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京前，孙、黄联合袁世凯、黎元洪发表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八条大政方针。四大巨头捐弃前嫌，调和歧见，对内以安人心，对外昭告列强，于外交承认和金融贷款都是利好消息。
黄兴顶着“汉粤川铁路总办”的头衔南下，逢人便赞袁世凯忠心谋国，劝新闻界不要再诽谤国家领导人。
孙文更是直言不讳道：
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与旧手段，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深感其人可倚的袁世凯投桃报李，特命国有交通银行垫付了孙科（孙文独子）及其妻的留学费用，并下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文热情接待，聆听教导。
望治心切的国民再次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自我安慰说改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而老辣的读者，却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摩出另一条信息：全面左转的时代，正步步逼近。
很好理解。试问原本互相提防的孙文和袁世凯怎么就一见如故了？靠袁的个人魅力？可惜搞政治不是谈恋爱。
事实是，孙文在关系上跟宋教仁更近，但在政治主张上则同袁世凯一拍即合。
按照他在《革命方略》里的设计，欲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分别实行“军政”和“训政”，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开明专制。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他来做这个威权领袖，但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连袁世凯都开不好这艘刚改装过的旧船，自己就更搞不定了。
因此，孙文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袁，谆告国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而他不愿当国民党的党魁，亦有此考虑。
其实，共同纲领只字未提议会制度，第六条却明白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已完全说明问题。
站在1912年的丁字路口，面对纷纷攘攘的时局，左转之人，不乏精英。
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成整齐严肃之治”；云南都督蔡锷也抨击《临时约法》，主张造就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李烈钧，虽不满袁世凯，却同样不愿国会操立法之权。
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用血的教训昭告世人：但凡专制，不论个人专制还是政党专制，失去了制约的力量，盲目寄希望于它开明，只能是与虎谋皮。
既是专制，就永远不可能开明。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民国
右转的道路上，只剩形单影只的宋教仁。这条荆棘密布的路，只留给寒冬夜行人。
为了尽快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普通党，宋教仁不得不迁就其他四个党，将男女平权的主张删去，结果激怒了同盟会首个女会员唐群英。在一次公开大会上，她冲到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耳光。
多疑不如独决。真正的先驱，从不渴求世人的理解，动摇自己的主张，正如宋教仁至死都未尝怀疑内心所坚持的信仰：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他不顾孙文的劝阻，摩顶放踵，奔走呼号，于中华民国的正式国会召开之际，在南中国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宋教仁旋风”。
武汉。
宋教仁的演讲万人空巷：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权力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因此，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活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只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其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便能够求其贯彻了。
一开始，宋教仁的心态是很平和的，经常教育同志们“如能实现政党内阁，纵使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低调是高调者的权力。能如此释然，盖因国民党独孤求败，胜券在握，除了共和党偶尔发发杂音，基本天下无敌。
不过，前提是那个人不回国。
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复出当内阁总理时，就曾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抛出橄榄枝，电邀其回国出任司法部副大臣。
梁启超没接招，但同袁世凯开始了频繁的电报往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理财治兵，我不如袁；引导舆论，袁不如我。因此，若双方推心握手，则天下事大有可为。
1912年的冬天，千呼万唤中，梁启超衣锦还乡，成为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在京十二天，赴会十九次，总统府设宴，各部总长作陪，一时风光无限。
国民党天天派人拉梁启超入伙，让他当理事，但跟同盟会积怨已久的他一直不为所动，还在给女儿的家信中轻蔑道：“彼必愤愤，然亦无可奈何。”
人回来是要当党魁的，目标就是共和党。
作为立宪派的大本营，共和党奉黎元洪为理事长，囊括了张謇、伍廷芳和章太炎等社会贤达，但独缺一个像宋教仁那样的精神领袖，缺乏凝聚力。
在袁世凯的暗中支持下，梁启超着手改组共和党，以便同国民党一决雌雄。
最让宋教仁崩溃的是，梁启超居然要剥夺国会的宪法起草权，主张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大政党推荐人才，在总统府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制宪，还美名其曰“仿照美国开国的先例”。
被《临时约法》折磨得想跳楼的袁世凯当然举双手赞同，却把宋教仁气得吐血。
危机感与日俱增的他开始在演讲中猛烈抨击袁世凯：
现接到各地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极其顺利。袁世凯见此情形，一定忌惮得很，一定会想方设法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也不用惧怕。将来他若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行为，便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真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也不迟！
各种犀利之词，以剪报的形式汇集到一起。袁世凯看完后不禁皱眉道：“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春，选战正式打响，国民党攻势凌厉，狂踩共和党，大获全胜，在国会参众两院（其中参议院每省十个名额。众议院则根据各省人口多寡，每80万人选众议员一名）共计八百二十个席位中夺得近四百席，组阁已无悬念。
作为第一届国会，距清廷的九年预备立宪提早了五年；同日本明治维新用了二十二年才召集国会相比，更是神速。
而泥沙俱下，也就无可避免了。
一个叫吴宝璜的农民向媒体爆料，说共和党骨干汤化龙曾派人找过他，许诺只要投汤的票，当选后即赠送三百银元的酬劳。自己依言而行，汤化龙也选上了议员，结果之前向他画大饼的那人瞬间杳无音讯。
类似的新闻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但该案被证实是国民党诬陷汤化龙的苦肉计，目的就是扳倒梁启超的这位政治密友。
按照《临时约法》“国会里的多数党自然组阁”的规定，总理的位子，宋教仁手到擒来，赵秉钧只有回家卖红薯的命。
并且，万能的《临时约法》还规定，正式大总统由国会制宪后根据宪法选举产生。
问题是国会已被国民党占领，真要投票，袁世凯可能也得回家抱孙子。
而宋教仁的举动恰恰坐实了这一可能。
国会召开在望，报纸上却风传一则劲爆内幕：国民党准备排袁举黎，在正式总统的选举中推黎元洪为候选人，将袁世凯淘汰出局。
虽说民初的媒体享受了空前绝后的言论自由，经常耸人听闻，但这条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站在宋教仁的立场，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个人意志都太过强烈，让他们当总统，只会实行开明专制，破坏自己“政党内阁”的政治蓝图。
而黎元洪至少看起来比较憨厚，懂得发扬民主，将其调离湖北老巢到北京来当总统，显然有利于内阁制的推行。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教仁信心十足，在杭州登山时临风赋诗道：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其人虽已殁，百年有余情
束手待毙向来不是袁世凯的风格。
他电召宋教仁进京议事。
3月20日晚10点半，上海火车站。
所有人都以为宋教仁此行多半入阁拜相，故送行者众。除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文外，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和廖仲恺等国民党政要几乎悉数到场。
列车鸣笛待发。
检票口前，宋教仁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转身正要上车，但闻“砰”的一声，从月台的水泥柱边飞来一颗子弹，正中其右腰。
宋教仁惊呼：“我中枪了！”向前踉跄两步，倒在栏杆边的铁椅上。
众人还在错愕，又是两声枪响。
循声望去，只见一身形矫健的矮个子正向站外飞奔。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一面高喊抓刺客，一面将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
由于弹头抹毒，伤势沉重，拖至次日凌晨4点，宋教仁不治身亡，年仅31岁。
临终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挣扎着口述了一封给袁世凯的“遗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