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不仅以伟大业绩和光辉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上建立了彪炳千秋、泽被万世的不朽功勋，也以崇高的政治风范、伟大的人格魅力为当今和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人格，也称品格。通常意义的人格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心理特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也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直接表现。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上闪耀着一种博大、崇高的领袖人格。这种博大、崇高的人格，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信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观为支撑，以把个人荣辱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相结合的人生观为动力，富涵深厚的哲学意蕴，实现了自我的完善、自由和超越。他的精神境界、政治品质、思想格调、价值取向和道德情操，无论是对当今还是对后世，其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这些作用和影响将跨越历史，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勇往直前的力量，留下长存的风范。
（一）追求理想与求真务实的英雄本色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仰以及对理想与信仰执着追求是一切伟人所具有的人格风范。邓小平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为亿万人民的幸福而执着拼搏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步入辉煌，创造出灿烂壮丽的人生，是与他所拥有的崇高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信念密不可分的，因为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伟大人格的精神和思想基础。这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为他一生的不懈追求和不息奋斗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
邓小平在少年时代，适逢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受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他“感到中国衰弱，希望它强大起来”，认为“现代化是必由之路”。所以，1920年8月，年仅16岁的邓小平便离乡背井，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之路。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他的理想和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1926年1月，邓小平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生活和斗争的磨炼，使他的眼界豁然开阔，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追求的目标更加明晰。他要求自己，“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并诚恳地表示：“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数十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哪怕面对批斗、处分、撤职、流放等厄运，都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执着追求。在中央苏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被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遭到批斗、“党内最严重警告”和撤职处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同志一样被打倒，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最强烈的要求就是保留他中共党员的党籍，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1973年复出后，他勇敢顽强地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定果断地推行全面整顿，并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拒绝了毛泽东让他主持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决议的要求，以致再次被打倒；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第三次复出，仍不改求真务实的英雄本色，力排阻挠，主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准确的评价；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肆泛滥之际，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中国绝不允许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遭受严重挫折时，他仍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告诫人们“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和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使他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重大转折关头，始终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体现出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敢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大家风范。
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不仅体现在邓小平全部的革命实践中，也体现在他所创立的伟大理论中。邓小平的人格是以理论为基础的，他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他多次讲，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采取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终将必胜的信念，是邓小平勇敢地冲破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传统束缚和主观偏见，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动力。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借鉴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胆识和理论勇气，全面、系统、深刻、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一最终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人格魅力。
一切伟人都具有的求真务实、表里如一的人格特征。求真，是认识和把握事物的真相的方法；务实，是正确、切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求真务实既是认识方法，又是工作方法。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邓小平以求真务实、表里如一的学风和工作作风而著称于世，不仅深得党心民心，也受到世界各国政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赞赏。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样：“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求真务实、表里如一的人格风范体现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本色。一个人一生中说点真话、做点实事并不难，但一辈子说真话、办实事，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系到个人前途和生死荣辱的紧要关头，仍能坚持原则、保持操守，就不那么容易了，它需要非凡的胆识、勇气和人格力量。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一贯求真务实的人，一位以说真话、办实事而成为真正英雄的人，一位把说真话、办实事升华到伟大境界的人。
邓小平一贯要求自己并经常教育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都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风问题上，邓小平一贯主张务实、“求是”，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他反复强调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方面，他主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教条化。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正是本着这样的科学态度，邓小平才能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未知领域提出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真知灼见。在对待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不同观点、意见问题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顶住“四人帮”的压力，提出“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反对压制讨论、互相封锁的坏学风。在对待工作作风问题上，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直截了当，通俗易懂，体现了他“注重实效而非实用主义”的工作作风。他要求党政干部要树立这样一种好的工作作风，即“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的作风。他一贯反对空谈，崇尚务实，多次严肃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比如在经济建设上，他要求要有适当速度，更要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认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面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他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谈到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时，他进一步强调“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情抓起。”邓小平不仅提倡求真务实的良好工作作风，而且还不遗余力地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各种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经常强调在工作中要克服诸如不关心群众利益、命令主义、包办代替、会议过多、工作方式简单生硬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不良风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更是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曾深刻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最反对在工作中一哄而起，虎头蛇尾，华而不实，搞“假大空”，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在南方谈话中，他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邓小平不仅在言论上反对种种不正之风，而且能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论学风，在他的雄文三卷中，我们尽可领略言简意赅、朴实无华、鲜活生动的文风；论工作作风，他一向雷厉风行、坚决果断，勇于任事、敢于负责，讲求实效、不走过场。可以这样说，邓小平不愧是求真务实、表里如一的典范。
