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眷恋家庭情绪的产物。我国古代的人们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离不开自己的家庭。小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单位，家庭成员互相配合，在家长的统一安排下一起劳动和消费，久而久之，就把在劳动中起组织作用的家长当成了财富的供应者，看不到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了，由此便形成了依赖家长（家庭）的消费心态。这种心态还表现为对家族的依赖，一旦本家族有人做官发财，便希望能“鸡犬升天，”虽然不能人人都当官，但人人都自认为应该跟着沾光；父母兄弟且不说，本家兄弟、友朋故旧也会找上门，千方百计拉近关系。宋代一个叫常瓌（字子然）的人，“本农家，一村数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谱。子然既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从玉”，想跟着攀缘沾光。结果就出现了“子养其父，逮养其祖之祖；父鞠其子，及鞠其孙之孙”的大家庭生活方式。文天祥说他的一个朋友当官以后，“宗族、邻里、乡党待公举火者，百数十家”，如果不拿出些钱物周济一下，自己也过不安生。因此也常把当了官的人搞得很狼狈，比如韩琦做了宰相，“俸禄之入，朋未终而已竭”，因为“内外宗族割俸以养之者，常数十家”，还有一个叫张沔的官员，官职不高，家里也不富裕，“仰俸禄以生，而厚于乡党宗族资养周济，称其厚意。及其归家居也，囊箧无余资，所居才蔽风雨，饮食或日缺”。所以正是从宋代开始，在倡同居共财的同时，为了缓和这些做了官的人的压力，出现了一种官员自办的赡济族人的义庄，譬如范仲淹在苏州首创的范氏义庄。
由于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主要靠观念信仰来支撑，这种大家庭的长期存在比较困难。多数记载都讲五世、七世同居，有的讲十世，甚至更多，中间常有夸大，通常延续五代就很不错了，因为连家族组织都有“五世而斩”之说。即使按五世而论，到第五代同居的时候，这个大家庭可能已经上百口，甚至二三百口，犹如一个村庄了，所以需要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方法。
大家庭的主事者为家长，由家长指挥全家人分工劳作，像前面所引述的陆象山家那样，“一家之事听命焉”，对于做得不好，不听家长指挥的子弟要予以惩罚，陆象山家是先在祠堂中训斥、鞭打，再不行就告官，开除家籍。还有宋代的茅信卿家，“四世同居，每旦家长坐堂上，卑幼各以序立，拱手听命。分任以事毕，则复命。其有怠惰者，辄复鞭之”。家长的权力主要是掌管家中的财权，在大家庭中，财物的出纳全归家长管理，确实像司马光希望的那样，晚辈都不私自储存包括俸禄在内的任何钱物，所有的钱物都交给家长，需要用的时候请示家长后再用，不能私自取用。但是家长自己也不能搞特殊，而且要用自己的行为给子弟们作出表率。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中，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亲疏不一样，家长不能厚此薄彼，必须与所有的家庭成员平等相处，一碗水端平。甚至要操心在前，享用在后，像临川吴子善家那样“日午矣，家一人未饭，其夫妇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纩，其夫妇必尚单衣”。还有新安汪廷美，在宋代已经是“义居数十年，聚族四百口，旦暮食，必同席，有未至者，不敢先。廷美节嗜欲，身衣缯布”。比普通子弟还俭朴。在这种大家庭中，家长的威望不一定来自管理能力，而是来自与家人同甘共苦的行为。家长名义上不拘年齿，实际上还是以长为尊，年齿便是天然的威望，这种威望的维系要靠其平等待人，操心吃苦的行为。既要有威严，掌管全家的财权和大小事情，又要作出表率，平等待人，这正是这种大家庭中家长的特点，也是他们的难为之处。
所谓同居共财的同居，不是合家共寝，实际上各有各的小家居室。宋人高闶《送终礼》说：“古者父子异宫，兄弟异居，但同财耳。今人不识古人异居之义，而分析其居，更异其财，不亦误乎？”高闶说的古人不分财不一定准确，但说古人同居的时候父子兄弟分室另居，则是符合事实的。在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中“共财”是最主要的特征，而共财的标准主要是同爨即共灶，一个锅里吃饭。宋代史书对这种大家庭的记述尽管很简单，几乎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宜春章乙家“数世不分异，居从同爨群众子弟妇女五百余口，每三餐就食，声鼓而升堂”；青阳方纲家“八世同爨，家属七百口，居室六十区，每旦鸣鼓会食”；还有一个王纲“，三世聚居，门内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无异财”。人口太多了，以致吃饭的时候要“鸣钟会食”。河中府姚家“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也有的时候不是由大家庭包揽的一切，各房也可以自备一些，前面提到的陆象山家，各个“房”中都有米绢，而且要每顿饭自办蔬菜。这种大家庭柯昌基先生称之为“混合型”，不再是“原始型”，实际上已经处于解体前夕了。
