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形成了两大阵营，那一场场硝烟弥漫的论争，充满了激情、狡黠、机巧、趣味与智慧，点亮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天空。
论争之始
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是黄遵宪，他认为文言误国不浅。而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他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改革我国的文字，即用白话文作为语言的工具，他还身体力行实践之。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和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封建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文言旧体文学成为反对的直接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选派的骈体文。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明代以来拟古派文学家前后七子（见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为文学革命所要反对的“十八妖魔”。钱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更进一步指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的敝害。
因此，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招致一班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复古守旧派文人的竭力反对，从而酿成激烈的文言白话之争。
绝妙的“双簧”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尽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当时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初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在对方的漠然中显得颇有些尴尬，而新文学的发难者们也在没有对手的辩论中感到了几分寂寞。
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一个奇特的戏，那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双簧信”。这个主意是刘半农出的，他曾在上海时进过剧团做过编剧。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是文言文写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由于对旧式文人的熟悉，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所写的那封信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足以乱真。他不但忠实地模仿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种种误解与歪曲，而且使之显得十分荒谬可笑。而刘半农的复信逐一加以批驳，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对守旧派大师林纾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
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林琴南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蔡将陈独秀、钱玄同从教师中除名），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在论辩中新文学的声势也逐步壮大。
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信”影响之大。
“双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内部胡适的不满。他认为“太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鲁迅则对刘半农的进步高兴，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
写小说含沙射影
新知识分子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充分的自信，引发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激起旧派文人的恼怒，他们加强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击。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荆生》和《妖梦》，讽刺文学革命的领导人。
林纾写小说含沙射影骂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报》以“蠡叟丛谈”为名替林纾辟了一个专栏，按日发表短篇小说。也许他觉得以这种“不严格”的文体教训一下对手较为合适，于是便有了本月17、18两日连载的小说《荆生》。
其中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称莫逆”，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
小说《荆生》影射攻击“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幻想有军阀势力的“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
林纾的另一篇小说为《妖梦》，写一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梦见一髯人邀他游阴曹地府，“并告诉阴曹大有异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城市，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前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其人进入学堂，见第二门上额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康怒极，谓髯曰：“世言有阎罗，阎罗又安在？”髯曰：“阳间无政府，阴间那得有阎罗。”已而田、秦二人左右元绪出见。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对他们的言论“点首称赞不己。”康“气如结墙，兴辞而出”，髯亦同行。
此文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更刻薄。如说“田桓二日如猫头鹰，长啄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请出能啖食月亮的“罗跟罗阿修罗王”直扑白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林纾在小说之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文末又附“蠡叟”曰：“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啖月之罗跟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足见其对陈独秀等人是何等仇视。简直是要“食肉寝皮”了。至此，林纾已丧失了起码的理智与风度。
林氏以小说咒人的手法非常拙劣。如其称赞蔡元培为元绪公，何谓元绪？元绪为龟的别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蔡孑民（三）》中说：“元绪公，即是说的蔡孑民，因为《论语》注有‘蔡，大龟也’的话，所以比他为乌龟，这元绪公尤其是刻薄的骂人话。”
林纾此举，行为卑劣，为人不齿。时有人称其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
胡适与黄侃“斗法”
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将，因此当时反对他的旧派学者很多，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字季刚，与章太炎、刘师培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黄侃的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黄侃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好在王闿运通脱，并未计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对白话文最凶者，黄侃对胡适进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胡适著书勤勉，却留下数部“半部书”，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仅写成上半部。黄侃借此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胡适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颇为阴损地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语毕，学生们哄堂大笑。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老章又反叛了！”
曾作过段琪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长章士钊，二十出头就做了《苏报》的主编，后游学英伦，归来后自创《甲寅》杂志，这是一个反对白话文运动的舆论阵地。
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他经常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茶余饭后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曾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批判的矛头直指胡适。并点名要胡适回应。胡适看后一笑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
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互不相往。数年之后，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章士钊的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很是有趣。
章士钊并未像他诗中所说的那样，真的“投了降”，时隔不久，他又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屡屡攻击白话文学，对运用白话文的陈源、梁漱溟、梁启超等进行指责，并自相矛盾的宣称“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
胡适读后，马上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钊题写在相片上的“白话歪词”，指责他是个“不甘心落魄”的“时代落伍者”。
胡适还指出，章士钊的此篇文章本身的逻辑错误和不讲道理，并声称：“今日一部分人的谩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并风趣地提出，“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