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是我国第一位电视男播音员，他1960年2月12日走进北京电视台大门时，刚满18岁。这一年的2月16日到4月18日，他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突然接到回台的调令。4月22日，他接到一项新的任务，当天新办公地点启用，沈力在新演播室播音，他被指定在老演播室做“备份”，万一新演播室出现技术或电路故障，图像就会切换到老演播室，由他顶替上去。
那天傍晚，赵忠祥手里也拿着一份和沈力手中一模一样的稿件，并且早已把稿件背熟了。当时，他虽然也在镜头前，却丝毫不紧张。
因为他和其他值班人员一样，认为新演播室不会出问题，根本用不上他们。
晚7时，电视播出开始了。开始曲奏响，标识播出，随后沈力出现在屏幕上开始播音。可是突然间，只见荧屏上一阵雪花纷飞，黑白道乱滚，沈力的图像消失了。赵忠祥大吃一惊，正在想着是谁这么讨厌，挡在画面上，还侧着头不知在干什么，可是不到两秒钟，他突然醒悟到，那图像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侧面。他立刻转向镜头，开始学着沈力的样子开口道：“各位观众……”话还没说两句，突然间摄像机上的红灯熄灭了，他侧身看看监视器，沈力又笑容可掬地播音了，一切又归于平静和正常，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就是赵忠祥第一次出镜，来得突然去得迅速，就露了一小会儿，还是个侧脸。
赵忠祥正式播音后，他举止沉稳大方，嗓音浑厚悦耳，很快获得了电视观众的肯定。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设备很简陋，没有录像机和同步录音机，一切都要靠人力，靠手工，节目也只能直播。每天下午开始对画面，赵忠祥和音乐编辑都要钻到一个小放映间去放映事先编好的影片，配解说词和音乐。赵忠祥要一面看镜头，一面念稿子，要把解说词一段一段地对到镜头的解说点上。每天晚上7点钟，全体播放人员都必须准时到位，编辑要与放映员配合，以最快的速度准确地装好胶片，时间一到立即启动开关。当时的画面要先用放映机投放到银幕上，再用摄像机摄取，播放出去；在画面播放出去的同时，音乐编辑要把事先准备好的音乐效果同步放出去；播音员则在播音室，看着画面配解说词，各个环节必须有条不紊，一点儿差错也不能出。
年轻时期的赵忠祥练播音基本功非常刻苦，他日复一日地背稿，强化自己的记忆力，很快胜任了工作。1960年10月1日国庆节，沈力和赵忠祥承担了天安门广场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的播音工作，取得了成功。
吕大渝，少年时因气质好、容貌美，获得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外国元首敬献鲜花的殊荣。10岁那年，她参加了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拍摄，片中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一直传唱至今。
1960年，16岁的吕大渝在众多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叩开了北京电视台的大门，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
1970年以后，北京电视台又调入刘佳、李娟、邢质斌，电视播音员增加到6人，播音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六、电视机对大多北京人来说是稀罕物
1958年5月，北京电视台试播时，北京只有50台左右电视机，数量很少。当年，我国从前苏联进口了一批“红宝石牌”和“纪录牌”
电视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投放市场。1959年9月底，国营天津无线电厂仿照前苏联的“旗帜牌”电视机，生产了最早的一批“北京牌”
电视机。1960年，上海开始生产主要以进口零件组装的“上海牌”电视机。国产电视机主要以手工生产为主，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北京市民的要求。
五六十年代，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北京人心目中的“三大件”，电视机在北京和全国都属于奢侈品和稀罕物儿。据记载，到1961年，全国的电视机才突破1万台，北京最多也不过几千台。除了产量少外，当时电视生产还没有完全实现国产化，关键的部件要靠国外进口，因此价格偏高，买一台进口电视机至少要1000多元，而一台国产14英寸电视机也要700多元，这对当时北京大多数月收入只有100元左右的普通家庭而言，除去吃喝零用，根本买不起电视机。人们即便买得起，也未必用得起，这些电子管的电视机，耗电量大得惊人，电费高让人难以承受。所以，有条件的人在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集体收看电视节目；没条件的、看不到电视的，人数也不少。
当时，在北京还一度出现过一种买票看电视的场所。电影院的电影票一角五分钱一张，这种场所的电视票只要五分钱，可以从电视节目开始看到结束，很有竞争优势。买票看电视的人一般都是把电视当成了娱乐工具，他们主要是奔“正片”而来，目的是观看节目中压轴的故事片或戏剧转播。
尽管如此，北京的电视观众都看得津津有味。那时，谁家要是有台电视机，晚上窗户外边准趴着不少大人、小孩往里边观看。遇到这种情况，主人热情点的都会打开门，请大家进屋看电视。开始时，街坊邻居还有点不好意思，时间长了，每晚不请自来，堂而皇之地进门找座，就像走进电影院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找主人聊天来的，实际上是奔电视来的。
