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持久热点问题，并取得大量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可惜受其文化殖民主义等西方视域的桎梏，其缺也明，其失也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邓小平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思想为基点，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就是邓小平的发展哲学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解读邓小平发展哲学，不再仅仅关乎民族命运，而且具有普世性意义。也正是在此意义下，印度学者苏地生贴切地称邓小平为“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推而及之，我们也可以一点也不过分地说，邓小平也是当代最伟大的发展哲学家。
（一）彰显时代精神的发展本体论
在广义的维度我们可以把哲学分为两类，即知识哲学和实践哲学。知识哲学以哲学范畴的运演为路径，关注前提的批判和概念的澄清。实践哲学关注实践理性，以哲学思维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为指归。显然邓小平的发展哲学属于实践哲学范畴。邓小平的哲学思考不是去建构理论形式的哲学思想体系，而是因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大力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业。就其对社会主义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而言，邓小平的发展哲学观点，无可争议地使自己获得了“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历史地位。如果像卢卡奇等人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那么，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发展哲学也是不可超越的。
可是表面的理论外貌的哲学之“缺席”，并非不代表实质的严密的哲学思考的“在场”。这是我们研究邓小平发展哲学甚至整个邓小平哲学思想必须始终固守的一个基本原则。虽然这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失真的危险，可我们还是无法摆脱诱惑――邓小平发展哲学缜密坚实的逻辑结构。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社会发展哲学的最基本理论前提。“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核心命题，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深刻的阐发，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但是，对这一哲学观点和思想路线，毛泽东没能一以贯之，甚至在其晚年走向了反面。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恢复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将其作为自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前提，用以探求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道路和模式。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
邓小平自我评价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道：“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同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又说：“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也讲道：“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虽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但邓小平不仅重新恢复并确立这一思想路线，而且首次明确指出这个命题的三个基本要点，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是说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体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即实事求是所包含的丰富哲学意蕴的角度上，我们才说，它是邓小平社会发展哲学的逻辑起点。正如黑格尔所说：“萌芽虽还不是树本身，但在它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在“求实”的逻辑基点上，社会发展的必要性获得了自己合理合法的根据。邓小平社会发展哲学的建构完成了最基础的奠基工作。在“求实”的发展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关于发展的动力、模式、道路、衡量标准与核心价值等基本理论。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而这一著名论断是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科学论断。邓小平说：“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此，邓小平从唯物辩证法的运动观出发，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的辩证本性，这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娴熟应用。在他看来，稳定、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是绝对的，稳定、协调属于静止范畴，发展则属于运动范畴，也就是把稳定协调与加速发展的关系提到相对与绝对关系的哲学高度来认识。需要申明的是，相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而言，不言而喻，经济稳定与协调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永恒的、无条件的。所以，“发展是硬道理”首先是指谓发展的无条件性和永恒性的一个哲学命题。
但这并非一个纯粹的哲学话语，而是与中国现代化相涉的一个发展哲学问题，而且也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当“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发展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其次，“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因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只有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表现出来，人民才能从内心里拥护社会主义，才能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也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最后，“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有自己的发言权，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是不行的；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会动摇；大陆在制度上优于台湾，如果经济发展也能超过台湾，实现统一就有了现实的可能。
综上所述，发展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是由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所要求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时的创造性运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告诉我们：发展乃公理，“逝者如斯夫”。
社会发展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在关系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邓小平关于发展内在动力的发展哲学思想。
毋庸讳言，毛泽东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并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性质和运动规律，但是他没有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即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为此，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冲击和干扰这一中心工作，要“顽固一点”，始终“扭住不放”。“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可以看出，邓小平不仅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正确解决的途径，而且还表现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坚定信心和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
社会发展哲学的动力论如果仅仅停留在此就仍然是抽象的，于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提出了社会发展动力的两条内在的机理，其一是“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理论，其二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建国后，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我们也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不少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甚至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正因如此，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的总结和反思而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邓小平说：改革“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如何理解这一科学命题呢？这首先是就改革所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的。改革涉及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领域，变革长期以来形成的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相应地改革政治等其他方面的体制。这种深刻而广泛的改革，已经并将继续引起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等等的重大转变。其次，改革由于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在改革进程中又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干扰，难免会出现种种失误，因此改革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可以看出，就社会主义改革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就社会主义改革所引起的变化的方向性、前进性意义而言，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质言之，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特别是“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革命”的科学判断，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从发展哲学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杠杆、动力，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也是当代社会发展哲学的一大关注焦点。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哲学不同，邓小平从积极、乐观、自信的角度审视科学技术的作用；邓小平所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在当代中国科学欠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就中国的发展问题而言的。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同意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看作是极端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实际发展中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探索在科技整体不发达情况下的科技发展之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避免误入歧途。
