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同时，户等制度的作用也突出了。户等制度是按人丁多寡和资产多少把民户划为若干级别的制度，目的是据此征派不同的税役（详中篇）。在均田制时代户等只是用来征收户税、地税之类的附加税，正税租庸调与户等的关系不太大；两税法开始“约丁产，定等第”，把户等制度与正税连在一起了。入宋以后，户等制度广泛地用来征收各种税役，特别是职役差役，资产多、人丁多的家庭户等高，户等高的家庭的职役差役就重，很多家庭因此破产。为了逃避繁重的税役，各家都设法降低户等，方法之一就是尽早地分家析产，分散家产和人丁、缩小家庭的规模。宋仁宗时韩琦说，有的家庭为了降低户等“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在此前后户部也奏报说，民间有“诱母或祖母改嫁而欲规分异，减免等第者”；江南地区甚至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这里所说的现象不会很多，因大臣们奏报各种现象的时候经常过分夸张，但所说的通过“亲族分居”来缩小家庭的规模和减少田产，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亲族分居不仅可以使家庭成员的利益少受损失，而且为愿意早分家的子孙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宋代律令虽然也像唐代一样规定父母、祖父母在世的时候，子孙不能分财别籍，但面对这种随着户等、职役压迫而来的分家风气，官府也只能让步：“诏士庶之家，应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得析居。”这里连过去在“丧期”即三年之内不许分家的规定也不提了，明文规定只要办完父母、祖父母的丧葬事就可以分了。但实际上连这也做不到，很多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先分出去，独立门户和户籍，但家产不分光，留下一些归父母用，待父母去世后再最后分家，即前面提到的多次性析分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孙子们，就是儿子们一结婚就会与父母分开，而且公开要求单为户籍，甚至在还没来得及分开的时候正赶上登记户口划分户等（每三年闰年整饬），也声称已经分家，要求从原父母家庭户籍中单列出来，这便是宋代地方官一再说的“诡名子户”现象。在此，我们看到了与唐代相反的情形：唐代的时候是已经分家却在户籍上说没分，仍然与父母兄弟家庭合在一起登记，实际上是若干近亲家庭组成一个“户”，当时称为“相冒合户”。宋代则是一经分开甚至还没来得及分开就想把户口单列出来。以至于宋代有些地方官矫枉过正，对一些确实已经分开了的家庭也不予承认，仍然当作一“户”来统计，结果便出现了关于宋代家庭平均人口数的矛盾现象：承认了这种分家的事实，所有分开的儿子都单列户头，家庭规模就小了，一般在三四口左右，多数达不到五口，如前所述；不承认这种事实，仍然按一个大“户”登记（主要是对一些中上层家庭），就会超过五口，以至于有的学者估计每户平均达到7至10口。剔除了这些极端因素，实事求是地看宋代家庭的规模，确实比唐代小了，结构上也以中间的壮年夫妇为主了。
第二是家庭的供养能力与供养需要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这是“宋型家庭”形成和定型化的主要原因。从汉代开始多起来的土地兼并，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宋代虽然仍旧很激烈，却已经规律化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忽起忽落了。从全社会来看，各个阶层的人口比例相对稳定下来，佃农客户约占35％，地主（包括平民地主、官僚贵族地主）不超过10％，自耕农阶层通常占到将近60％，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一下自耕农和佃农家庭的供养能力，判断一下其家庭规模和结构。
自耕农是一个人数最多，经济实力差别也比较大的阶层，有接近地主阶层的富裕户，也有接近佃农的半自耕农，按唐宋时期的情况看，大致维系在平均每户20亩地的水平上。均田制下按“一夫”即一个男丁为单位授田，所谓露田（口分田）是虚数，桑田（永业田）才是实际授田数，所以从北魏到唐朝不论露田（口分田）如何变化，桑田（永业田）总是稳定在20亩；从敦煌户籍所记载的实际授田情况看，所满足的也首先是这20亩。桑田是既种桑树又种粮食的田，扣除桑树荫下不能耕种的部分，20亩桑田仍然可以当10亩普通农田使用；如果家有两个男丁，则每家可授桑田40亩，当20亩普通农田使用，按当时亩产平均2石计算，20亩普通农田每年可收获粮食40石；缴纳两个丁的租粮共4石，余36石。按人均日食米1升（合今1.3市斤，亩产量通常按带壳的谷物计算，则合2升），每人每年7.2石，36石粮食可以养活5口人。宋代自耕农通常也是每家平均20亩地，亩产和税率（什一之税）不变，也是可以养活5口人。再看佃农。宋代称租地而耕的农户为佃客、客户。当时每个男劳力耕田限量（即人地结合的最佳比例）为10亩，如果5口之家有两个男劳力，可以租耕20亩，收获40石谷；佃农不交官府的“什一”之税，但要给地主交“泰半之租”20石，只留20石不够5口人的消费。所以宋代佃客通常还要租牛而耕，用一头牛与两个劳动力合作耕种，可以耕田50亩，收获100石；交地租加牛租共60石，剩余近40石供家用，就可以与自耕农一样维系5口人的生活了。这就是宋代关于“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谓之客户”说法的来历，也是宋代佃农家庭生产生活状况的真实记录。
