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建设和发展，却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一个没有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长期不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生机活力、缺乏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一个僵化的、教条的、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必然是要走向衰亡的。社会主义如何发展，成为摆在所有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运动，以其20多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向世人证明：只有改革才能挽救社会主义，只有改革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不改革就不可能有发展。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认真地审视中国的改革了。
如果作一下统计，可以发现《毛泽东选集》中使用最多的两个词是“战争”与“革命”，而《邓小平文选》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改革”和“开放”。正如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曾经总结的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从以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可以说，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主旨和主旋律。因为邓小平理论的全部内容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孕育和产生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邓小平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就不会有完整的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改革思想改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整顿”和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时间短，不连续，主要的内容就是把过去被搞乱了的思想、搞反了的认识、搞错了的事情彻底纠正过来。因此这一阶段整顿（也就是改革）的原则是“有错必纠”，目的是“一切向前看”。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大。改革主要是在艰苦的探索中“有破有立，破立结合”。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通过由点到面的改革，逐步消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因素，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一时期的改革，必然涉及一些深层次的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因此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从本质上把基本问题搞清楚。
第三阶段，党的十三大后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主要是不断创新。思想大解放，理论大创新，改革大发展。邓小平以前所未有的大气魄不断鼓励人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以震惊世界的大手笔书写出中国改革的宏伟乐章，以石破天惊的理论创新唱响改革主旋律，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之后大步迈进新时代。
（一）整顿和拨乱反正是中国改革的前奏曲
当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动力方面频频失误的时候，邓小平却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难得的第二次“复出”中央主持工作期间，开始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各方面的工作，虽然时间短暂，尽管困难重重，但仍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只是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事情不叫改革而是被称为整顿。可以说，正是这个时期的整顿，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吹响了亮的前奏曲。
70年代初期，由于还没有全面纠正也不可能全面纠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系列极“左”错误，这个时候的改革，也就是整顿，绝大多数只能是恢复性质的。但是邓小平整顿的决心和推进整顿的力度都是很大的，从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仅1975年1月至9月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在八次讲话中都提到整顿，其内容涉及党、政、军、工农业生产、科技教育等方面。为什么要实行整顿，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同时邓小平强调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虽然这场改革运动时间不长，并且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邓小平谈自己“三下三上”时这样讲）而被迫中断，但这些艰难的探索却有着极其宝贵的价值，作为改革的初步尝试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并且对改革将要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又一次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这一次在恢复性整顿的同时增加了拨乱反正的内容。因为是恢复，所以邓小平强调“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因为要实现拨乱反正，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可以说这就是邓小平为最初改革制定的原则和指导思想。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精神和求真务实作风的体现。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拨乱反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样的一些变化是否就一定能保证改革的必然成功呢？对此，邓小平有很清醒的认识。他于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路线是非基本澄清了，规划制订了，措施提出来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即使在今天来看，这些要求和告诫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显然，邓小平对改革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改革和发展，已经有了自己的考虑。关于经济改革，邓小平在1978年10月11日召开的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这也是从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中发现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经济改革的概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1978年9月18日听取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可。关于实行开放，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讲道：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也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很有预见的强调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这些话语明显地包含着对改革性质的原则规定。
这一切预示着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和理论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随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所作的著名讲话，已经为中国波澜壮阔的全面改革吹响了战斗号角，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第一份宣言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改革这个原本很平常的词，注定要和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二）唱响社会主义改革的主旋律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工作的着重点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但是，当我们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却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障碍。正如一首歌所唱的“巨龙就要腾飞的时候，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因为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改革的内涵及其必要性，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更不是所有的人都情愿接受改革。人们会不时提出一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而在当时却是很严重的问题，比如改什么、改成什么样、改到什么程度、向哪个方向改等等，甚至在当时把改革同发展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这样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根本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改革不可避免的要演变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而广泛的长远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国的改革必然地要从个别、局部的恢复性的调整升级为全面、整体的建设性的革命，尽管注定要面对重重困难。
作为事实上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改革保持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并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对自己的改革思路进行积极的调整。“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他深知改革必须胆大心细，务求必胜。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邓小平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不断解放思想，把自己的全部政治智慧和精神追求倾注在对中国改革的设计蓝图之中。中国改革的成功首先得益于设计上的成功。
首先是对改革目的的明确界定。不管改革在什么时候进行，也不管改革从哪个方面开始，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必须在一开始明确回答“改革是为了什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改革目的的界定，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语言表述，但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充分表现出在这个事关大局的重要问题上毫不含糊的清醒认识和毫不动摇的坚定性：中国的改革就是为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工作的时候，他就明确地提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巧妙地利用毛泽东提出三条重要指示的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在经济战线进行整顿，目的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历史给邓小平提供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大环境。他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各种规章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使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随后的即席讲话中，他又一次提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5月19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了中央三项改革的决定后指出：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月21日和28日，在会见外宾的时候，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
其次是对改革措施的设计。改革是一项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只能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和总结。要制定正确的改革举措，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因此，邓小平强调最多的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倡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在谈到调整的方针时说，这几年“我们着重于检查过去的缺点、错误，正确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整个建设的部署，安排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正是由于党中央本着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第三，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改革就是要改变和消除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改革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用不着证明的观点，但是在当时却未必人人都能认识到。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被认为是解放思想的第一份宣言书。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个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成绩斐然，备受世人关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和解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其成功的改革而“一枝独秀”。分析总结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这一阶段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和改革理论来说，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正确选择改革的突破口和准确界定改革的性质。可以说，改革的成功首先归功于这两点的成功。
