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替代微博，可能是新技术媒体的用户偏好，也可能提示公众政治参与的冷感和公民心态的萎缩。
近来微信朋友圈里传言满天飞，有点像“文革”末期的“小道消息”。邓小平曾在1978年警示说：“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所谓“舆论”，主要是民间意见，是对政府施政的评估反馈。网上舆论工作，以正面引导为主。新闻宣传和思想工作只能站在群众中间，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不宜站在群众对立面。
既然互联网是对话平台，就要克服消极防范心态、本领恐慌和管治焦虑，学习和提高对网络新媒体的运用驾驭能力。在疾风暴雨式的互联网专项治理后，网上舆论工作将进入专业化、精细化的舆论博弈阶段。从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来，政府出重拳弥补前些年互联网管理的缺位是非常必要的。但从长远看，互联网“自媒体”舆论的治理，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革一样，仍需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政府这只奋发有为的“看得见的手”之外，不妨充分激发和调动市场机制和网络社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鼓励网络社区的自治，鼓励网民的道德自律，鼓励网民特别是“意见领袖”增强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政府在互联网上，不仅要作为管理者出现，也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现在，“微博国家队”正在做大做强。迄今已有24万家政务微博，数百家党报、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微博，积极发声，引导舆论。而且，“国家队”正在从微博前进到微信和新闻客户端。
对于依宪治国、公民社会等前沿敏感问题，还需要严肃探讨。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这是中国官方的一贯方针。更为彻底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需要水到渠成，不能操之过急，但不能因此拒绝未来的变革选项，重新挑起不必要的意识形态论战，冷了党内外相当一部分人的心。
党内一位高级干部诚挚进言：当下中国的主要矛盾并未改变，特别是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更为重要，严重影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互信的腐败等问题更为重要。这就决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变，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策略不能变。一些人有意无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意识形态争辩，如果不是出于对既定话语的迷恋、对自己一生得益于此道的迷恋，那起码是对大势研判的糊涂。说一千道一万，现实问题不解决，意识形态的苍白争辩只能越争越混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互信只能越来越低。
2013年打击网络谣言以来的一些大V案将进入司法程序。这些案件将成为涉网普法的经典案例。法院在审理中特别需要厘清法律边界，互联网是否“公共场所”，如何界定“网上寻衅滋事”罪，希望审慎裁量，恪守法治精神。这关系到互联网的兴衰。
网络知识分子：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提出网上出现了一种“新意见阶层”，即关注新闻时事、表达意见的活跃网友，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
今天依托于新技术媒体，依托于市场经济，出现了一批特殊知识分子，即自由撰稿人，网络“意见领袖”，网站管理员，“自媒体”版主，媒体微博、机构微博的运营者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意代言人，对政府陈情，但又经常放大某些超越现实可行性的偏激诉求。
网络知识分子的出现，不会因为政府喜欢或不喜欢而消失。早在1944年，学者就发现舆论传播是一种“二级传播”，新闻事实首先作用于“意见领袖”，然后才影响到公众。这种现象在互联网平台上更为突出。企图变“二级传播”为官方媒体对公众的一级传播，只能是一厢情愿。
他们大都属于体制外人士。其中有“无良大V”，借互联网暴得大名或“增发”了知名度，如果他们的言行逾越法律的边界，也不能因为公众人物的光环而逃避惩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网上直言进谏的，不少人有一颗赤子之心。客观评估他们的建设性和合作精神，加强对他们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是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帮助网络知识分子准确把握国情，理解公共治理和社会转型的全部复杂性，增强言说的分寸感、责任感。做官民之间的桥梁和润滑剂，倡导对话而不是对抗。
建议包容和支持一些活跃网友在报纸、杂志、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理性发声，鼓励他们回归社会主流，避免“场外”心态。越是边缘化，越容易激进化。