我们知道，就职能来说，家庭应当是一个家庭成员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养单位，这种供养必须符合社会性的需要，即孟子说的要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使老幼有所养。虽然历代都是这样一种追求标准，虽然之前已经是以供养5口人为标准来组织小家庭了，但是直到“宋型家庭”才具备了满足这种要求的条件，即不只是5口，更主要的是三代中的第一代是家庭中“养老”的父母，第三代是“育幼”的子女，中间第二代是家庭的主体。上面说的自耕农、佃农家庭的供养能力和供养需要，正好符合这种家庭的结构和规模。
之所以到宋代才找到了供养需要和供养能力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才形成了“宋型家庭”的规模和结构，还与宋代生产力、人口与土地比例等问题有关。农业生产工具从秦汉到明清没有质的飞跃，从量的方面看，到唐宋特别是宋代已经成熟了；荒田的开垦、梯田和水田的利用已经达到了古代社会中所能达到的高度；人口首次达到了一亿大关，各个阶层的人口数量也大致稳定下来了。这些，都是形成“宋型家庭”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可以说是大环境的因素。
以上是“宋型家庭”在宋代形成并定型化的两个主要原因。此外，伦理说教也是一个经常影响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因素。
宋代形成的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基本内容仍然是孔子儒学的伦理纲常，加进了一些思辨性的宇宙观方面的内容。孔子的伦理纲常是从规范小家庭的人际关系入手的，所谓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父子子，讲的都是小家庭内部的人际（姻缘和直系血缘）关系，尽管孔子的目的是由此入手一层层外扩，以家庭人际关系的模式来规范国家、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整体看来，讲得最多的最详细的还是家庭人际关系自身的问题，而且讲得很通俗很实际，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分析，人人都能懂，以至于有的研究思想史的人说，与其称孔子为思想家哲学家，不如称之为家庭礼仪专家，是有一定道理的。理学则不然，从周敦颐开始，到张载、二程和朱熹，都喜欢讲一些带有哲学意味的抽象思辨的道理；不过，这些抽象的道理大都用在了宇宙本原问题的讨论上，在讲伦理纲常的时候，主要是把家庭关系中的规范论证为“天理”，是先天就应该有的，在此前提下讲的具体问题与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一样的。
不过，伦理说教在孔子那里还比较接近当时的家庭实际生活，比较容易操作和落实；到宋代理学家进一步补充和论证以后，加进了一些理想的内容，本来是想让伦理学说更好地发挥作用，但结果却是离民间日常家庭生活远了，成了文人士大夫理想化的家庭模式，一般家庭很难做到了。甚至包括宋代以后一些士大夫的家训中讲的那些家庭中的行为规范，多数也只是一种理想和倡导，至多只能与日常生活中违情悖礼的行为起个平衡作用，求法乎上得其中，让人们的行为不要太出格而已。在形成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家庭结构和规模的过程中，伦理说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二、特殊的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家庭只含有直系血缘关系，家族则含有旁系血缘关系；介于二者之间的还有一种以直系血缘关系为主，稍稍扩展到旁系的家庭结构模式，即同一个祖父或曾祖父的所有的子孙都不分家的大家庭，社会学上称作“联合家庭”，我国古代称作“同居共财”、“累世同居”，朝廷旌表的时候称作“义门”。这种大家庭的主要特征是“共财”不分家，具体表现为“同居共财”和“同居合活”两种形式。
1.宋代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
在先秦时期，这种大家庭是通常的家庭（家族）形态，实际上是近亲兄弟同居，如商鞅刚到秦国的时候看到的那样，父子兄弟都在一起生活，秦汉以后这种大家庭已经是个别现象了，汉魏到隋唐间或有之，数量很少，宋代是同居共财大家庭最多的时候，以后又减少了。按“二十四史”的列传所记，南北朝共25家，唐朝38家，五代2家，宋代50家，元代5家，明代26家。虽然这不是全部（可能只是被旌表过的其中的一部分），从整个社会上看，这种大家庭历代都不多，为了便于有个直观的认识，我们转引宋代的两个大家庭资料。一个是《渑水燕谈录》卷4所记的北宋张家：
