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和所有婴儿一样都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只不过试管婴儿是借助了现代科技手段。从目前大量试管婴儿的统计情况看，试管婴儿的男女比例基本平衡，智力体力发育各方面的情况与一般婴儿没有任何差别，甚至略好，试管婴儿中的遗传性缺陷发生的比例低于一般人群。当然，体外受精也涉及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不少问题是人工授精的扩大，有些则是人工授精没有碰到的，如代孕母亲的问题。
（3）克隆
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这两项生殖技术均限于有性生殖，不同的只是在受精方式、受精地点、发育环境和胚胎移植方面，用人工手段代替了自然程序。克隆则是以无性生殖方式产生后代，其主要特征：一是亲子代遗传物质理论上完全相同，即具有相同的基因型；二是经克隆可产生大量具有相同基因型的个体，即可形成个体群或细胞群，通常称之为“无性系”。克隆技术就是用细胞融合技术，把一个细胞核移到另一个去核的细胞中，其遗传补偿与细胞核供者相一致，新的个体的发生不是卵和精子的结合，而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基因型的拷贝。换句话说，就是用“优秀”基因的个体细胞，复制出许多“优秀”的个体。在现代生物学中，克隆技术又被称为“生物放大技术”。
克隆技术的产生源于对生物遗传性质的研究和利用。它经历了植物克隆、微生物克隆、生物大分子克隆和动物克隆四个阶段。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
植物在进化中的位置比较低，DNA信息量不如高等动物多，在自然界里，就有一些物种是通过无性生殖的方式产生新个体的。人们在进行传统农业生产时，为了使某种植物的对人有利的特性无遗传性状分离地传给后代，往往利用植物的块根或枝茎来进行繁殖。如扦插枝条、种植块根。生物学在无菌条件下，利用人工培养基对植物体的某一部分（原生质体、细胞、组织或器官）进行培养，即组织培养，使之产生大量的具有相同遗传性状的植株。进行植物组织培养的理论依据是细胞学说：细胞是生物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现代遗传学理论认为细胞内含有产生生物个体所需的全部遗传信息，即DNA，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单个细胞产生有机体。反过来，植物组织培养的成功，为细胞学说和遗传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微生物克隆是指将细菌高度稀释后，在培养基上产生单克隆（具有相同基因型）的菌落（细菌群），这样得到的纯系菌株由于具有相同的遗传型，繁殖又快，是进行遗传性质研究的极好材料。操纵子模型等分子生物学的理论模型的建立，都离不开运用微生物如大肠杆菌的单一菌株作为实验材料。可以说正是由于微生物克隆技术的应用，才使遗传及其调控的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
生物大分子克隆是指将一个或几个基因（DNA片段）借助载体如质粒植入细菌或动植物细胞并整合进其DNA中，随受体的增殖而复制大量具有该基因型的DNA片段。分子克隆是现代生物学最核心的技术，分子克隆技术又叫DNA重组技术。它的产生和运用离不开双螺旋模型、乳糖操纵子模型、遗传中心法则等生物学基础理论的建立，反过来，它又为进一步研究大分子的结构、碱基的排列顺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手段。
低等动物在自然界里存在许多无性生殖现象，但高等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DNA信息量多，细胞高度分化，机体非常复杂，因此，在自然界中严格按有性生殖的方式产生后代。也就是说，在高等动物体内，只有受精卵能够实现细胞的全能性。长期以来，生物学关于细胞繁殖的理论认为，高度分化的成熟体细胞是不能复制的，因此，高等动物不可能用无性生殖的方式繁殖后代。尽管人类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生殖技术上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在无性生殖问题上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1997年2月，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伊思·维尔穆特（I．Wilmut）的主持下，从一只成年母绵羊的乳房里取了一个细胞，然后取出这个细胞基因，接着再把这个细胞基因注入另一只绵羊的去核卵细胞中。由于注入的细胞基因里携带有“母”绵羊的全部DNA遗传信息，所以培育出来的幼羊继承了“母”绵羊的全部遗传特征。“克隆羊”的问世打破了生物界中的自然规律，改写了细胞繁殖的理论，证明了即使高度分化的哺乳动物的体细胞，经过一定技术处理后，也能产生新个体。也就是说，高等动物的体细胞也有全能性，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动物的一个组织细胞，像翻录磁带或复印文件一样，大量生产出完全相同的生命体。而生命世界的自然规律是，哺乳动物的生殖须由两性生殖细胞来完成，且由于父体和母体的遗传物质在后代体内各占一半，因此后代绝对不是父母的复制品。“克隆羊”的诞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轰烈烈的争论。