这种大家庭一代一代自然延续，生老病死，但外廓依旧；家长死后另推一人为家长，仍然按照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下去，显示不出转折过程，所以也就没有家产的析分和通常的继承过程，而是整体性的传继。这种家庭的家产整体性传继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代一代的使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原则是任何人也不得以任何名义分割或出卖，包括家长在内，都不能私自处理家产。不得已需要变卖的时候，收入仍然要归大家庭使用。保证家产的整体传继，这是维系大家庭存在的经济基础，尽管这个经济基础是不牢固的，可能正是因为不牢固，维系才显得特别重要。
当时的人们对这种大家庭的描绘也很逼真，如会稽唐氏，“其家累世合居，一门之中，隐然成小都聚”，像个小城镇。还有汉阳张宗昌家，“一水萦回绕沌村，子房苗裔此间存。同居八世三千口，可惜君恩未表门”，是一个大村子为一个大家庭。如前所说，这种大家庭的凝聚力主要不是来自经济，而是来自血缘亲情和道德教化。从唐朝中期到北宋末年的河中府姚家，特别注意维系这种亲情，防止财产私心破坏了这种亲情，“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长，请杖之”，就典型地表现出这种防范的心态。北宋中期河中府闹水灾，姚氏大家庭全体逃难，“同往唐、邓间就食，比返，不失一人”，来回上千里，没有丢失一人，因为没人愿意离个这个大家庭。这完全依赖于血缘亲情产生的凝聚力和对大家庭的信赖，甚至是依赖，所以姚氏大家庭能够“义居二十余世”，历经300余年而不离散。
最典型的是从南宋历经元明三朝的浦江郑氏大家庭，开始同居的郑绮很贫寒，只是一个无官职的穷书生，硬是靠血缘亲情和孝悌观念的支撑，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日益发展，在元朝的时候朝廷特书“浙东第一家”的牌匾。据考察，郑氏义居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家法森严，伴以道德自觉，“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小有过，颁白者犹鞭之。子孙从化，驯行孝谨，不识廛市嬉戏事”，搞得没有了正常的家庭气氛。在家中的长辈被官府诬陷迫害的时候，子弟们常挺身而出，代父代兄而死，大义凛然；甚至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乱军过郑氏家门都不忍心骚扰。在我们所考察的两宋时期，人们似乎比后来要纯朴一些，这种血缘亲情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力量出奇地强大，有时候甚至超过经济基础的力量。
不过，整体看来，两宋时期这种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存在的时间都不太长，一般就是几十年，超过百年的不多。有的记载动辄讲同居百年、几百年，多为溢美夸张，实际上很难做到，就是那些讲得很热闹的，多数也没有了下文。我们知道家庭无论大小，都存在两股对立的力量，一股是血缘亲情产生的向心力，一股是财产利害产生的离心力，两股力量的不断倾斜和平衡，就是家庭的存在和维系过程。直系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可以使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但大家庭中的血缘关系复杂，人也多，离心因素大，矛盾也就多了。隋朝时候一个叫长孙平的人主持一个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曾私下对人说：“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当这种大家庭的家长必须有装聋装傻不生气的肚量；还有唐朝的张公艺，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义居大家庭的家长，唐高宗问他治家之道的时候，他老泪纵横，连写了一百多个“忍”字。两宋时期的大家庭也是这样，家长们不多吃多用，而且享用在家人后面，自觉、清廉的同时也透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心态。这种大家庭事杂矛盾多，长期维系很困难，在具体的维系过程中，还直接受到两个客观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供养能力的限制。人口多，特别是老弱不事生产的人多了纯开支就大，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保证，供养不足产生怨言最能导致离心因素。虽然说是同样的人口在一起吃用相对节省一些，但是同居的人太多了也显不出节省，而且这种大家庭中富豪并不多，更多的是乡间纯朴的农家，即使开始同居的时候有比较充裕的田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多，也会渐渐地入不敷出，尤其是这些平民富户比不上官僚贵族，他们增加财产很困难。从有关同居大家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得往往很寒伧：张某“阖门五十口，居京师食贫”；毛某“今年五十七岁矣而四十口之家，须某圭撮以活身。然计某之口，则衣与食犹未足也”；王某家中因为同居的人口太多而“窘困，乃举族蔬食数年，未尝食肉”；还有一家的状况是“顾仰食之口多，卧瓶垂罄；徙舍无借车之费，举家忧食粥之余”。有的甚至到了“箪食菜羹，终日不饱”的地步，有亲友来访，“宾客过之，疏（蔬）食菜羹而已”。所以皇帝在赐匾、官府在表彰进行精神鼓励的同时，还经常赏赐钱物，予以实惠性的资助。有的时候濒临衰亡的大家庭因此被救活了，如宋末元初的诸暨黄家，开始同居的时候有800亩地，200多间房，后来一度分散，新任知州来了以后，“察知其弊不满一月，不笞一人，得田如千亩，屋如千盈归其家，俾其母妻弟侄之散亡他处者，咸群居聚食，如家之盛时。犹虑其久而莫继也，益选宗亲之富而贤曰义曰镛者，以掌出入之数，而经济其家事”。州官用行政力量，帮助黄家找回了失散的产业，恢复了原来的同居共财的生活。但是，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帮助也难以奏效，最典型的是江州（今江西九江）陈氏大家庭，到宋代已经有37000多人，皇帝下令由江州每年支付其家粮食2000石，并免除了多种税收，必须缴纳的税粮也让陈家就近缴纳，以省脚费，可毕竟人口太多了，实在难以供养下去，最终还是在仁宗嘉祐年间分开了。分成了60多个支系由江州迁徙于全国各地，形成了“天下陈氏出江州”之说。
