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子库为人工授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否可以导致婴儿的优生却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于基因决定论正确还是非基因决定论正确？人应不应该“改良品种”？人的基因有无优劣之分？1999年召开的第120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我国学者对名人精子库可否建立曾展开热烈讨论。基因决定论认为，一个人的健康、疾病、特性和行为，乃至以后的社会地位等等都是由基因线性决定的，人的基因有优劣之分，名人精子库可以建立，应该“改良品种”。非基因决定论认为，在特定的生理过程中存在着基因与基因、基因与环境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基因的表达可因环境的变化发生构象变化，基因的同样序列可能在不同条件下合成不同的蛋白质。目前在学术界，非基因决定论尽管逐步被接受，但还需要科学的进一步证明；而基因决定论尽管已逐步被抛弃，但相信人类的疾病、特性和行为等主要由基因决定的大有人在。一些分子遗传学家以当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进展为基因决定论作辩护。如当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原以为与遗传背景无关的许多疾病，甚至性格、行为、举止已被证明与遗传背景相关。而另一些分子遗传学家则应用当代遗传学的研究发展反驳上述观点。他们认为，环境及社会因素对个性特征与行为举止的影响在科学上是不可忽视的。基因的表达还要有其他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参与并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从遗传学观点来看，即使名人本身拥有“有利基因”，由于精子和卵子结合前就要经过两次分裂，结合后基因又要重新组合，不能保证这些“有利基因”就一定能遗传给后代。“优生”或“改良品种”可以导致人群中遗传缺陷新生儿的减少，但人群的负面突变率为3-5％，仍然会有遗传缺陷儿的出生。
基因确实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猪有猪的基因组，人有人的基因组，什么样的基因决定了什么样的性状、什么样的物种，这是遗传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遗传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基因型和环境的互相作用决定了表现型。所以，人类疾病既可以说是“基因病”，又要反对“基因决定论”，大多数疾病的发生，是基因组的差异与调节基因的环境不协调而引起的。基因只有在它所要求的环境之中才能起到决定作用，以基因划分人群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正如美国塞莱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文特尔（Venter）所说“：人比所有的基因要复杂得多，就像社会比每一个人要复杂得多。人的生理系统建立于基因与环境之间极为复杂而巨大的相互影响上”，因此“，那些想把社会决定建立在遗传简化论基础上的人最终会被科学所击败”。确实，即使是疾病，也并非单纯由基因所决定。事实表明，生活方式、环境、心理等因素对健康和疾病作用巨大。人类基因组的研究还表明，30亿碱基对真正编码为基因的仅占5％左右，基因如何起作用至今知之甚少。因此，请记住这样一句睿智的话：基因是重要的，但并非故事的全部。如果一切都是基因决定的，“生来注定的”，那还需要什么后天的努力和教育呢？
在人类精子库的建立过程中，从隐姓埋名的“捐精捐卵”，到如今大肆张扬的网上“卖精卵”，人类生殖细胞的商品化倾向日益明显。围绕精液能否商品化，同样存在着伦理纷争。赞成者认为，精液和血液一样可以再生，适量地收集一些，对供体并无损害。既然血液可以商品化，为什么精液就不能商品化？在精液商品化中，可以通过一定措施，控制好精液的质量。反对者认为，提供精液帮助患不育症夫妇解决生育困难，是仁慈的行为。出于人道主义，供者不应以精换金，否则，将使供精失去人道主义的意义。精液商品化将会促使供精者有可能为了金钱利益而隐瞒自身的某些遗传缺陷和遗传病，进而影响后代，不利于优生。同时，精液商品化可能会促使人体其他组织器官的商品化，进而亵渎人性。
（6）血亲通婚的危险