克隆技术不仅是现代生殖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它将在动植物良种培育和保存、珍稀动植物拯救、器官移植、疾病动物模型、药用蛋白质的生产等许多领域大显身手，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科学价值和潜在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克隆羊”的诞生也使人们不由得想到：既然哺乳动物可以克隆出来，人类是否也能如法炮制呢？克隆人一旦付诸实施，将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场围绕克隆人的争论激起了强烈的冲击波，反映了公众对整个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心存疑惧的普遍心理。
3．生殖技术的伦理冲突
生殖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夫妇不育症引起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为优生和生殖保险服务。但是，生殖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技术的采用，改变了生育的自然过程，对人类社会原来的秩序、法律和伦理产生了冲击。在伦理方面，生殖技术遇到的主要难题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生育与婚姻的分离
自古以来，人类的生育与婚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传统道德将生儿育女看作是婚姻的永恒纽带，这种纽带为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家庭所必需。生殖技术为患有不育症的夫妇带来了希望，克服了他们在生育上的困难，使他们能够享受到生儿育女的权利，体验到天伦之乐。但是，生殖技术改变了生育的自然途径，切断了生育与婚姻的必然联系。由于生殖技术不需要夫妻间的性行为就可以培育后代，以人工技术操作代替了性交，因而有人提出，人工授精把生儿育女变成“配种”，与夫妻之间的结合分开，把家庭的神圣殿堂变成一个“生物学实验室”，使妻子认为，无需丈夫和家庭就可以满足生孩子的愿望，从而破坏了婚姻关系。特别是使用夫妻以外的第三者的精子，更加引起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谴责。有人提出，采用供精技术受孕，无论是人工授精，还是体外受精，都是妻子的卵子与第三者的精子结合，这与通奸致孕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至少是妻子对丈夫不忠的表现，并可能会使妻子更倾向于用自然的方式（性交）接受供体的精子，从而使生育失去了爱情的基础。在国外甚至还发生了以妻子在应用生殖技术中接受了供精就是与第三者通奸为理由而要求离婚的案例。而反对上述看法的意见认为，婚姻实质上是在爱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彼此之间的爱情和对后代的养育，而不是性垄断。对于患有不育症而又非常想要孩子的夫妇来说，生殖技术是促进爱情的医学行为。供精技术与通奸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妻子并不与供精者发生性关系，只接受精子，而且事先又得到丈夫的同意。
（2）传统家庭模式的解体
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男女两性的结合和生育这一基础之上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传统的家庭模式中，生儿育女是在夫妻关系中进行的。一旦生儿育女脱离夫妻关系而独立，在夫妻婚姻关系外进行，便会使人类几千年来的稳定的家庭模式发生变化，出现令人担忧的家庭模式的多元化。如多父母家庭：由于有婚外第三者的介入，生殖技术的运用给孩子制造了多个父母亲，少则3个，最多可有5个（遗传上的母亲、孕育母亲、抚养母亲、遗传上的父亲及抚养父亲）；亲属关系不清家庭：
母亲可以为女儿当孕育母亲，姐姐可以为妹妹当代孕母亲，父亲可以为已婚儿女捐精。如此，天伦关系变得难以梳理；不婚单亲家庭：单身男士可通过找人代孕做不婚爸爸，单身女子也可通过人工授精做不婚妈妈，即处女生子；同性双亲家庭：男同性恋者可以雇用代孕母亲，女同性恋者可以用供精人工授精，使同性恋者摆脱不能生育的遗憾。前两种情况主要涉及到孩子的归属问题，看哪一方对孩子具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后两种情况尽管也有人认为无可非议，非婚和同性恋者也有做父亲、做母亲的权利，但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而言，这样做有许多弊端，不仅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孩子的正常抚育。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会具有怎样的心理和行为倾向不仅是说不准的，并且是不容乐观的。所以，生殖技术的运用应该有一定的范围限制。
（3）亲子关系的破裂
