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整风运动到抗战胜利
回家以后，1942年初，邓旭初到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华东分校干队学习。指导员是吴凡吾，班长是田夫，邓担任党小组长。干部队学员学的主要是政治，有根据地建设、社会发展史等内容。到了年底，华东抗大学员分配工作。邓旭初被分配到军部特务团机炮连任指导员。机炮连拥有山炮、迫击炮和重机枪，在那个年代，算是火力很强的部队了。连长叫石言金，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旧意识相当浓。前任指导员就是因为经不住他的怂恿，犯了错误，被降了职。要团结好这么一个连长，当指导员的是很吃力的。邓旭初小心翼翼，干了两三个月，还算太平。
1943年春，新四军军部由阜宁转移到淮南盱眙县黄花塘。过了一段时间，新四军军部开始整风。
军直属部队组织了整风训练班。军政治部主任张凯（原政治部组织部长）任班主任，东南局派张登参加领导。邓旭初被抽到这个班，参加整风学习。所谓整风，主要是审查历史。邓旭初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在浙江的那一年尚未审查。恰巧那时，秦秋谷也到了军部。这样，邓这一年历史的证明人，就有了干仲儒、沈栖、刘崧、秦秋谷、傅逸夫。这个证明就很充分了。经过审查，组织上决定恢复他1941年这一年的党龄。
这年秋天，整风结束。邓旭初回到机炮连。没有多少日子，机炮连的山炮，调到二师，连长石言金随同前往。迫击炮和重机枪及有关人员，则留下与军部警卫连合并，改称特务连。连长由冯定太担任，邓旭初仍任指导员。
1943年这一年，是苏北解放区遭受重大困难的一年。天灾严重，敌人在残酷“扫荡之后”，封锁更加严重。因此，部队主食、副食都供应困难，连过年也无法改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当时部队行动，多半是在夜间。夜间行动，最怕狗叫。狗一叫，敌人就知道有人来了，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地方上的同志组织了“打狗队”，专门打狗。到过年，打狗队可吃香了，部队向他们买狗肉过年，也总算让同志们吃了点肉。正在极度困难之时，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下达了。不但在根据地，而且在游击区，干部战士们也都是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边种地，一边抗日。这个大生产运动，是个真正的群众运动，也真正解决了生活资料供应不足的问题。不论是官是兵，人人参加，也人人得益。老百姓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同样欢天喜地。
因此，说这个运动大大加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大大加强了军民鱼水关系，从而为加速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到1944年春，邓旭初被调到特务团团部政治处当宣教股长。进入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就是国民党战场，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中原战场，汤恩伯部队日蹙百里；湖南战场衡阳失守，守将方先觉投降（他可是蒋介石得意门生）。跟着，日寇沿湘桂路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贵州独山。蒋介石政府当真差一点被赶上峨眉山顶。而八路军、新四军越战越勇；根据地愈来愈扩大，苏北形势更是一片大好。到了这一年底，除了“点”和“线”，“面”上已经没有多少敌人了。进入1945年，形势发展更快。5月9日，欧洲战场，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3个月后，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在此之前，美军在太平洋已打得日军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再加上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一炸，日本法西斯也自觉顽抗无益。特别是如果让苏联红军攻入日本本土，后果更不堪设想。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全中国人民在欢呼。全世界人民在欢呼。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更是感到无比自豪。邓旭初也在这个大欢呼的行列中。邓旭初此刻，又是多么怀念自己的妈妈、自己的亲人，多么想回家看看啊。
