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坊郭十等户与乡村五等户的比照坊郭户等也与主客户制有关，但是不像乡村五等户制度那样以主客户划分为前提，而是与主客户制度不规则地结合、掺杂在一起。划分坊郭家庭户等的标准是有无自己的房产，坊郭家庭的房屋主要用于出租谋利，如开德府繁华街道的房屋“每间赁钱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等有力之家；其后街小巷闲慢房屋，多是下户些小物业，每间赁钱得三文或五文”。房主不论获利多少，一概算是主户；无房产靠租房住和开业的家庭，不论财力厚薄，都算是客户。显然，这种划分标准与乡村主客户划分不同，却与唐中叶以前的土户客户划分相似。但是坊郭户中的主客户划分与户等的划分也有明显的区别：有房屋但是仅仅可以供自己的家人居住，没有多余的房屋出租的家庭是主户，只赁得三五文钱的也算是主户；而客户家庭虽然没有房屋，其中有的外来的大商人“经营物力过于主户”若干倍。主客之间的财产差别并无规律，加之坊郭家庭的户等划分主要是为了征派杂税，其次才是收役钱，就不可能像以征派职役差役为主要目的乡村五等户制那样只记主户而不记客户，而是经常把全部住户都划入户等范围之内，如前引欧阳修所说，有只将主户划为十等者，也有主客一并划为十等者。总之，宋代对坊郭家庭中的主客户划分与乡村主客户的划分原则不一样，因为坊郭客户家庭有资产，所以就把客户与主户同样看待了；划户等的时候不论哪种方式，总要包括客户家庭在内（据说还有单独把客户划为五等的，惜笔者未见这方面的资料）。租税户账要开列“坊郭、乡村主户丁各若干，客户丁各若干”，说明坊郭与乡村的统计方式相同；《续资治通鉴长编》逢闰年所记户部户口统计数字时的所谓“是岁天下上户部”的主客户口数，不只是乡村农民家庭，很可能也包括城镇中的坊郭主客户家庭。
划分坊郭户等的时候，不论主客户都全以资产为主要依据，与人丁关系不大。但各等户的具体钱贯标准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具体执行情况各地也不一样。估计与前述定乡村农民家庭的户等一样，中央只规定核算资产的范围和方法，数量标准则由各地自己酌定。
在坊郭十等户中，以前五等为上户，六等以下为下户，“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役钱”，“坊郭第六等以下免”和籴。坊郭户等的上下户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接近市场而悬殊颇大，“坊郭第一等人户中甚有富强数倍于众者，每至官中科率，只例作一等均配，其近下户等极有不易者。今臣欲乞逐州第一等户中推排上户家产，比类次下，同等人户家产一倍以上者定作富强户，三倍以上者定作高强户，五倍以上者定作极高强户”，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另一方面，下户家庭尤其是第九第十等户尽管资产少，但靠小本生意或自身技艺，或自营小铺，每天可以进几文，尚可维持一般家庭的生活水平，不至于像乡村客户家庭那样一无所有。
坊郭中各等民户的资产标准，可以根据有关记载作一大略推论。前面提到的北宋开封首户（出等户）万延嗣“家业一十四万二千贯”；欧阳修说辽州第七等户高荣家业共值十四贯，以卖松明为活；第五等户韩嗣，家业二十七贯文；第八等户韩泌，家业九贯文；第四等一户开饼店的，“日掠房钱六分”，每年获房钱二十贯。在一些偏僻穷县，“其十等人户内有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存者”。一般而论，在大城市中由于贫富悬殊较大，官府对上户家庭盯得紧，对下户家庭则相对宽松些；但是在县镇坊郭中，由于贫富差别相对小一些，加之地方权贵作弊，相应的下户家庭的资产标准就比州府更低一些。这从当时州县镇寨坊郭户等的对比中可以反映出来，文彦博说：“诸州郡坊郭第四等户、县坊郭第三等户、乡村第二等以上户，生计从容”；庆历年间决定“坊郭自第六等以下勿输役钱”；欧阳修说河东宁化军划分“坊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户，内五等以上只十五户，其余六等贫弱之家共有十九户”；徽宗年间规定“坊郭自第六等以下，乡村自第五等以下”免和籴；南宋的时候规定“镇寨城市及第一等、县三等、州第四等者”不得免科配；高宗曾令“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支给免役宽剩钱四千文；卖户帖集军资的时候令“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出一千文将这些资料集中分析一下，坊郭十等户家庭与乡村五等户家庭的大致对应关系可以表示为：
坊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乡村一二三四五（及客户）由于坊郭中的下户家庭资产虽少，毕竟不同于一无所有的乡村客户家庭，所以坊郭七等以下的四个级别都应该与乡村第五等户接近；他们之所以不同于乡村客户家庭，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资产，却可能有一点工具，可以做手艺或小本生意，而不至于直接成为雇工。
三、从耕牛出租看户等之外的宋代客户家庭
两宋时期户等编制之外的客户家庭大约占全体乡村民户的三分之一，从官府征派赋税徭役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无资产无赋税负担的农户；从租佃关系上说，大都属于佃农雇农，以至于在宋代有“佃客”连称的习惯。自战国秦汉以来，佃农就是自己没有土地、需要租地而耕的农民，两宋时期他们在租地的同时还要租牛，宋人称“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谓之客户”，租牛还被排在了租地的前面。租牛而耕成了宋代租佃关系扩大的重要标志，也成了影响佃农客户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