传统伦理道德的亲子观念非常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生物学联系，即血缘关系，而生殖技术的应用却使父母与子女间的生物学联系发生了分离。经夫妇双方自愿同意，使用夫精进行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产生的子女，就其血缘关系来说，与这对夫妇显然有着自然的血亲关系，是毫无疑问的亲子关系。但是，由于现代生殖技术的方法已把精子或卵子的来源扩大到了夫妇以外的第三者，使得生物学的父母与社会学的父母发生了分离，遗传学的父母与法律的父母发生了分离，从而扰乱了血缘关系和社会人伦关系，使传统的亲子观念的道德受到了冲击，由生殖技术带来的亲子关系分离的案例时有发生。因此，孩子究竟应该属于谁，涉及到了遗传学、生物学、伦理学和法学诸多方面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看，孩子究竟应该属于谁的问题类似于收养和过继的问题。根据我国的继承法，对领养子女或赡养人继承权的处理是根据抚养（赡养）原则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凭借生物学意义上的联系而未尽抚养义务，在道德和法律上也没有相应的权利。事实也是如此，养育比提供遗传物质更重要。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法律上都确定用供精人工授精产生的子女与婚生子女具有同等地位，父母对供精人工授精产生的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主要是通过长期的养育过程建立的，抚养是亲代对子代的义务，赡养又是子代对亲代的义务，因而都有相应的权利。事实上，我国传统道德是承认养育父母对收养和过继儿女的权利与义务的。当然在具体操作上的保密也是为了避免这种伦理和法律上的麻烦。因此，多数国家都倾向于不让孩子了解其生物学的父母，这有利于家庭的稳定。
（4）代孕母亲的利弊
代孕母亲，顾名思义是指出借或出租自己的子宫代替他人生育后代的妇女，这在某些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行业。具体做法是代孕母亲可以提供自己的卵子，通过体外受精，然后再将胚胎植入自己的子宫；或是将他人在体外受精后发育的胚胎植入自己的子宫，经过足月怀胎后所生下的孩子交给契约方，代孕母亲从此以后不再与孩子有任何往来，即代孕母亲不参与抚养孩子的活动。作为生殖技术中的一个特殊环节，代孕母亲的出现带来了不少新的伦理问题。为了因子宫疾病或子宫切除而不能怀孕的妇女，以及因患有严重遗传病而不愿怀孕的妇女，代孕母亲甘愿冒风险，为她们带来新的生命，帮助她们得到了从血缘关系上讲比领养更亲的孩子，带来了家庭的快乐。从这一点来看，代孕母亲合乎道德。然而，代孕母亲的出现，势必会影响家庭的稳定性。母爱历来是人类感到骄傲的一种特殊情感，而生育是母爱的基础。代孕母亲经过艰辛的怀孕，最终完成了生育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孩子产生一种出于本能的特殊的爱。这种爱欲，有时会驱使代孕母亲想方设法地与孩子保持一定的联系，甚至会产生“谁是孩子的真正母亲”的纠纷。
代孕母亲的出现还会导致人类生育动机发生深刻的变化，它的出现把生孩子推向了市场。在西方，愿意出租子宫、成为代孕母亲的妇女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想体验一下怀孕和生孩子的滋味；有的因曾经做过人工流产，抱着“赎罪”的心情想替别人生个孩子。但是绝大多数的代孕母亲是出自经济上的考虑，她们大多是穷人，目的是为了赚钱。这种靠生孩子赚钱现象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殖器官变成了制造和加工婴儿的机器，使婴儿变成了商品。
代孕现象产生了许多社会和伦理问题，因而许多国家提出了有关的法案，有的地方明令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安排。问题在于，代孕既然有社会需要，生殖技术又为它提供了可能性，它就有现实必然性。但是，它的确又提出了新的伦理问题，因而需要有相应的伦理规范。在这里，要实践公正平等的社会伦理原则，以及对个人和社会有利的原则。例如，在满足不育夫妇有孩子的愿望时，要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不能损害孩子的利益，包括暂时不让孩子知道是代孕所生，以免除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尊重代孕双方，合理承担责任，平等地分配利益，特别是要尊重代孕者，尊重合同；不应为没有夫妻关系的人士提供代孕服务，等等。
（5）精子库的功过
人工授精的成功率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越来越高。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孩子已达百万以上。人工授精成功与否取决于精液的质量和授精的时机。由于要使用供体精子，必然涉及如何贮存供体精子以确保精子质量的问题。为此，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勒（H．J．Muller）建议设立精子库。在精子冷冻贮藏的过程中，由专门的小组对精子捐赠者的性格、健康，特别是他的智力和业绩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审查判断，建立档案，对需要者可以从中选择优质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对此，科学界、舆论界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人类精子库的建立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创举”，可随时根据需要采用现成的供精者的精子，做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这是有益于人类的，合乎道德的。而有的认为，人类精子库的建立“是对人权的侵犯，是对人体的亵渎”，因而坚决反对建立精子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