（二）锐意进取与开拓创新的卓越品格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是一切伟人所具有的精神特质。进取与创新的核心是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在挑战与超越中升华自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是邓小平最具魅力的人格特质。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是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当中，邓小平都表现出卓尔不凡的进取创新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方面，邓小平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西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而我国则是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我们曾忽视了二者在生产力起点上的差异，把理想状态的社会主义教条地运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践中，结果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失误。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重视实践，从不拘泥于传统的说教。他认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认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否则，“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上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因此，通过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思考，邓小平改变和超越了几十年来被尊奉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表现出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创新方面，邓小平超越了革命与战争时代形成的思维模式，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情况，根据革命与建设两个时代根本不同的任务要求，不断地调整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自我，完成了由打江山的革命家到治国安邦的政治家、改革家的转变，从而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开拓新政，领导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的又一时代巨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邓小平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最先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用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的话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命题的提出，为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邓小平把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看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严肃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国不仅进行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同时进行了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改革。在改革逐步开展的过程中，邓小平还进一步阐述了改革的性质、意义、指导原则等一系列有关问题，进而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必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宏伟战略的制定。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深有体会地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总之，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契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当代世界形势的前提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说“新话”，又闯“新路”，表现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
（三）乐观主义与忧患意识有机统一的人格特质
乐观主义和忧患意识几乎是所有伟人所具有的人格特质。在邓小平的精神世界中，乐观主义和忧患意识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两种有机结合、相互融合的精神气质，对邓小平崇高、博大的领袖人格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的乐观主义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为基础，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人民的当家做主和生活幸福的英勇奋斗中，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懈追求中生长、成熟，在革命和建设征途上各种各样艰难困苦的考验中淬砺、升华。正如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所言：“他的崇高的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是这样评价父亲的：“父亲这个人，是一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对于事物，他从来不会只看一时一事一种趋势，而总是从长远的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
邓小平的忧患意识是在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濡染和熏陶中形成的。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奋发进取的历史使命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邓小平在少年时代因忧国忧民而负笈海外，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他仍然保持着深沉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底子薄、基础差、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面对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他心生忧虑，意识到“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因此，他认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下，避免经济滑坡是“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邓小平的忧患和焦虑正体现了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邓小平人格的鲜明特征。
邓小平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是辩证统一的。乐观主义使他坚信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使他始终保持不屈不挠、蓬勃昂扬的奋斗精神；忧患意识使他深感他所肩负的责任重大，因而使他始终把发展作为头等大事，始终保持着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这两种相互融合、有机统一的精神气质使他能把乐观主义和忧患意识提升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层面，外化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四）博大的爱国情怀与殷殷的赤子之心
邓小平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安康幸福而拼搏，他把自己的命运融入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追求之中。
邓小平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有着透彻的了解。为了洗刷中国近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和掠夺的屈辱，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人民的翻身解放，他投身革命，建立殊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威胁和施压，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带领中国人民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赢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同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斗争中，邓小平作为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在事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把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曾义正辞严、铿锵有力地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热爱祖国，情系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祖国统一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在第三次复出后不久，他就思考祖国统一问题。1980年新年伊始，邓小平就将祖国统一确定为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他顺应历史的潮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既立足民族大义，又正视客观历史和现实，为推动港、澳、台问题的解决苦心孤诣，殚精竭虑。经过多年认真探索和多方讨论，终于在1983年提出以“和平统一”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并在1984年形成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一构想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同时带动和推进台湾问题的解决。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针对英方抛出的所谓“香港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谬论，邓小平铁骨铮铮、掷地有声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在邓小平和中国政府及广大港澳同胞的共同努力下，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百年国耻，一朝得雪。台海两岸的关系，也在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导和感召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分化、西化的严峻考验，邓小平及时赋予爱国主义以丰富的崭新内容，并把爱国主义时代化、通俗化和具体化。众所周知，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邓小平认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因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必然成为爱国主义的当然内涵，爱国主义也必然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论题中的应有之义。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在他看来，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具备爱国主义精神，他说：“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少数人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而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一种妄自菲薄的自卑心理，甚至个别人丧失人格、国格等不良现象，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为此，他要求每一个中国公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从这些深刻、精辟和充满真情的言谈话语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邓小平那深沉博大的爱国情怀。
古人云：“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无限热爱人民，给人民带来极大快乐幸福的伟人。
相信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邓小平重民、爱民思想的突出表现。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深谙：任何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都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经验和智慧的源泉，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把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经验升华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然后再组织群众进行新的实践。邓小平虽然身居高位，却能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现象，党的高层领导中产生意见分歧时，邓小平仗义执言：“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承认：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初期，“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正如美国学者戴维？W？张指出的：“邓是把发展和描绘其改革理想的功绩归功于10亿人民。”这正是邓小平领导我国改革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奥秘之所在。
