价的客观性或者说更趋于历史的真相需要一个过程，又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也会存在时间和程度上的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而以“党内合作”形式形成的国共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使党的独立性的斗争更为艰难，使党的组织和党员权利的保障更为艰难。
2．党内家长制现象的存在对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的影响
在党的建立及大革命时期，党内是否存在“家长制”现象，党史学界也是存在争议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界研究和批判陈独秀的“家长制”问题，很是盛行，如1980年7月22日《光明日报》载《从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制作风谈起》，1980年11月10日《安徽日报》载《陈独秀与新封建主义》，1982年《陕西师范大学》发表《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产生之由来》等等。但也有学者对这一时期党内的“家长制”表示质疑，如张巨浩、林小兵《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质疑》，载《学术交流》1996年第5期，提出“家长制论”根本不符合历史实际，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认为党内真正形成家长式统治，造成“一言堂”局面的，只有两个时期，一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二是毛泽东的晚年时期。
关于陈独秀的在党内的工作作风，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有这样一些记述。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作政治报告，该著作认为陈独秀的报告要求是在“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陈独秀本人还直接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谈话，指令他一定要制止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行动”。1927年7月，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西北学说”完全破产，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步伐的近逼，党内对陈独秀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提出意见书，批判陈独秀。陈独秀当面将意见书撕毁。”以上这些表述中使用的“压制”、“指令”与“撕毁”意见书等词语和现象，表明该著作倾向于认为陈独秀存在着“家长制”问题。实际上，近些年来，人们在谈论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时候，往往都会提及党内的家长制问题，也包括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
从现有的史料反映来看，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党内的“家长制”现象还是实际存在的。但是也要客观地分析和认识这一时期“家长制”现象。从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不平等组织关系来看，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指令等的“绝对服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不能不说这是党内“家长制”存在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在党内，除了陈独秀的个人因素外，残酷的斗争环境一定程度上需要较多的“集权”，加之党处于幼年时期等，这些也是分析和看待“家长制”不能忽视的因素。
党内“家长制”的存在，必然影响到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党内主体地位问题。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既抗争，也要服从，政党之间不平等之下，难以有党的领导人的民主权利；而在党内，“家长制”现象也必然很大程度上压制和剥夺了部分党员的建议权、表决权等民主权利，党的组织的独立性及党员的主体地位，根本得不到落实的保障。
3．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处理对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的影响
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原则，与“家长制”是根本对立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也是走过曲折的探索之路的。总体上看，党的创建、大革命时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严峻的革命形势、艰苦的革命环境以及革命战争的需要等因素，党内需要严格的纪律和更多的集中，也就是说集中多于民主，因此大部分党员包括领导干部的民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党内民主很不充分，在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也基本处于探索阶段。
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处理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党所面临的一个艰难而重要的问题。“共产国际是按照高度集中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们必须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也是中国革命必须受苏联人的指挥和控制。”既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服从其指示，又要统一党内意见，也就是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于早期中共党人的确是一种考验。学者林尚立认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在整体上是比较肤浅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是从整体上来把握民主集中制，而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需要来理解和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民主集中制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但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组织建设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以及制度上如何展开没有深刻的认识。”学者顾建键也认为，“在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以及复杂政治形势作用下，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
作为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本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精神领袖，但在党的组织内部却不够民主，甚至专制武断。“每逢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杯，大发脾气，非根据他的意见办不可。他当了党的总书记以后，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就更明显了。”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批判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提交《政治意见书》，“他当面将意见书撕毁”。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党里面完全是一种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长’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在这种条件之下，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在发言中明确提出，“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因此，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直到党的五大之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才正式提出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是在复杂而艰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没能得到认真执行，党的组织和党员党内的主体地位以及民主权利既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更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