2.在争夺受降权的斗争中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全国人民向往着和平生活。但是，权欲熏心、利欲熏心的蒋介石，却想一口独吞胜利果实，把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务必去之而后快。因此，中国内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不但未因抗战胜利而结束，反而更加突出。这一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是争夺受降权——由谁来接受日本侵略军及其走狗——汉奸政府和汉奸部队的投降。论理，八路军、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抗击敌伪军，包围敌占城市，杰出功勋，有目共睹。被我军围困的敌伪势力，理应向我军投降，这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无可争辩。可是，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三军统帅的身份，发布两道荒谬绝伦的命令：其一，所有八路军及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新四军番号已在“皖南事变”时被蒋介石政府撤消），驻防原地待命，不得妄动。其二，一切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及汉奸部队，都只能向所谓“中央军”投降；而且还要在“中央军”到达之前，负责维持当地秩序——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敢来受降的人民军队和人民势力消灭掉。为了对付蒋介石这一荒唐命令，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政策就是八个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这八字方针指导下，在全国原敌占区，一场争夺受降权的斗争从日本一宣布投降就开始了。
在这第一个回合中，邓旭初所在特务团，奉命奔袭六合县城，歼灭盘踞县城拒绝投降的敌伪军，解放该城，威胁南京。经过急行军，赶到六合城下，敌伪据城顽抗，当时军中没有大炮，也还没有学会爆破攻城，硬是趁黑夜，用机关枪掩护，架云梯爬城。邓旭初与三营营长田长华，紧跟在尖兵班后面，迅速爬上城头，用驳壳枪，两面横扫。敌人虽然火力仍远胜于我，但是大势已去，士气低落。相反，我军斗志昂扬，人人奋勇当先。一上城头，喊杀连天。敌伪稍加抵抗，不是抱头鼠窜，便是乖乖投降。我军乘胜追击，直捣敌伪县政府，战斗很快结束。天明，点检战果，敌伪县长以下人员全部被俘，伪军基本全部投降。在早晨的阳光中，一面红旗高高地在六合城头飘扬。一出师，就是一个大胜仗，全团指战员高兴极了。
六合解放后，上级命令，马不停蹄，直攻天长。天长与六合，靠得很近，工事坚固。敌人自吹“铜天长，铁六合”。“铁六合”，已经被我们砸扁了；“铜天长”难道还能逃脱覆灭的命运。正当特务团急速向天长推进途中，上级突然下达命令：立即北上，参加解放淮安、淮阴的战斗，打天长任务交付兄弟部队。两淮比天长更有打头。全团上下斗志愈益高涨，昼夜急奔似风驰电掣，直扑淮阴。可惜！他们虽快，淮阴城下的兄弟部队却是更快。不等特务团赶到，便已解放淮阴、淮安。特务团进驻淮阴，没有几天，又接到陈毅自山东枣庄前线来电，命特务团迅速赶赴枣庄前线。同志们听到陈毅军长自陕北回到部队的消息，个个非常兴奋。又是几天连续急行军，赶到枣庄。此时，枣庄战斗正酣。枣庄周围矿井都已被我军攻下。敌军收缩躲在城中顽抗。
因为枣庄周围都是煤矿，地下坑道密密麻麻。我军攻城一急，敌军便躲到地下。攻了两天，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国共双方，停战令下，彼此停火。枣庄守敌原本是土匪，日寇投降，摇身一变变成国军。人家常说“国民党兵匪一家”，这又是一个证明。
1946年至1947年，伪军郝鹏举部队的起义、叛变、覆灭及其本人的伏法，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军继上党战役、邯郸战役、七战七捷之后第四个大胜利。尤其是这一事件变化之剧烈、倏忽、奇特，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战场的喜剧性”。加以它又发生在华东，消息来来去去，朝云暮雨，使大上海同情我党我军的人民，一忽儿喜，一忽儿忧，一忽儿怒，最后则大喜过望。在我党地下工作者中，传闻特多。至今，时间已过去整整52年，往事历历在目——大家天天抢着看报纸上有关消息、然后奔走相告的情景，还似在眼前。
“小蒋介石”起义了
郝鹏举其人，讲句老实话，在旧军阀里面，倒算是个“佼佼者”。他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兵，冯治军甚严，郝也受过严格训练。因为刻苦好学，精明能干，生活严肃——不抽鸦片，不喝酒，不嫖不赌，受到冯玉祥器重，曾送他到苏联留学，专攻炮兵。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军大战中，郝鹏举投到蒋介石旗下。抗战期间，居然取得蒋介石头号爱将胡宗南的信任，被任命为某军副军长。人家是“受宠若惊”，他却是“受宠热昏”，好像吃了豹子胆老虎心，竟然去动胡长官某亲密助手宠妾的脑筋，一下子乌纱帽搞掉不算，还被关押起来，差点掉了脑袋。幸亏好友毕书文、刘伯阳两人搭救，逃到了南京，投靠日寇。1942年8月，汪精卫倒把他一眼看中，委他做了汪记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的中将教育长，官儿可算得很大了。1944年1月，郝鹏举又“荣任”汪记淮海省省长兼省保安司令和徐州市市长。此人深知战争时期，枪杆第一。蓄意在南京收罗了一批将级和校级军官，带到徐州，作为骨干。再在此基础上，招兵买马，很快建立起一支庞大的伪军。日本投降，郝首先摇身一变，投靠国民党，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郝本人受任纵队司令，驻在山东峄县、枣庄一带。当时态势是前面与我军对峙，后面有国民党正规军“虎视”；在共产党看来，这是一支汉奸武装，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一支杂牌军。在夹缝中间，不识相，动一动，马上全军覆灭，性命难保。