在一些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电视通常都摆放在餐厅、礼堂、会议室、大厅等比较宽敞的地方，一般都做个电视柜，平常用锁锁起来，钥匙由专人保管，电视机由专人操控。每天傍晚有些家属和小朋友，早早地就跑到电视机前占座去。五六十年代北京只有一个电视频道，因此，电视机打开能从头看到尾，不用担心大伙因换频道发生争执。当时，有不少人把电视称为“小电影”，看电视也不习惯亮着灯看，还像在电影院里一样，黑着灯才看得舒服。观看中，如果有人打开房间里的电灯找人或找东西，就会受到观众的大声呵斥：“嘿！
把灯关上，积点德好不好！”
称电视为“小电影”，还因为早期电视节目中，电视台自办节目较少，除了播出少量新闻和纪录片外，主要播出戏剧和电影。这些影片在电视中经常重播，人们仍然百看不厌，遇到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如解放军开始反攻了，或坏人被打得逃跑，有些小观众也像在电影院里一样，兴奋地鼓起掌来。
五六十年代，观众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有国际新闻、纪录片、电影片和体育节目。电视播出的巨大成功应该首推1961年4月，北京电视台对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转播。在那段日子里，每到傍晚北京的每台电视机前都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有些单位干脆把电视机抬到院子里或操场上观看。人们的双眼随着银球转动，心随着银球跳动，电视把人们的心凝聚在一起了。
七、寻求突破——制作第一部直播电视剧
初创时期，北京电视台自拍节目很少，电视播出主要靠电影和戏剧支撑。这时，作为北京电视台实验台筹备处副主任的胡旭，凭借自己搞过戏剧、电影，又干过10年广播的经历，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尝试利用电视的手段，创作一种像舞台剧那样的表演，像电影那样分切和组接镜头，又像广播那样传播出去的戏剧形式呢？在这种创作冲动和朴实大胆想法的驱动下，他和导演梅芊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58年6月15日，即北京电视台试播后的一个半月后，直播了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
这部电视剧诞生在北京电视台高不过3米，面积仅有60平方米的演播室里。该剧是由陈庚根据许可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曾经在广播电台播出，在舞台上演出过。
《一口菜饼子》有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分童年和成年）四个角色，由五个演员扮演。全剧共三场戏、两个景，播出过两次。
1958年6月，第一次播出在广播大楼西侧四楼的一间小演播室，使用两台摄像机；第二次播出是1960年，在新建的600平方米演播室，用三台摄像机。由于当时没有录像设备，两次播出都是直接播出，没有留下录像片，因而这时期的电视剧被称为“直播电视剧”。
这个剧直播时，采取第一人称的串讲方式贯穿全剧。剧中的姐姐，即是角色的扮演者，又是串讲人。这种由串讲人引导观众进入剧情的形式在当时的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电视剧中很盛行，被认为是一种播出效果比较好的形式。
第一次直播这部电视剧时，好似一场高度紧张的“多兵种联合作战”。在60平方米的演播室里搭了两个小景，架上几台照明灯，竖起了“吊杆”话筒架，再加上两台没有变焦镜头的、笨重的摄像机，拍近景时，要把摄像机推到演员面前；拍全景时，又将摄像机移到离演区较远处。一场戏拍完，折腾得摄像师大汗淋漓。同时，该剧采取现场录音，场内不准出一点杂音。只要导演一按播出电钮，指示灯一亮，拥挤狭小的演播室马上行动起来，演出的、拍摄的、录音的、拉线的各司其职，既紧张，又有秩序。拍摄的图像信号和伴音信号被传送到导演控制室。导演在控制台上，眼睛盯着几台监视器上的图像，耳朵听着话筒传来的伴音信号，按照镜头本，指挥图像的组接，连续播映出去。
继《一口菜饼子》之后，北京电视台又直播了电视剧《党救活了他》。这部电视剧是根据1958年9月3日，报纸上报道的上海钢铁厂优秀工人邱财康，因抢救国家财产被严重烧伤，上海广慈医院的医护人员奇迹般地挽救了邱财康生命的事迹创作的。该剧连夜投入紧张排练，从选题到正式播出，只花了30小时左右，第二天就和观众见面了。这部戏的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从1960年到1966年3月，电视剧仍然采取直播方式。在题材上，力求对社会生活进行较广泛的开拓；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例如，根据柯岩同名独幕话剧改编的电视剧《相亲记》，是一部歌颂新社会、歌颂服务行业新面貌的喜剧。这部电视剧播出后，对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影响很大，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号召首都的服务员认真收看这部电视剧。田汉带领戏剧家协会的有关同志到电视台开座谈会，称赞电视剧是“文艺的轻骑兵”。
直播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后，导演胡旭在回忆中这样概括电视剧的诞生：
几乎与中国电视诞生的同时，电视剧就以它独特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可以说电视剧是伴随着电视的出现“应运而生”的一种戏剧艺术，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必然而非偶然，我敢断言，如果我们不搞，过不了多久，肯定有人会搞，如果第一个电视剧不是《一口菜饼子》，也一定会有个什么别的戏成为第一部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