随着生殖技术应用的不断扩展，血亲通婚的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谓血亲通婚，这里是指生殖技术后代的近亲婚配。采用同一供精者的精液受精后生育的多个后代，由于操作过程的严格保密，供精者、受精者及后代均互盲，这些同父异母兄妹之间互不知情，到了婚龄，可能会相互婚配，生儿育女，这在法律和伦理上都是不允许的。尽管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是随着生殖技术的广泛开展，自愿供精者供精次数的增多，其产生的概率也会逐渐增高。因此，应该从提高人口素质的战略高度来严格管理生殖技术，特别是对精源的管理。目前一般采用的措施是，限制同一供精者供精的次数，控制同一份精液的使用次数，不断更换供精者，在不同地区分散转换供精者的冻精。例如，冰岛有50多个人工授精受孕点，但精子均来自丹麦，就是为了避免血亲关系。
（7）克隆人的争论
主张克隆人研究的理由或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千奇百怪的，有些理由则是假定的。如一对夫妇的幼儿因患绝症即将死亡，把死亡的幼儿复制出来，对这对夫妇来说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一个人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术，而对自己进行复制，无疑是一种良好的企盼。可是这个闸门一旦打开，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很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利益。因此，这两个理由本身难以符合伦理。
一对夫妇患有不育症，他们不愿领养别人的孩子，也不愿用其他方法解决生育的问题，而将克隆人作为要孩子的唯一偏好的选择。又假如一对夫妇，其中一个患有严重的显性基因病，另一个是健康的，他们也将克隆人作为要孩子的唯一选择。这两个理由本身在原则上可以成立，但现实如何呢？“多利”的成功率很低，如果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体，成功率可能会更低。而且会产生许多畸形的、具有严重缺陷的克隆人。这将会造成对克隆人的身心伤害。从伦理的角度讲，这是不道德的。此外，据最近报道，克隆羊“多利”由于具有基因缺陷而导致细胞出现早衰现象，其寿命比正常繁殖的绵羊要短得多。由此，克隆技术如应用于人体，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寿命缩短问题，这与人类追求健康长寿是背道而驰的，势必又带来诸多伦理问题。同时，克隆人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这对于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人民来说是不公正的。
假定克隆人是为了提供器官，用作移植。除同卵双生外，人体的器官移植存在着排异问题，而克隆人的器官移植因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而不会发生排异问题。但是，利用克隆人作为器官供体是不人道的，因为克隆人也是人，不能将他们仅仅当作器官备用库存。如果以克隆人胎儿作为器官供体，同样存在伦理问题。
假定克隆人是为了进行研究，或是为了让其作为佣人去干一些人类不愿意干而又必须干的事情，让克隆人去从事一些危险的职业，让克隆人去星际航行。这里存在着的伦理问题是：克隆人也是人，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不能为了研究或其他个人的目的而将他们生产出来。再者，如果那些为了进行研究或当作佣人而生产出来的克隆人长大后不愿意被当作受试者对待或不愿意作佣人，那么又应该如何对待他们呢？
如果克隆人是为了复制名人，是为了优生，这就等于承认人在遗传上有优劣之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就是承认人人都是平等的。然而，克隆技术的出现有可能再度激发优生思潮复活。克隆人技术与优生思潮相结合，有可能给人类留下无穷的后患。试想，如果人类都优生成为理想之人，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就会不复存在，很可能一种怪病毒就使全人类遭到灭顶之灾。据说英国患疯牛病的牛就是经长期优生出来的好牛，但对疯牛病毫无抵抗力，倒是一种土牛不怕疯牛病。
要求禁止人体克隆的呼声首先来自梵蒂冈的城堡。他们认为，人类有权力以一种人道的方式出生而不是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反对克隆人的可能理由还有很多。克隆人意味着只要女性存在，人类就可以繁衍生存下去，男性对于维持人类的延续不再是必要因素。克隆人的出现会搞乱世代关系，破坏传统的家庭结构和人伦关系，解体正常的亲情关系和标准。从性伦理角度看，克隆人使人类的生产和性爱分离，瓦解了男女之间基于性爱获得后代的情感，由此改变人类基本的性伦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