近代工业化以来，特别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出一个崭新的规律和特点，这就是科学和技术的动力作用日益重要。对此，马克思已有预见：“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科学欠发达的实际情况，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他说：“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998年9月5日他在会见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统时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在邓小平看来，“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革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认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可见，在邓小平看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发展、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的基本途径是科技进步，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动力作用原理的又一重大贡献，同时，它对于我们解决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另外，它对于我们在当代国内外社会发展哲学研究中，反对“科学万能论”与“反科学主义”，抵制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盲目乐观主义和消极悲观论调的干扰，无疑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
我们相信，当代方兴未艾的发展哲学研究，也只有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中，在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中，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找到当代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模式。所以，对于发展哲学的研究，其哲学立场和价值取向至关重要。而邓小平的发展哲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范例。
（二）立足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论
如果说发展本体论解决了发展的客观依据（求实的原则）、发展的价值取向（社会基本矛盾的要求）以及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那么发展模式论，则必须以上述理论为根据，进一步解决发展的途径、方式、道路、战略等问题，毕竟发展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它不是思辨哲学，它要解决现实的发展问题。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哲学是以当代中国的发展作为关切对象或视域的。今天，我们仅仅从实践的角度解读它的中国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当从理论的维度破译它作为整个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世界意义或者普世价值。
从求实的唯物主义前提出发，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深刻把握中国的国情，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是制定正确的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基本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要从中国特点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要看到中国社会的两个特点：一是底子薄，现在仍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二是人口多，耕地少，80%的人口是农民。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并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他指出：“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这就找到了我国以往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症结，解决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则问题。
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正确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彻底澄清了一切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乌托邦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找准了出发点和立足点。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从而为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模式、道路提供了立论的客观依据。
以其国情论为基础，在不断的反复的实践摸索中，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步骤。他说“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在对我国国情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跨世纪的科学规划。首先，它是一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不是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单向度发展目标，而是多元化的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把经济的富强、政治的民主、文化的文明作为我国的整体奋斗目标。其次，它是一个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发展战略，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生产目的。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标准，即由“温饱型”到“小康型”，最后实现“比较富裕型”。这也就纠正了过去只重视产值、产量、速度，忽视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偏差。最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也体现了求实的唯物主义科学态度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精神的统一。使社会发展程度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中国来说，显然并非轻而易举，我们要用一百年时间走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要用几百年才能走完的历程。
目标是充满雄心壮志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真可谓任重道远。因此，邓小平提出自己的“台阶式”前进的发展模式。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直线的、上升的，而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前进。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辩证法，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辩证法，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字。”
这里大致有以下几点需要关注。首先，完成“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要有紧迫感，以实现台阶式的加速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不能三心二意，不能犹豫，必须要有认识和实践的坚定性。因为比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我们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落后了许多，这既有历史包袱的问题，也有我们自己工作失误贻误了时机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发挥只争朝夕的精神。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因此，我们应该横下心来，不受干扰，始终如一地搞现代化建设，除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战争完了以后还要继续搞现代化建设。不仅抓物质生产、搞精神文明建设要有紧迫的历史责任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其他工作也必须如此。他还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其次，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跳跃式地来发展自己，还必须抓住时机。所谓时机，是指有利的时间性的客观条件，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也是对斯大林“一切以条件、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条件论的新理解。在邓小平看来，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出现了许多宝贵的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大好机会，必须紧紧抓住。在南方谈话中，他特别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最后，“台阶式”发展是具体而有客观条件和依据的。第一个客观条件是我国具有后发优势。邓小平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日本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高达20%以上。韩国70年代和80年代也出现过两次高速发展时期。在这里，渗透着“后发式”发展模式的思想，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动力根源在于社会外部环境的逼迫和挑战，发展过程表现出快速、突进的特征。显然，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存在着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说明，一方面，我国实现高速发展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如何借鉴他山之石对我们快速发展意义重大。
