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山顶，俯瞰着下面的一栋房舍。周围满是灌木丛，所以我并不显眼。
我不知道自己期望看到什么景象。房子被烧毁？停在车道上的轿车？散坐在红木野餐桌旁的一家人？荷枪实弹的警卫？
我看到房子的屋顶应该换些新石瓦，院子里的草也早就恢复了野生状态。这栋房子仅仅破了一块后窗而已，这让我颇有点惊讶。
看来，在我心中，这地方本该一片废弃荒凉的样子。
我把上衣铺在地上，坐下来，点起一根香烟。方圆数里内再无其他房舍。
这以前，我花了一周半的时间，用剩下的钻石换到将近七十万美元。接着我们离开安特卫普，来到布鲁塞尔，在马车与面包大街的酒吧里泡了几个晚上，直到我想找的人和我接触为止。
亚瑟对我的要求感到非常不解。此人身材瘦小，满头白发，留着整齐的小胡子，是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牛津大学毕业生。我刚刚说了没两分钟，他就开始摇头，不停地用货物运输问题打断我。毕竟他不是巴兹尔·扎哈罗夫爵士，当一个客户的计划听起来太过天真时，他确实会有所担心。如果货刚出手没多久就捅了篓子，那也会给他带来麻烦。亚瑟似乎觉得这批货早晚会把他自己牵扯进去。出于这个原因，在谈到发货问题时，他显得特别热心。他很在意我的运输计划——因为我似乎完全没有什么计划。
在这种军火交易里，通常都需要一张最终用途的证明书。这东西基本上就是一纸公文，确认X国定购了这单生意中涉及的武器。你需要有这东西才能得到武器生产国的出口许可。这保证了军火交易表面上的合法性，就算货物刚出国境就被转运到Y国也无所谓。想得到这个文件，一般的手段是买通X国的某位驻外使节——如果他在本国国防部里有些亲朋好友就更好了。这东西要价不菲，而且我相信在亚瑟的脑袋里，肯定有一张现行费率的清单。
“但你怎么把它们运走呢？”他继续问，“你怎么把它们送到需要的地方？”
“这个问题，”我说，“不关你的事，有我操心就行了。”
但他仍在摇头。
“这种事想抄近路可没好处，上校，”他说道（多年前我们第一次相遇时，我是名上校。至于为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一点好处没有。在这儿省几块钱，你可能会弄丢整批货，而且还会卷进真正的大麻烦。对了，我可以通过某个刚成立的非洲国家帮你把这事搞定，价钱非常合理……”
“不用，你只要帮我搞定这批武器就行。”
我们谈话时，胡须火红的加尼隆就坐在一边喝啤酒，和往常一样面目阴沉。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迎合地点点头。加尼隆不会讲英语，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谈判进行到了什么阶段，说实话，他也不在乎。但他遵照我的指示，不时用塔瑞语向我发问，我们会用这种语言进行片刻毫无内容的交谈。这纯粹是使坏。可怜的老亚瑟在语言方面造诣很深，而且他很想知道这批货的目的地。我能感到每次我们谈话时，他都在努力辨识着这种语言。最后他开始点头，就好像听懂了似的。
又经过几轮谈判，他探过头说：“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我敢肯定他的人能负担得起这笔保障金。”
对我来说，这误解本身几乎就值证明书的价钱。
但我还是说：“不。相信我，一旦我拿到这批自动步枪，它们就等于从地球上消失了。”
“好手段，”他说，“那么，就当我也不知道该去哪提货吧。”
“这无所谓。”
“自信是件好事。但蛮干……”他耸耸肩，“如你所说，这是你的问题。”
接下来当我谈到弹药时，亚瑟终于确信我的脑子出了问题。他直勾勾地盯了我好长时间，甚至连头都不摇了。我花了整整十分钟才让他开始阅读具体规格。直到这时，他才一边摇头，一边嘟囔着银弹头和惰性火帽的问题。
但最终的仲裁者——现金，说服他照我的吩咐行事。步枪和卡车完全没有问题，他这样对我说，但说服一个军火商制造我所需的弹药，价钱可不便宜。他甚至不敢肯定能否找到愿意干的人。我告诉他钱不是问题，这似乎让他更加沮丧。既然我能负担得起古怪的实验性弹药，那一张最终用途证明书不更是小钱吗？
不，我告诉他，不！按我的意思办，我提醒亚瑟。
亚瑟捋着胡子，长叹一声。接着他点点头。很好，事情将按照我的意思进行。
不用说，他要了一笔高价。我在别的事情上都理性十足，但钱这种小事我无所谓，就当偶尔发发神经好了。这笔买卖上的种种分歧肯定让亚瑟心烦意乱，他显然已经决定尽量不在这桩充满麻烦的生意里陷得太深。他很配合地抓住了我甩出来的每个机会，把自己剥离出这个项目。一找到弹药生产商——一伙瑞士人，他就心甘情愿地让我和他们直接联系，然后洗净双手，只留下钞票。
加尼隆和我用假护照来到瑞士。他现在是德国人，而我是葡萄牙人。我不太在意护照上写的是什么国家，只要伪造得够好就行。但我觉得德语是最适合加尼隆学习的语言，反正他必须学上一门，而德国游客似乎总是遍布全球。他学得很快。我还告诉他，如果有任何真正的德国人或是瑞士人问起，就说自己是在芬兰长大的。
我在瑞士花了三周时间，才对这批弹药的生产质量控制表示满意。就像我猜测的一样，在影子地球上，这种粉末处于绝对的惰性。我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确定出火药的配方比例。银价自然很高。也许我有点过分谨慎了，但安珀有一些最好用纯银来对付的东西，再说我也负担得起。更何况除了黄金以外，还有什么子弹更适合一位国王？就算我用一枚银弹为艾里克收场，也不会有人认为我犯了让篡位者享受君主待遇的罪行。原谅我的任性吧，哥哥。