1.客户家庭租牛而耕普遍化的原因
至迟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懂得牛可以由“宗庙之牺”变为“畎亩之勤”，但是直到唐代以前，牛耕主要用于关中和中原一带，南方很少使用；唐宋时期随着南方的开发，牛耕技术也在东南地区发展起来，形成了又一个以牛耕为主的农业经济区域。牛自从成为役畜纳入生产资料的范畴之日起，就必然介入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具体到耕牛出租，至迟在魏晋就已经有了，曹魏的屯田兵士计牛输谷，“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西晋时期将此法推广到屯田的普通民户之中，唐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但局限在屯田的范围内，耕牛出租的普遍化和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在宋代。这与宋代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有关，是由当时耕地面积扩大、垦力相对不足的问题直接导致的。
北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基本完成，东南地区得到迅速开发，并且出现了诸如圩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和山坡梯田之类的与水与山争地的新形式，提高了土地利用面积。有人推算，宋代全国约有耕地800余万顷，虽然与唐代相近，由于宋代版图的缩小，耕地与国土的比数则相对提高了，直到明朝初年也没能超过这个水平。但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中原到边区都存在着大量的荒田闲田，从北宋到南宋，募民垦耕的诏令一直在颁布。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开封府“近者蝗旱相仍，民多流徙，宜设法招诱。满百日不至，其桑土并许他人承佃，便为永业”；《宋史》卷173《食货志》记载说至道二年（996年）陈靖反映，“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2记载，嘉祐三年（1058年）欧阳修等反映“闻今河东路岚石荒甚多，及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威胜以东及辽远州、平定军，见其不耕之地甚多；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唐州闲田犹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淮安古称膏腴，今日独荒秽”。还有《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九记载，宣和十六年（1134年）衡州“频岁丰稔，不减平时，然尚有抛荒之土，未尽耕垦”。直到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仍然称荆襄地区“自靖康以来屡经兵火，地广人稀，不患无田之可耕，常患耕民之不足”。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开垦和耕种的多是沃野肥田，不仅在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中原一带也有相当多的荒田闲田。募民垦耕的诏令之所以解决不了农民缺少土地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普通小农对这些荒田闲田无力开垦。
小农家庭缺少土地的时候可以购买，也可以开垦，官府也鼓励他们开垦这些荒田闲田；但是对于普通的小农家庭来说，他们大都缺乏开垦的能力。据陈旉的《农书》讲，随着耕作技术的日趋精细，生产工具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所谓财力，主要是农耕工具。宋人最为重视的是对土地的深耕，如东南地区治田“深耕熟犁，壤细如面，如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比普通农田高出一两倍；所以在当时耕作所需“财力”之中，“牛最为农事之急务，田亩赖是而后治”，尤其在深耕熟犁时牛是主要的役畜，“农家以牛为耕种之本”。当时官府兴办屯田和募民垦荒，都首先要匹配耕牛，兵士解甲归田时官府常以耕牛相送，灾荒之年保国安民的首要措施也是保护耕牛，如治平年间“河北卤荒，继以地震，民无粮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以耕凿，而其价腾涌十倍。后复以所买牛以元直（原值）卖与，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涣权宜之术也”。边远地区如广西，唐以前虽然也使用牛耕，但每逢春耕之后便宰杀食之，到宋代便改变了这种习俗。