正在此时，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国民党军大败，高树勋起义，马法五等被抓等等。周围伪军闻风丧胆。面对这种情况，有点政治头脑的郝鹏举，知道不能轻易与我军为敌。而且，他还有一个“识时务”的长处，既知道蒋介石对杂牌军的心狠手辣，言而无信；也懂得共产党正在用人之际，对待自己这等拥有一、二万条枪的“草莽英雄”，确实能够做到“来者欢迎，去者欢送”。
在这个认识前提下，面对1946年初国共双方停战令下，举国上下同心盼望和平，大局和战未定，郝鹏举知道自己处于国共夹缝中间，正好“脚踏两头船”，“待价而沽”。只是自己部队位于鲁南一带，正面是新四军大军主力，不先向共产党做个靠拢姿态可能旦夕之间，便被强迫投降——足下原来是日寇走狗嘛！在充分估计形势、权衡利弊以后，赫鹏举决定先走一步“稳棋”——1946年9日在台儿庄，公开宣布起义。接受新四军命令。把本部队改为华中民主联军，下辖4个师、一个特务团，全军共9个团，约2万人。
这在当时，可算得是个“庞然大物”了。
郝鹏举一宣布起义，根据党的政策，陈毅立即热情接见，当面交代政策：
“来者欢迎，去者欢送。”郝鹏举当场信誓旦旦：一定认真学习，跟共产党走，努力把自己部队改造为人民军队。他还与陈毅商定：为便于改造，将部队撤离台儿庄前线，开到山东莒县地区。
为了鼓励郝鹏举改邪归正，陈毅在郝部进驻莒县以后，还亲自前往探望。一起骑马游览莒县名胜浮来山，向郝讲了春秋时代鲁侯与莒子在山上银杏树下会盟的故事，语重心长，真正希望顽石点头。郝鹏举也居然作诗一首：“策马浮来展大荒，齐桓刘勰两茫茫。千年老树应知我，一片忠心照夕阳。”这个人确实有点“小蒋介石”的味道，善于“做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这么50岁左右的大汉子，为了博取我军的信任，竟然多次当众捶胸、顿足、痛哭，表示真诚。同时，一再要求陈毅派人帮他改造部队。应郝之请，我军也确实希望能够把这支部队改造成人民之师。陈毅曾先后批示山东军区派遣两个联络组进驻郝部，帮助郝鹏举改造部队。第一批以朱克靖为首（朱是新四军军部联络部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曾任北伐军第三军党代表，蒋介石反共，清党，屠杀共产党人，被该军军长朱培德礼送出境）。一月份郝部一起义，即行前往。同年二月份，又派出第二批干部，以刘述周为首，其中有谷凤鸣、李子新、邓旭初、郭力军等同志。在第二批同志出发之前，陈毅亲自指示：“历史上国民党部队起义，规模比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两同志领导的宁都起义，过来的大概有一万多人；第二次是不久前高树勋在邯郸的起义，过来的也是一万多人。这次郝鹏举起义人数最多，我看至少也有一万七八千。郝鹏举这个人年龄不大，50岁左右，有进取心，有能力，没有不良嗜好。过去冯玉祥曾派他去苏联留学，学习炮兵。”陈毅特别强调：“这次郝鹏举起义，首先是迫于形势，并不是真的对革命有什么认识，投机性很大。”最后，他还告诉大家：“郝鹏举是一匹好马，又是一匹烈马。搞得好，能为我所用；搞不好，它会踢伤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做好两种准备：既要从坏处着想，又要向好处争取。尽最大努力，骑好这匹马！”
军官教导团——一堵隔离墙
进驻郝部的同志，对陈毅的指示领会深刻。一到岗位，时刻关注郝部特别是郝本人及其周围心腹的动向。没用多少时间，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基本事实，郝鹏举好话说尽，革命口号喊尽，可是一到实际行动，一切“外甥打灯笼——照旧”！第二批干部到达以后，郝鹏举自己搬到张家围子。在那里，他开办了一个军官教导团，把我军派去的干部，也集中到这个团里。这样一来，这个“小蒋介石”的“司马昭之心”，已经露出端倪：他极怕我们的同志同他们的部下接触，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的人一集中，他就在我们与他的部队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把双方隔离开来了。
郝鹏举的军官教导团，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一、将校班（将官与校官），二、干部大队，三、政工大队。为表示对这个教导团的重视，这个“小蒋介石”
也仿效“老蒋介石”处处兼校长的做法，自任团长，手下的4个师长兼任副团长，李泽洲任专职教育长，张润三任政治部主任，刘述周任副主任，谷凤鸣任总教官，李子新任干部大队教导员兼教官，郭力军任组织科长兼教官，邓旭初任宣教科长、政工大队教导员兼教官。教导团每天上政治课。郝鹏举假惺惺地请我们决定课程内容。因为他知道来这个教导团学习的，都是自己的心腹或者干将，你讲得再好，他们只会“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到头来，总得听他“咳嗽为号”。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确定了进步的课程内容——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铁的纪律，等等。在课余时间，军官们不敢随便同我们的人接触，所以很难对他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