另外，还有一个客观条件是，我国经济业已经过几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从1984年到1988年，这一时期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1.7%，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邓小平说：这个期间我国“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可持续发展，是指不只是谋求国民经济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增长，同时还要谋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并在经济发展中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积极促进社会公正、文明而健康的发展。这才是有别于“反发展”的真正发展。邓小平说：“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实践和理论上就开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积极探索。
1992年中国参加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并在《21世纪议程》及其他相关文件上签字。1993年召开“中国21世纪国际研讨会”，中国国务院领导宣布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伟构想，发表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白皮书，明确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相关的政策和行动框架。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同时，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维护生态平衡，加强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自然资源。
第一，要解决人口过多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掣肘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人口数量多，在一段时间内增长速度快，人口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比例严重失调，从而导致人口生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并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国人口目前已过13亿，每年仍净增1000万人以上。到2050年达到16亿左右才能实现零增长。每年新增国民收入的1/4被新增人口所消费。据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机构提出的一个报告，中国环境的最大容量能够养活17亿人口，如果超出这个界限，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崩溃。人口膨胀导致粮食短缺，吞噬社会发展成果，使资源优势丧失，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邓小平说：“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在邓小平看来，解决人口问题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通过科学教育提高人口的素质。他说：“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第二，要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掣肘问题。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空气污染严重；水源危机；森林惨遭毁灭；物种不断减少；臭氧层变薄。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当然也概莫能外。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我国的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发展和环境容量的矛盾十分尖锐，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占有资源偏少的问题将日益加剧；我国36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遭受水土流失的威胁，沙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7%；大约有15%～20%的动植物种处于濒危状态；全国600多座城市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酸雨的范围和程度日益扩大；全国七大水系有近一半河段遭到污染；近40年来每年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多年来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方式所导致的。自然条件无法选择，发展模式却是可以选择的。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强调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并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励制度。”
第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要崇尚节约，合理地、理性地消费，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道德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享受空前消费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超前消费、奢侈性消费、公款腐败消费等非理性消费方式，从而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来阴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有千万人仍处于贫困之中；我国也是一个资源短缺大国。国情决定了我们的消费方式应当是适度、节俭，要求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道德传统。邓小平多次强调艰苦奋斗，1989年3月他会见乌干达总统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对艰苦奋斗等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否定时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误。”
（三）体现人民利益的发展价值论
发展哲学作为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仅仅具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前提以及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把自己关于发展的本质性界定转换为评价观念，以便使自己关于发展战略的选择、发展模式的实施既是合规律的、合目的的，又是可控的、可修正的。所以，发展的评价尺度是什么？这既是一个涉及邓小平发展哲学逻辑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攸关邓小平发展哲学价值实现的重大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发展的评价尺度有所论及。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里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都是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基础的。当一种生产关系还能使生产力以一定速度发展时，它是不会灭亡的。而在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前，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偶尔建立起来了，也是不巩固的。所以，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因，反过来，生产力自身的解放与否、发展与否就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
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写道：“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进步与否、发展与否都应当由“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本身的性质和水平来说明，这一生产关系标准适用于所有情况下，甚至一些表象上看来属于“社会退步”的情况之下。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表现得异常残酷，奴隶被看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任意惩处、买卖甚至屠杀奴隶。但是，与原始社会相比较，奴隶社会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的分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规模地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极大地促进了劳动产品的增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相对应，人类社会告别了蛮荒时代，进入了第一个文明形态：政治上，奴隶主贵族的血缘世袭制度，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共和制；思想上，奴隶主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观点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看到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异化以及人的解放等问题。但是，我们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主要是为解决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问题而论述社会发展的标准问题，一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多从宏观的社会形态发展普遍的规律、统一性的角度论述社会发展的标准问题，因而他们的观点只具有社会本体的、形而上的方法论意义，不会也不可能解决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问题。