当时流传的包拯、张泳审牛的故事，还有种种保护耕牛的神话传说，都反映出耕牛作为耕垦土地的主要役畜，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大土地所有者不仅吞噬大量的膏腴之田，而且将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也聚集在自己手中，土地、耕牛、犁耙、籽种乃至庐舍都介入到租佃关系之中，租佃制的范围由以扩大，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方式；贫而无告的破产农民家庭的大量存在，据有关记载看，北宋时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破产农民已占农村家庭的35％，介乎其间的所谓“农之富有者，不过占田稍广，积谷稍多，屋室修完，耕牛不假而已”，大多是占田仅一二十亩的小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家庭，经济力量极为薄弱，实际上是客户的后备军。贫富分化的日趋激烈，加快了他们破产的速度，一旦破产就难以获得重新购置耕牛、开垦土地恢复生产的机会，只能愈来愈深地陷入“室庐之备，耕稼之资，刍粮之费，百无一有”的赤贫境地0○1，除了沦为“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作的客户外，别无他途。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使耕牛出租迅速普遍化，与土地出租一样，成为租佃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耕牛奇缺在宋代也一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北方饲养黄牛已有悠久的历史，东南地区的水牛饲养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冬日密闭其栏，重以藉之；暖日可爱，则牵出就日，去秽而加新。又日取新草于山，唯恐其一日不饭也”。然而，宋代天灾人祸对耕牛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首先是牛疫多，破坏性大，成了农家四大灾患之一，湖北一次牛疫就使“牛死者十八九”，甚至因“耕牛疫疠殊甚，至有一乡一里靡有孑遗者”；其次是灾荒之年“民饥多杀牛食之”；再就是税役逼迫，如雍熙年间邓州农民为了应付差配，“典桑卖牛，十闻六七”；加以战争中官府课取牛革、牛筋做甲胄弓弦，逼征之甚，使农民“或屠耕牛以供官”。其他不定时的杂派也层出不穷，如北宋末年皇宫配药需大量牛黄，“督责急于星火，百姓竟屠牛以取黄”。这些都给耕牛的饲养以严重摧残。当时朝廷也感到了耕牛缺乏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譬如，原来征战凯旋之后多以牛酒犒师，景德三年（1006年）诏令“自今用羊豕代之，蕃牛悉送内地给农民”；减少祭祀用牛，除祭天地之外“余当用牛者代之以羊豕”；严厉惩治宰杀耕牛的行为，“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自今屠耕牛及盗藏杀牛，罪不至死者并系狱闻，当从重杖”，宰杀病疫耕牛也必须经官府核准。并且针对赋役繁重致使农民不敢多养牛的情况，几度批准牛不作为资产登入册，或只有一头牛不计入资产。官府除亲自在北部边塞和南方江淮、广西一带买牛运往内地外，还鼓励私人从事贩牛贸易，予以免纳牛税的优惠；汴梁等大城市都设有牛行，南宋时期牛贩子贩牛“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另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推广踏犁，“淳化五年三月，以宋亳陈颍州民无牛畜者自挽犁而耕命陈尧叟先赍踏犁数千具往宋州，委本处铸造，以赐人户。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比锄之功则倍”。据南宋人周去非记载：“踏黎（犁？）形如匙，长六尺许，末施横木，一尺余，此两手所提处也；犁柄之中于其左边施外柄焉，此左脚所踏处也。踏可耕三尺，则释左脚，而以两手翻泥，谓之一推；迤逦而前，泥垄悉成行列，不异牛耕。予尝料之，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由于耕牛的缺乏，这种耕具是被广泛采用的。严格说来，踏犁称不上先进农具，工效比牛犁小得多，其意义只是在缺乏耕牛的场合代替了锄之类。此外，据王祯《农书》记载，宋代还有一种铁搭，“南方农家或乏牛犁，举其斸地，日可斸地数亩”。尽管如此，耕牛奇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显然，牛越是奇缺，价格越是昂贵，普通小农家庭越是难以购置饲养，对那些破产农民来说，除了租牛而耕别无他途。所以，耕牛奇缺也是促使客户家庭普遍租牛的一个重要因素。
2.客户家庭租牛的具体方式
宋代部分小自耕农乃至少数客户家庭是有自己的耕牛的，欧阳修说北宋客户家庭有“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但占很小的比例；南宋陆游有诗曰：“村东卖牛犊，舍北作牛屋，饭牛三更起，夜寐不敢熟。”这也是描写小农家庭自己养牛耕种的情况。估计这些人是半自耕半佃作的尚未破产的小农。同时，在小自耕农中也有租牛而耕的情况。为了使问题集中起见，我们在此只考察那些不佃官牛即佃私牛的客户家庭。
先看官牛出租方式和牛租额。官府耕牛的来源，首先是战争中从北方游牧部落中俘获，特别在北宋时期获北人牛马若干的记载很多；再就是从西北和南方养牛多的地区购买，如以“常平钱价钱罪（买？）牛”，“出空头度牒二百道，付本路（江南东路）收买耕牛”，或于“出产耕牛去处依市价委税务官一员置场和买”等等。官牛除驮运东西外，主要用在农耕方面，即用不同方式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