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夕，蒋百里和梁启超等结伴欧游。以巴黎为大本营，用一年的时间踏遍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归国后梁氏撰成名著《欧游心影录》，蒋百里则撰成名著《欧洲文艺复兴史》。
欧游之后的梁启超，看到的是“科学破产”，彻底放弃“科学万能”的迷梦，认为“中国不能效法欧洲”，主张中国人当在中国文化上“站稳脚跟”。欧游之后的蒋百里，看到的却是“万卉齐开，佳谷生矣”的盛景，认定中国必得走上“人之发见”与“世界之发见”的那条“文艺复兴”之路，因为此路“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实为吾民族梦寐以求之“曙光”……
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连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引领了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被公认为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至今还被用做中央美院的西方艺术史教材。
著名文史学家曹聚仁读过本书后，以达？芬奇之“多方面的光芒”评蒋百里：“百里先生也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周维强以“文化史的名著”曾评价此书：“蒋百里著述甚多，《国防论》、《欧洲文艺复兴史》固然分别是军事学和文化史的名著，而1938年8月在武汉《大公报》上连载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更是一部独具慧眼、入木三分的作品。”
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在成书过程中，还因为写序的事情，演绎出一则空前绝后的文化奇闻来，事情是这样的：
《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并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便请梁启超为此书作序。梁启超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趣事在当时轰动一时，被传为文化史上的佳话。
众所周知，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而被誉为“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的蒋百里，则是我国近代卓有建树的军事学家与文史大家（蒋百里还是大科学家钱学森的岳父），他们俩联袂演绎的这一段“作序”奇闻，点亮了近代文化史的天空，也为我们的文化史增添了些许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