再如，2013年重提50年前的“枫桥经验”，有网友担心这是“左”的做法卷土重来。其实，在1963年，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浙江诸暨市枫桥镇恰恰是在尝试用柔性的手法治理基层。为“四类分子”摘帽，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谈到“枫桥经验”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出：把“脚板走访”与“网络对话”结合起来，加强民生服务网站、政务微博、民生微信、民情QQ群等建设，为党和政府体察民情、化解民忧提供新渠道，为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供新平台。
体制内语言的旧瓶装新酒，是对前些年“刚性维稳”的某种策略调整，正是知识界网友所呼吁的。网络知识分子对于政府的改良诚意和点滴进步，不妨多包容、多鼓励，官民互动才会走向正循环。
第二，媒体特别是媒体微博，微博、BBS、微信等“自媒体”的网站方，要为网络舆论把好关。
在东莞扫黄舆情中，一些都市报微博跟着起哄“东莞挺住”，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凯迪社区网友“我从火星来”认为：即便放眼全球，色情业也是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无论诉求多么多元，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是非评判标准也应该是始终明确的，不能因为个人的情绪或者固有的偏见，导致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美丑不明。
党管媒体，在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中，形成了完整的管理流程。党和政府的意志如何有效传递到新媒体，传递给微博编辑、网站管理员和版主，如何增强这些体制外的网络“把关人”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需要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像司法案件、医疗纠纷、民航事故这类舆论热点，专业性极强，媒体尤须谨慎自敛，不能成为少数“意见领袖”和网络民粹的尾巴，放大乖张逻辑和偏激言论。
在网络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新闻媒体要让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都得到表达，为网上真伪莫辨的信息去伪存真，为网民剑走偏锋的情绪扶正抑偏。专业新闻媒体不能只是跟着“自媒体”的节拍起舞，还要学会主动设置议程，增强有效发声的能力。为此，传统媒体的新媒体部门和“自媒体”站方的从业人员，需要提高职业准入门槛。马航“失联”事件中，我们的一些媒体微博屡屡被一些境外“自媒体”上的谣言“中招”，对马来西亚方面马大哈式的信息发布提不出有力的质疑，只能一味煽情祈祷。而英美媒体却能利用飞机、发动机、海事卫星等民航核心技术信息，倒逼马来西亚政府一步步披露信息。
第三，政府要有包容“不同意见”的胸怀。
不要把网络知识分子视为异类或另类，有必要发展“网上统一战线”，努力做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今天包容“意见领袖”，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敬畏民意。没有民众的意见，何来“意见领袖”？
反对网络暴力，既要制止“江湖暴力”，如网友言语不和便“微博约架”；也要化解“庙堂戾气”，遭遇突发事件和不中听的议论，随意删帖，禁言封号。互联网是中国社会的出气孔和减压阀。上网能减少上访，能减少上街，已成不少地方政府的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春节前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时，诚恳表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有能力反映群众心声、提出尖锐批评的，首先和主要是知识分子，特别是网上活跃的知识分子。在网上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要珍惜网络话语权，“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另一方面，公权力对网络知识分子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一项指标。
近年来，网上出现了一种时髦，就是妖魔化“公众知识分子”，挑唆知识分子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这种反智倾向有客观民意基础，提醒知识分子在互联网话语权走向均等化、大众化的文化平台上，反省自己的话语策略，深切地体谅公众的变革承受力和心理惯性，避免过强的智商优越感和道德洁癖；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听任、默许这种反智情绪，侵蚀作为现代化建设基石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
这关系到体制的弹性和张力。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博弈中，推进决策开放，扩大政治吸纳，可增加决策选项和自我修复能力，从而也为转型期的社会震荡提高安全系数。
舆情监测、舆情应对、舆论引导，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创新的重要一环。希望2014年挤去网络舆论的泡沫，让激越者回归主流，让躁进者重拾从容。左右极端思潮都靠边站，社会认知向中线靠拢，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惟愿为政者以大胸怀、大格局体恤民情，包容民议，化解民怨，实现官民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民意不可违，民心可敬，民气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