先来看看中国改革突破口的选择。邓小平对中国改革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受极“左”错误思想和理论影响，是非观念颠倒，思想认识混乱，似是而非的东西充斥人们的头脑。这一残酷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改革首先要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开始。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改变人们的错误认识，转变观念回到正确的认识上来；二是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增强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如果人民群众对改革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到位，就不可能产生高涨的热情和积极的响应，改革的实践还是无法展开；如果人们依然是用过去那种僵化和教条的观念来认识和对待改革，就势必造成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只有人民群众对改革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调动起他们参与改革的热情；只有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可能有改变面貌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实践。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呢？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和共产党人的求实精神，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等一系列思想解放活动，解除了长期以来错误思想和理论对人们的束缚、困扰和误导，端正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之回到正确的方向，为全面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改革第二个突破口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就是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不仅仅是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由于长期错误思想和极“左”政策的影响，在全面改革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表现出来。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必须选择从经济战线开始。必须以经济建设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抓住，一刻也不能放松。这是对我们过去所犯错误深刻反思而得出的教训。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离开发展社会生产力，离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来谈改革，都只能是空谈。而空谈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害民误国。
再来看看对改革性质的准确界定。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一些表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或者说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这些遗留问题必将对改革大业产生新的消极影响甚至带来严重危害。因此必须在改革的发展进程中及时对改革的性质作出准确的描述。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又在1979年3月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明确告诫全党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当中国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的时候，邓小平开始了对改革性质的深层思考和理性认识。我们可以从他与外宾的几次谈话中找到答案。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表示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5年3月28日，他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月15日，他强调说“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8月21日，他进一步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明确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
这样准确的定性描述，对于防范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方向性偏差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起到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为了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改革的艰巨性和所面临的困难，以便我们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改革贯穿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则是告诫人们不能抛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搞改革，改革绝不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三）铸造新时代的动力火车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既定的模式可以参考，一切都必须由我们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在总结的基础上普及推广。邓小平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随着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取而代之。创新，不断创新，成为决定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必须不断的“破”，但更需要大胆的“立”。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建设和发展。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第一次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把党的十三大以后的改革和发展称之为一个新的阶段，主要是因为在党的十三大以后的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内容。这一时期首先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开始显现出来，如价格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经济犯罪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其次是在国内出现了自由化倾向的不稳定因素，严重干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最终发展为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再次是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威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面对出现的新问题，冷静观察，审时度势，沉着应对，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新举措，有力地保证了全面改革的顺利进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和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因其理论创新而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既强调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不动摇，又进一步把改革开放提高到决定中国命运的新高度来认识，要求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在党的十三大闭幕后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多次提到：“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实践证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在随后的多次谈话中一直强调，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中国有占世界五分之一多的人口。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1991年8月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面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
第二，强调改革要有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营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方面，首先是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尽管邓小平始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他创造的新东西，但不可否认的是四项基本原则却是保证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使得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次是强调改革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和时机。邓小平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其三是强调在改革中中央要有权威。邓小平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我们要订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其四是强调“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针对外国势力干涉和干扰我国改革开放的情况，邓小平明确而又坚定地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
第三，强调改革既要从自己的条件出发，又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劲，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具体问题，如果总是以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标准来进行分析讨论，只能使改革陷入抽象的争论之中，在坐而论道中丧失前进和发展的时机。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真理标准具体到经济建设中，就是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和灵活运用，完全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坚持在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在回答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提问时他明确地表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年10月，当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后，邓小平就立即发表谈话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多次提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他还反复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而又坚决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四）邓小平改革观的伟大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观点，邓小平用一句很能体现个性的精彩话语来概括：“发展是硬道理”。如果我们借用这一模式来概括改革对发展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意义，似乎也可以表述为：要发展，改革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改革，就如同社会主义的存在一刻也离不开发展一样。没有改革，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历史的考察，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和改革理论，在许多方面具有无可争辩的创造性。邓小平改革思想中的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改革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意义之一就在于真正认识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整顿国民经济和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邓小平始终坚持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果不从这样的方面来认识，许多现实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无法进行。针对“四人帮”所谓“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反动错误观点，邓小平指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证。”“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在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因为正如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在改革的实践中，提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理论。改革就是革命的观点，从理论的高度，界定了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和前进动力的历史地位，明确了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作为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是一个新的观点。既然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的改革就不可能是“单打一”。从一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强调中国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其他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观点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角度，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改革、考虑改革、推进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就可想而知，必须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面临的风险有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在改革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多次谈话，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第三，在改革的同时，邓小平提出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新观点。把开放和改革统一起来，认为开放也是改革，是邓小平改革思想和改革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必须要实行开放，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善于冲破外部敌对势力的封锁，更要敢于把自己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社会主义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邓小平多次提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在改革中走向开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当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向世界打开国门并积极走向世界的时候，改变的不仅仅只是中国的面貌。
历史已经进入新的世纪。当世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历史已经记录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因改革而辉煌，世界因中国而精彩。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在新世纪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也是我们对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最好祭礼。
[王翼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