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P：尊重事实，积极看待。沙哈尔老师接着说服自己，这个课开课仅仅两周，一切刚刚走上正轨，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事情拖住后腿。然后沙哈尔老师开始了积极的思维：自己可以从中收获到一些什么益处呢？要想办法简化自己做事的内容，让自己做更少的事而不是更多，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想出来了，那就是一大收获。其次，自己又多了一个案例介绍给同学们如何运用3P法则。接下来一步就是转移注意力，将重心转移到女儿这里。
第三个P：得出正确的观点。沙哈尔老师想到，一年之后，上课之前没有做好准备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讲很重要吗？上课前只能看一遍教案，而不是两边，所以本来可以达到95%效果的课只能达到90%，这很重要吗？当然不是。
通过这三个步骤看，沙哈尔老师轻松地说服了自己，好好地享受现在，多陪女儿一会儿。心里非常放松，非常平静。
这个技巧操作简单，而且快捷实用。它所起到的作用更像是丸药，经历困苦的时候应用它，应用的次数越多，它的起效就越快。
幸福麻醉药
“现在积极心理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关注的地方都集中在了颈部以上。”马蒂老师一语中的地说，“但是人们出现状况的部位恰恰都是在头部以下。”
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蒂邀请沙哈尔老师来到他的家里做客。马蒂老师家有个著名的玫瑰花园，之前沙哈尔老师只是在书中读到过，这一次有幸能够身临其境，亲自坐在花园中，与马蒂老师一起畅谈积极心理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沙哈尔老师也小有兴致地将自己的课堂教学心得与马蒂老师分享。
当谈话进行到了一半的时候，马蒂停了下来，问沙哈尔老师：“你是否想过，如今积极心理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沙哈尔老师连忙请教，同时掏出了自己的笔记本。
“现在积极心理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关注的地方都集中在了颈部以上。”马蒂老师一语中的地说，“但是人们出现状况的部位恰恰都是在头部以下。”
沙哈尔老师连连点头，领悟到了马蒂老师所讲的话，自有一番深意在。
马蒂老师是积极心理学的带头人。当年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认知心理学。他的视线永远都站在了最前端，是他首先涉入积极心理学这个领域。认知心理学主要关注的就是颈部以上的内容，当人们都在热衷于研究认知心理学的时候，马蒂又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人们应该多关注颈部以下。
这次愉快的经历给了沙哈尔老师许多的启发，使沙哈尔老师研制出了一种“很棒的麻醉药”，并将其推荐给同学们。
这种麻醉药叫做“幸福麻醉药”，有以下的功效：它会让人感觉非常好，使人的自尊心得到大大的提升，使人信心大增，大大提高自尊度。甚至说，服用了这种药会使人变得更加聪明，同时散发出更多的魅力！
不是危言耸听，这些都是经过了研究证实的，的确会对人起到良好的作用。
服用这种“幸福麻醉药”，有百利而无一害，绝对一丁点的毒副作用都没有，甚至会在人体中产生很多积极的“副作用”。
放心好了，这种药绝对是安全合法的，没有人会怀疑你突变得如此厉害。
更好的消息是，这种药居然是免费的。
奇怪吧，究竟是什么药，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
沙哈尔老师揭开了谜底，这并不是一种药，而是多种药的混合，配方如下：
1．30分钟的体育活动，每周四次；
2．最少15分钟的专心训练，每周6-7次；
3．每天8小时左右的睡眠；
4．每天至少12个拥抱，当然这个多多益善。
沙哈尔老师信誓旦旦地说：不论任何人，只要是服用了这种药，保证会有很大的收获，即使不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益处，也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益处。
运动不是奢侈，而是需要
当沙哈尔老师第一次看到这项研究时，他对自己说“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运动的效果跟服用抗抑郁药的效果完全一样。”
美国著名的医学家约翰·卡博尼写了一本很好看的书叫做《生活的四大灾难》，他本人对行动医疗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认识到了人不能把健康单独视为身体的，当然也不能单独视为思想的，因为身体和思想本身紧紧相连和不可分割的。
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身体与精神二者是分开的，治疗就如同修理机器一样，只是关注身体，而与精神完全不相关。直到17世纪的西方，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一直都是主宰的力量。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大批的学者开始反驳这个观点，著名的有约翰·卡博尼、赫伯特·本森、艾伦·兰格等等，这些心理学家和医学家为人们指明精神与身体的相关性，提出了如何建立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精神有助于身体，而身体也有助于精神。今天的人们减少了很多身体上的运动，越来越多的人用各种奢侈品来代替他们做体育运动。
沙哈尔老师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以色列长大的经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城市里很安静，街上都没有孩子，但是到了下午四点，就有人在街上大喊“来啊，踢足球啦”或者喊“玩捉迷藏啦”，然后很多小孩子都跑出来。除非是被妈妈喊回家去吃饭，否则的话这些孩子们会一直在街上玩个不停。
但是现在，以色列的下午四点钟，孩子们都在做什么呢？大家没有下楼去踢足球或者是到处乱跑，而是继续盯着电脑，或者是看电视。不仅在以色列，全世界的孩子恐怕都在以这样的形式来打发时间。无论是从身体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这些孩子都要为久坐不动付出巨大的代价。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抑郁程度已经增长了10倍，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人们停止了锻炼，也就没有更多的机会挥洒自己的体力和精力，更不要说久坐不动对身体产生的负面影响。
沙哈尔老师说到：运动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需要，就好比每个人都需要氧气，需要维生素，需要碳水化合物一样。当人类不能够满足这个需要的时候，就如同没有满足维生素、蛋白质的需要，那将要在身体和精神层面付出代价。
物质的极大丰富使人们变得很懒惰：到了吃饭时间，不需要自己开火，只要打一通电话，外卖就送到眼前了；不需要下车去打开车库门，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好了。总之，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都变懒了。现在的这种生活，是100年前王室的贵族都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变得如此之方便，人类最终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约克大学医学院的迈克尔·巴比艾教授和他的同事共同完成了一个研究项目：他们选取了几百个严重抑郁症患者，有些患者还伴有许许多多的并发症，诸如饮食失调、情绪低落、焦虑等等，甚至有人曾经尝试过自杀……总之这些人的状况很糟糕。迈克尔教授把这些人带到了实验室，随即分成了三组：第一组是运动组，第二组是服用药物组，第三组既要运动又要服药。研究人员所选的是药性很强的抗抑郁药，要求这些人每周运动三次，每次做30分钟的有氧运动。接下来，研究人员对这三个小组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跟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三个组中的每一组，超过60%的患者四个月之后的抑郁症有明显好转。三个组的人只有一个区别，就是第二组运动的人需要更长时间去克服严重抑郁。相比来说，第一组需要10天左右，但第二组需要一个月。但是在他们正常之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也就是说，三组达到了相同的效果。
通过这个实验带给人们一个深思：缺乏运动是不是导致抑郁症的根源呢？
当沙哈尔老师第一次看到这项研究时，他对自己说“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运动的效果跟服用抗抑郁药的效果完全一样。”这项研究也使沙哈尔老师更加坚信一个观点：当我们被迫成为久坐不动者，长时间坐在电脑旁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能满足一个需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