此后，我让加尼隆自己去放松一段时间，他现在正以真正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风格，全身心地扮演着旅客的角色。我看着他跑去意大利，脖子上挂着相机，眼神懵懵懂懂。而我则飞回了美国。
回？对。我曾在这个山坡下这所破败的房舍中住了将近十年。当我遇到那场引出整个故事的车祸时，正是驶向这栋房子。
我点燃香烟，端详着这个地方。我上一次离开时，它还算不上破败。我过去一直让它保持着良好状态。这地方的款项已经全数付清。六个房间，外加可以放两辆车的车库。周围还有六英亩地，将整个山麓囊括在内。我通常一个人住在这儿。我喜欢它，花了很多时间泡在工作室和书房里。我想知道森义昌的木版画是否还挂在书房。它的名字是《面对面》，表现了两个殊死搏斗的武士。如果能拿回它就好了。但我想，它恐怕已经不在了。至于所有还未被偷走的东西，很可能都已经被卖掉，以补缴税款。我想纽约市政府会这么干的。说实话，这房子还没住进新的人家，这本身就已经让我很吃惊了。我就这样注视着它，好确定没人。该死，我有的是时间。现在我没别的地方要去了。
之前，到达比利时后不久，我就联络了杰拉德。我已经决定暂时不和本尼迪克特交谈。如果我这么做了，恐怕他还是会以某种方式直接向我进攻。
杰拉德非常仔细地端详着我。他正站在某个空旷地带，似乎是孤身一人。
“科温？”他问道，然后接着说，“哦，是的……”
“是我。本尼迪克特怎么样了？”
“我在你说的地方找到了他，替他松了绑。他本想立刻出发去追你，但我跟他说，从我见到你到我找到他，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既然你说他一直不省人事，我想这是最容易让他接受的说法。而且，他的马也已经非常疲劳。我们回到阿瓦隆。我留在那儿，和他一起参加了葬礼，然后借了匹马。现在我正在返回安珀的路上。”
“葬礼？什么葬礼？”
杰拉德又摆出那副审慎的表情。
“你真的不知道？”他说。
“如果我知道，妈的，为什么还要问？”
“他的仆人都被杀了。他说是你干的。”
“不，”我说，“不！这太荒唐了。我为何要杀他的仆人？我不明白……”
“他回家时仆人们没有出来迎接，所以没过多久本尼迪克特就开始寻找他们。结果，他发现这些人已经遇害，而你和你的同伴却消失了。”
“这么说来确实很像，”我说，“在哪儿发现的尸体？”
“被埋起来了，但不深。就在屋后花园外面的小树林里。”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最好先别提我知道那个荒坟。
“但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会以为我能做出这种事？”我辩解道。
“他很困惑，科温。现在更困惑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你有机会却不杀他；也不明白你本可把他扔在那儿不管，却把我叫去。”
“我们搏斗时，他一直说我是凶手，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但——你告诉他我说在阿瓦隆没杀任何人了吗？”
“当然。一开始他只把这当成无力的狡辩。但我跟他说，你听起来很真诚，而且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我想你坚持抗辩的态度让他有点动心，他曾多次问我是否相信你。”
“你信吗？”
他垂下眼帘。
“该死，科温！我该信什么？我是半途卷进来的，我们都已经那么久没见过面……”
他迎上我的目光。
“我还有些问题要问。”他说。
“什么？”
“为什么你叫我去帮他？你拿了一整套牌。你可以联系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我说。
“不。我要听答案。”
“很好。你是唯一值得我信任的人。”
“就这么简单？”
“不，本尼迪克特不希望自己的下落被安珀知晓。据我所知，你和朱利安是仅有的两个肯定已经知道他下落的人。我不喜欢朱利安，也不相信他。所以我找到你。”
“你怎么知道朱利安和我清楚本尼迪克特的下落？”
“不久前，当你们在黑路遇到麻烦时，是他伸出援手。而且他留你们住下，直到复原为止。这是黛拉告诉我的。”
“黛拉，黛拉又是什么人？”
“是一个孤女，她的双亲曾为本尼迪克特服务，”我说，“你和朱利安出现的时候，她也在场。”
“你还送了她一只手镯。你把我召唤到那条路上时，也提到了她。”
“没错。有什么问题？”
“没有，不过我不太记得她了。告诉我，你为什么离开得那么匆忙？你得承认，这看起来像是个罪人的行为。”
“是的，”我说，“我有罪，但与谋杀无涉。我去阿瓦隆是为了取得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我拿到了，所以就拍拍屁股走人。你见过那辆马车，你也看到那上面有批货物。我在本尼迪克特回来前离开，只是不想回答他可能提出的有关这批货的问题。妈的！如果我只是想逃跑，怎么会一直把货车坠在屁股后面？我会骑马，轻便又快捷。”
“那马车上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