毛泽东虽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但受种种复杂原因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时代，不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的主要任务，而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可以说，毛泽东也没有正确地解决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问题。
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标准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综观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特点，综合现实的人与理想的人之发展目标和理想，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发展标准的思想，即发展的标准是综合而不是单一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制度尺度和核心尺度相统一的科学尺度。
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是生产力标准。因为社会生产是一切社会关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发达的社会生产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邓小平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还认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
第一，就实质层面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作过深刻的论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所以，从本质上看，衡量社会的是否发展，我们就应当看它的生产力是否得以解放、发展，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的干扰，正确地制定社会发展政策。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几乎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从而阻碍了改革的步伐。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尖锐批评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就长远前景来看，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的最终彻底解决，只能是通过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社会化的占有形式，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配适。因此，就逻辑而言，社会主义没有理由不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当然在此还存在现实的条件性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应把发展社会生产看作第一要务。所以邓小平说生产力是“压倒一切的标准”。这样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衡量社会发展的制度尺度是公平尺度，亦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衡量标准。可以说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存在于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形态中，是在社会发展中始终必须认真应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在思想史上，效率与公平及其关系的界定千头万绪，众说纷纭，而邓小平所说的公平与效益主要是从社会发展，特别是从经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的。邓小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对“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批判，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大力提倡，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并确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标志着我党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对这一问题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
效益与公平总是与一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总是和制度相联系。本文重点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探讨邓小平公平与效率的思想。可以说，经济体制、经济制度不同，那么作为调节经济利益和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公平与效率就是不同的。反过来讲，对公平、效率及其关系的界定不同，就会形成一定社会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状况、不同性质、不同方向的发展。也就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公平和效益的关系看作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制度尺度。
采取效率优先的分配和资源配置政策，首先是基于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20多年的经验教训。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我国一味追求公平而忽视效率，导致平均主义泛滥。高福利政策使国民经济不堪重负，人民生活陷入普遍的穷困当中。我们为“公平第一”这一乌托邦式的制度价值取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来确定、选择我国的分配和资源配置方针。较高的效率与普遍的公平的统一，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我国正处在而且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底子薄，人口多，这就使得我们党不能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不能不把发展生产力为内涵的效率原则放在优先地位。
所谓兼顾公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合理拉开差距，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同时，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第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体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收入分配上的正当差别，以便使个人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第三，对那些以不合法手段和诚实劳动取得畸高收入、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和行为，予以制裁。
还需要注意的是，主张效率优先，并不是以效率牺牲公平，而是以效率促公平，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这是因为，第一，虽然效率是公平得以实现的物质前提和基础，但社会公平反过来又制约并进而反作用于效率，二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公正的政策会使社会成员表现出巨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效率大大提高。相反不公平的政策则会严重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它必然招致劳动效率低下。第二，建立公平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效率提高的重要保障。第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导致两极分化的先天缺陷，需要用公平的原则来矫治。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也应当是体现效率和公平辩证统一的发展。否则，社会就会停滞，出现所谓的“反发展”，使整个社会为一时一地的暂短发展付出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沉重代价。
衡量社会发展的核心尺度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事实上，每当邓小平强调生产力标准时，总是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的。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之中就包含着人民利益的标准。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辩证统一。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密切结合，在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也曾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讲道：邓小平“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观点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已经提出“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但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并没有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结合起来并贯彻到底，所以，他在发动群众“大跃进”中，使自己所建构的经济结构脱离了中国生产力的实际；他在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把生产而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在对此教训的总结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辩证统一，既继承了毛泽东，又超越了毛泽东，为我们如何评价社会发展找到了一条最核心的尺度。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3.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
4.〔美〕德尼？古莱著：《发展伦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田克勤著：《当代中国发展大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
6.刘伟、魏杰著：《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7.阎树群著：《邓小平的理论创新》，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建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