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在不断起义的基础上，逐渐开创出一条“井冈山的革命道路”，也逐渐意识到“民主建设是革命的动力资源”。1928年6月党的六大，根据新的革命形势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问题，“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党的六大在民主集中制问题的突出贡献还在于提出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三条原则：“（1）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2）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3）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显而易见，这三条原则较为明确的提出了党员选举权、党内工作报告制度以及党内监督思想等，对于党员党内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有较为明确的考虑。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民主治军，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有学者指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三湾改编的成功，使毛泽东越来越意识到民主建设是革命的动力资源。”还有学者指出：“我们党的民主传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斗争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初步奠定了民主传统的基础。”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党的建设中“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并围绕民主集中制着力批判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在党内生活中，“（1）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5）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五条工作方针，学者林尚立认为，“与以往仅仅从制度上和纪律上强调集中相比，毛泽东这里所强调的集中从静态走向了动态，从与民主的对立走向与民主的统一，从而确立了在民主条件下实行集中，在集中条件下保护民主的行动逻辑。”另外，从党员党内主体地位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五条工作方针还明确了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参与权、讨论权、建议权、决策权等重要权利，因此，古田会议在党的建设、尊重与保证党员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的发展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古田会议之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而实际上，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的“左”倾错误始终存在，连续三次“左”错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危害更大。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路线，党内民主遭到彻底破坏，党员权利毫无保障可言。1931年11月赣南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指责和攻击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提出“在实际工作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白区工作的刘少奇、苏区工作的邓小平等党的许多同志都受到批判，不少党员同志甚至被判刑、被杀头。这些无疑表明，民主集中制被彻底抛弃，党员民主权利乃至人身权利受到直接侵犯，党的建设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陷入及其危险的境地。
（二）主动建设阶段（1935-1949年）
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有了权利、制度与纪律的保障，党内民主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高歌猛进，党的建设与革命的发展呈现出并行与互促的生动活力的局面，以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民主权利为重要内容的党内民主与以军民鱼水之情为重要表现的党群关系呈现出并行与互促的生动活力的局面。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度建设和民主教育的基本途经、党章对党员权利的规定与保障、民主集中制的科学阐释等，都体现出党的自身建设的主动性、建设性、发展性。因此，这一阶段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的发展实践，整体上处于主动建设阶段。
1．高度重视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遵义会议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认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遵义会议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员主体地位和党内民主的认识逐步加深，党内实行集体领导，民主生活走向正常。“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根据日益紧迫的民族战争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新的形势下党内民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毛泽东的这一表述，实质上突出强调了党内民主的目的是实现“全党的积极性”，突出强调了“全党的积极性”是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和动力源泉，突出强调了党的干部是关键因素；归根结底“全党的积极性”，来自于发展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
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再次集中论述了“发挥积极性”问题，指出党内民主是“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同时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显而易见，“积极性”的核心主体是党员；“积极性”的调动需要保障党员的参与权、建议权、批评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党员的基本权利是党员党内主体地位的重要内容，保障这些权利，是党员“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活跃”的重要条件；扩大党内民主不仅是一个“必要的步骤”，还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因此，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较为集中而系统地党内民主的主体（党员）、目的（积极性）、内容（党员基本权利）、地位（“重要的武器”）等，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党关于保障党员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推进党内民主等加强自身建设认识成果的集中体现。
2．以制度建设和民主教育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经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还阐释了以制度建设和民主教育的途经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思想。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六届六中全会的成果主要在于推进了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而这种观点的基本依据就是这次会议突出强调的“党的民主”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健全党内法规的民主制度建设，二是施行党内民主教育。这一时期，1948年9月西柏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同月发布的《关于健全党委制》，也是党员权利保障和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两个重要文件。这一时期，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发生重大转移、党的执政地位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的党的建设“总动员”，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关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制定党内法规以保证党内民主。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三个党内法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很明显，这些党内法规多体现为操作性强的“工作规则”形式，对于引导党内民主生活、保障党委委员、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等，都会起到实际的规范性作用，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规”的目的。
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1）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按时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不得用普通的干部会议代替；（2）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必须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但代表行使权力时，也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规定；（3）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后，方准执行；（4）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大会中的不同意见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以便上级和中央能及时地明了党内的思想动态，给以指示；（5）各级党委会召集各级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必须有充分的准备；（6）健全党委制，是良好地实现全党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突显党章的根本地位，规范党的会议，明晰党内权力来源、结构及行使，尊重党员（代表）的党内地位和民主权利等，既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体现。党的西柏坡会议及其通过的这一《决议》，有力地推动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进程，提升了党的民主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另一重要体现就是1948年9月发布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从党员的党内地位和权利保障看，如果说《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的重点是保障党代表的党内地位和权利的话，那么《关于健全党委制》则重点保障的是党委委员的党内地位和民主权利。
关于党内民主教育，主要体现在加强纪律教育和民主生活教育两个方面。在民族战争中，以严格的党内纪律教育达到党的团结统一，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成为全民族的先锋队，实现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特别强调了“新的形势下”党的纪律教育问题。“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这里从纪律角度提出的“四个服从”，后来也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毛泽东认为，纪律教育最终还需要体现党内生活的“秩序”中，体现在不走“极端民主化”和“自由放任主义”。“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从党员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来看，这两个方面既是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重要途经，也包含着教育和培养党内民主主体（党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的重要思想。
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的发展处于主动建设阶段，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成功的典范--延安整风，是最为有力的说明。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解决党内根本矛盾的思想教育运动。党内的矛盾有多种表现，但最为根本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延安整风所反对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表现。正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广泛存在，延安整风实行的全党范围内的分系统、分阶段的“群众性”教育运动，所有的党员、干部、指战员都参与了进来。从这个角度看，延安整风也是一次党内民主教育实践的成功典范，是一次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的成功典范。
七届二中全会也是党的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党风廉政教育会议。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也是从党的建设角度对历史上几次错误的深刻总结，其警示教育作用十分明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全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前夕召开的，为了党在胜利面前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能够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历史上，在面临社会形势的重大变化或工作重心的重大转移，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等为内容、保障党员权利和发挥全党积极性为目的的党的建设的“武器”，总是党顺应形势、突破难关、完成使命的重要法宝。
3．修订党章明确党员权利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