郓州须城县杨村民张诚者其家自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间言，衣裳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无不勤。张氏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而能人人孝弟友顺，六世几二百年，百口无一小口异。
再一个是《鹤林玉露》卷5所记的南宋陆家：
陆象山家于抚州金溪，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灶，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供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每清晓，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灶者置历交收，饭熟按历给散。宾至，则掌宾者见之，然后白家长出见，款以五酌，但随堂饭食。夜时卮酒杯羹，虽久留不厌。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晨揖击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懦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云：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
与前后各代一样，两宋时期这种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主要是精神观念的产物，缺乏牢固的经济基础。
首先，是孝悌观念的产物。血缘亲情产生孝悌友爱之心，孝悌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累世同居共财不分家，因为父母在不分谓之孝，父母不在了兄弟们仍然不分谓之悌。宋代史书对这种大家庭的记载都极为简略，但都用相似的语句来评述，说某人某家几代“义居”、“以孝义著称”、“事亲至孝”、“家世孝义”、“世笃孝义”，皇帝旌表的时候所赐的匾额也常书“孝义家”、“至和堂”、“义居人”、“友顺堂”等。理学家朱熹等人还把这种孝悌观念和义居行为论证为“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并且说累世同居共财的大都是纯朴的“草野”之民，而不一定是达官门第或饱学硕儒。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这些大家庭单靠官方旌表和伦理道德的说教难以维系，因为那些说教者自己也不一定采取这种家庭生活方式，这主要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产物。这种本性人皆有之，与生俱来，只是少数人把这种本性太当真太极端化了，才在具体行动上落实为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譬如北宋尉氏县的张师厚，“兄弟并侄五人同居三十余年，诣官自陈，愿以所有舍业，永不分异，乞书之籍。按张师厚等田墅无知之民，非有师友渊源之资，而孝弟自然，勇于为义”，是一种天生的本能。而且这种大家庭的组合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同辈兄弟中想分的就分开，想同居的就留下来合在一起，像南宋魏纯甫家第三代有8个人，“以次有家，门户口大，赀用浸屈。所一同爨，惟景翁，文翁、少翁”，即只有魏存甫和三个弟弟继续同居，另外四个都分出去单过了。
其二，是怀旧情绪的产物。面对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痛苦现实，尤其是租佃剥削在本家近亲中进行，同一祖先的后代之间利与义的矛盾日益尖锐，无论作为地主还是佃客，都会在良心上受到一些震动。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便怀念起当年合伙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大家在一起生产生活，平等相处，亲密无间；继而向往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大同社会，把贫富分化、贫穷的原因归之于分家，结果便不愿意再分了，已经分开的，也有可能再合起来。
如金朝的张潜很有孝行，几代不分家，由此影响了当地人，“里中有兄弟分财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独不畏张先生知耶？遂如初”，不再说分的事了。本来，农业文明时代的人容易怀旧，由于社会进展缓慢，所以在心态上不是向前追求，而是经常向后看，借回忆来安慰，越是过去的东西越是美好，距离产生美，时间上也是如此。怀旧情绪的产物之一，便是力图构建一种已经过时了的家庭生活方式，这便是没有贫富分化、人人平等的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