其次是必须保持纯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防止商品经济的渗入。同居共财大家庭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如前面提到的河中府姚家，世世代代“子孙躬事农桑”。在自然经济的生存环境中，家长率领子孙合作生产，由家长统一安排全家人的消费，生产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家长的主持下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大家庭还比较容易维持。一旦商品经济进入，虽然还是家庭成员一起经营劳作，却与自然经济下以“家庭”为计算单位不同，商品经济下以“个人”为计算单位，收入和消费彼此都看得很清楚，容易比较高下，从而产生是否合算的想法，产生离心因素。所以，同居共财大家庭都对商品经济持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如刘冕家“世以力田自晦一出于勤俭与兄弟诸侄同居。或劝告其居物以乘时牟利者，公曰：先畴幸退以资衣食之用，尚求多余之赢哉？”还有德安（今湖北安陆）的陈竟家，唐朝的时候已经同居六世，共700多口人，宋朝的时候官府每年贷给（实际是资助）2000石粮食，陈竟死后管家的弟弟陈旭主动要求减半；有一年闹灾荒，有人劝陈旭向朝廷请求多给一些，用不了可以卖，“以邀善价，旭曰：朝廷以旭家乏食而贷之粟，岂可见利忘义邪！”司马光记述司马沂家同居共财多年，经济很窘困，但也“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恽州须城张诚家六代同居，也是靠“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才能保持了“人人孝弟友顺”。更有甚者，有的大家庭自己不经商，还不许子女与商人家通婚，像会稽的陈家，“耕桑之外惟渔樵畜牧而已，子孙但略使识字，不许读书为仕，婚姻悉取农家，非其类皆拒不与通”。他们都本能地感觉到，同居共财大家庭是与纯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伴随的。
以上是宋元时期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基本状况，接下来简单说一下这种大家庭的地域分布特点。
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从汉代开始见诸记载，直到明清历代都有一些，吕思勉先生指出：“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吕先生说的古代、近世类似于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法，前者指唐代以前，后者指宋代以后，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据黎小龙先生的考察，正史中有十三史记有历代的义门共计222家，朝代更替中重复记载的28家，实际有194家；其中北方119家，南方75家。总的看来是北方多于南方。按时间段考察，唐代以前是北方累世同居大家庭最多的，在隋唐五代旌表的46家中，北方40家，南方仅6家；宋代旌表57家，北方36家，南方21家，仍然是北方居多，但南方的比例开始增大；元明清时期共旌表67家，北方34家，南方33家，南北两地已经基本扯平了。
再详细一些观察，唐以前两个名气最大的义门都在北方，即北魏的博陵安平李几家，在河北；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公艺，在山东寿张。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义门出现在东南地区了，如越州会稽裘承询、信州李琳、江州陈氏、浦江郑氏。明朝有学者说，“张公艺九世同居，古今以为口实，近世则浦江郑氏耳”。这是按名气大小而言的，同时也说出了唐宋前后的南北差异。
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在唐宋之际由“北盛于南”转变为“南盛于北”，其原因，按黎小龙先生解释，与晋朝永嘉年间北方人以家族为群体聚族南迁有关，通过移民的方式使北方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家族文化在南方得以传播、发展并生根结果了。从南朝到明清，历代旌表的南方义门可以考证其渊源、祖籍者，大多是南迁的北方移民，宋代的江东陈氏、元代的浦江郑氏原来都是北方的大姓，都是晋宋期间南下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考虑这样一个原因：同居共财大家庭比家族小，比家庭大，介于二者之间，兼有家族制度的一些特征。唐宋之际这种大家庭出现的南盛北衰的对比变化，与绪论中提到的家族组织类型、区域变化的时间是相同的，趋向也是一致的，可能是家族组织变化的一个侧面。
2.唐宋时期过渡性的“同居合活”
大家庭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问题，为了说清楚一些，需要从唐代的情况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