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和检验其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是邓小平爱民思想的重要内涵。作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不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不论是身处逆境的非常时期，还是擘划改革开放宏伟蓝图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都坚决无条件地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把“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据，作为治国安邦的主旋律。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倘若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想取得成功就是一句空话。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检验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三个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邓小平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的评价主体，把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程度作为最后的检验标准，体现了无产阶级领袖的人民至上的伟大思想风范。
期望人民群众能得到更多的实际物质利益，这是邓小平爱民观的又一突出特征。邓小平历来以“务实”、“求实”而著称，一生最反感的就是那种空喊口号却不管人民群众实际物质利益的虚伪说教。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基于这样的认知，只要对人民有利，只要人民能得到实际利益，邓小平即使是“三落三起”、“丢权罢官”，都无怨无悔。当他第三次重返政坛时，向全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为此，他精心设计了旨在让人民得到“实惠”的致富道路，后来又制定了内含人民生活水平指标的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作为一位功勋卓著的世纪伟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始终把自己当作党组织的一员、人民的一分子，体现了他伟大之中见平凡、平凡之中见伟大的崇高境界。早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就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和党、领袖和人民的关系。他说：“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在晚年，他曾动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朴实的话语反映了作为领袖的邓小平把个人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亲情关系。从1979年我国设立植树节开始，每年的春天他都身体力行，带领家人参加植树活动，倡导全体人民绿化大地，美化家园，让青山常绿，大地常青。为了支持“希望工程”，让更多失学的儿童重返校园，他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先后两次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共计5000元，表达了他老人家的一片爱心。在1989年9月4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邓小平再次深情而又谦逊地说道：“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独立、统一、建设和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这一发自肺腑之言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完全把个人及其生命融入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的高尚品质。
（五）严于律己与光明磊落的高尚情操
伟人之所以有别于凡人，乃在于伟人比凡人更注重道德的自律与完善。邓小平一生严于律己，不居功，不自傲，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本色。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他谦虚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对于在他领导下党和国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把功劳归于集体而不是他个人。他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对于党和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所遭遇的挫折、失误，他绝不诿过。他说：“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敢不敢承认错误，敢不敢修正错误，就一个政党来说，是对其有无信心、有无力量、有无能力的考验；而对个人来说，是对其人格境界的检验。邓小平敢于承认错误，勇于修正错误。他曾诚恳地说过：“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这种精神境界，与党内某些人居功自傲、见风使舵，有了成绩都归自己，有了错误都推给别人的不良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邓小平虽身居高位，但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他非常痛恨党的某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搞特殊化，曾严肃指出：“不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他还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在这方面，邓小平历来以身作则。他少小离家，70多年一直没有回去过，其原因就是怕兴师动众骚扰地方。邓小平对自己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不允许他们享受任何特权。他曾坦率地对中央领导同志讲：“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这种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品德正体现了优秀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邓小平一生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把艰苦朴素与艰苦奋斗看成是创业与克服腐败的重要精神支柱。他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他一生最反对讲排场、摆阔气。在战争年代，他始终保持着轻车简从的习惯。进入中南海工作后，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据北京内联？鞋店职工孟裕生回忆，邓小平曾派人把一双鞋底快要磨穿的旧拖鞋送到店里修理，孟师傅看到这双鞋几乎无法再穿了，提出另做一双新的。来人却说：“不，首长说了，修一修还可以穿。”孟师傅望着早已看不出本色的布拖鞋，心中油然而生敬意，他感慨地说：“想不到这么大的首长，生活竟然这么简朴。”从这样一件生活小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邓小平朴实无华的人格之美。
邓小平一生心系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党、对人民，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宽广胸怀和崇高风范。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被打倒而被疏散到江西劳动的几年间，邓小平仍不改“忧国忧民”的本色，利用劳动之余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书籍，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前途和命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在第三次复出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襟怀坦白地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番朴素的肺腑之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做人原则和政治操守，他是非分明、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不搞阴谋。他“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他同高岗、饶漱石所作的坚决斗争，都折射出他伟大人格的光华。正因其政治品格，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重要人事安排会议上提议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他评价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二次起用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从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政治品格的赞赏。
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邓小平宽阔胸怀的真实写照。在邓小平曲折的一生经历中曾多次遭受错误打击，但他始终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表现了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宽广胸怀。在邓小平的三次沉浮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可以说都是被毛泽东直接和间接错误打倒的。正确处理好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是对邓小平政治人格的严峻考验。第三次复出后，面对来自“左”的方面“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来自右的方面的“砍旗”倾向，他丝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多次深情地指出：“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客观公正地、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对正确评价我们党的历史，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对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格还表现在干部的选用问题上。邓小平调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总是搞五湖四海，而不搞小帮派。他主张：“现在我们起用干部，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这种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选择人才的作风，体现了邓小平宽广的胸怀和超脱世俗的高尚人格。
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率先垂范，倡导并身体力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坚决、主动地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这一举动，就连国外舆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退休的方式上，他主张“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惯例，对退休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他反对搞个人迷信，反对吹捧风，强调“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
他退休后，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发展，特别是1992年，他不顾88岁高龄，毅然南巡，发表了划时代的一系列讲话，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掀起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高潮，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再一次推向深入，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本色。他对自己身后事多有交待：“死后丧事要简化”，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不留骨灰，撒入大海。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与祖国同存、与人民同在的高风亮节。
邓小平的伟大人格源自伟大革命实践的锤炼，邓小平的伟大人格又成就了他的伟大人生。邓小平光辉的革命实践给我们树立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人格丰碑。它们将以独特的魅力和璀璨光彩昭示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为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图伟业、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实现而义无反顾、奋勇拼搏。
主要参考书目：
1.刘建军著：《一代导师邓小平》，中国青年出版社。
2.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
3.齐欣等译编：《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
4.向洪主编：《邓小平治国谋略》，四川人民出版社。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张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