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变，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回顾这20多年的风雨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几个重要关口，总是伴随着几次思想理论界的空前解放而发生。推动这几次思想解放的舵手，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20多年过去了，细细体味那几个历史的瞬间，我们依然能感到它对我们国家前进进程所产生的震撼。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1.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拨乱反正的前奏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重新走向振兴的艰巨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刊登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坚持“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它的提出，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这一时期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党和国家的事业还处在徘徊不前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惟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思想主张的激烈论争，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坚持实践标准的主张面临巨大压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这场讨论迅速冲破重重阻力，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才能够证明人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惟一的标准。毛泽东也曾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两个凡是”的提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标准的根本立场，认为个别领导人的一切言论就是真理，就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从而导致了人们思想僵化，一切从本本出发，从教条出发，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生产生活。正是在这样一个徘徊时期，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针对“两个凡是”的提出，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指明了方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凭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毛泽东晚年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的思想又受到“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教条主义盛行，完全脱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针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极端保守的状况，邓小平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他复出之后，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还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正是在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比以前更加明确、更加突出了实事求是这条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为后来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以正本清源为宗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冲破了“两个凡是”设置的禁区，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开始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重新审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2.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促进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加快了历史转折实现的进程。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逐步认识到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靠抓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各个部门开始从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开展工作，在经济领域，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特别是在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和探索，党内不少同志开始思索经济技术落后与管理体制僵化的问题。国务院于1978年7至9月间召开务虚会，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引进先进技术等新设想。期间，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认真学习、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78年9月，他在东北三省视察时，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在沈阳，邓小平看到工人农民的清贫生活，十分动情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我们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起码要表现出我们的发展速度要比他们快。”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出发，说明了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这种振聋发聩的强烈呼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最直接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的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而得出来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建设中最生动的体现。
（二）经济特区的定性推动了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我们毕竟把自己封闭得太久，我国同世界经济本来已经拉开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能否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经验？怎样借鉴？邓小平在历史的思考中得出结论：对外开放，向西方取经。
1.经济特区的实践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可贵的探索邓小平指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他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伟大构想，党中央作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经济特区。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是要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摸索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为刚刚启动的改革开放探路。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经过大胆而又十分艰难的摸索，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人们，思维大都还停留在僵化的固定的模式之中，人们对经济特区这一改革开放新生事物不能理解，更多的是抱着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这就给特区的建设带来了更大的障碍，使特区在迷茫、争论中的探索之路更加曲折而艰辛。
正是在这个议论纷纷的时刻，邓小平怀着巨大的勇气，于1984年春亲临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视察，了解特区对外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在他目睹了特区建设的勃勃生机之后，欣然挥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经济特区作出的正确分析，给全国人民对改革开放这一新生事物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勇气，人们从这位总设计师掷地有声的话语中看到了前途和希望。大潮涌起，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在全国铺开，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也得到全面展开。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经济特区的创立，在吸引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探索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方面走到了前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特区大胆探索，大胆尝试，率先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实行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市场调节机制，打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大量兴办“三资”企业，积累了许多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探索的过程中，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出著名的“特区速度”。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1979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6亿元。特区建立后，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1.2%，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5.3%，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41.8%。特区的发展和巨大成绩的取得，得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肯定，使广大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这个重大决定，正是我们党在总结特区快速发展的经验中，深入思考商品经济运作规律而提出来的。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借鉴经济特区的经验，摆脱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在各方面迈出了改革的重要步伐。在搞活企业方面，国有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经营责任制，并在一些企业开始试行股份制，各个企业在用工制度、分配制度、企业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在改善所有制结构方面，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以及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方面，国家对商业体制、价格体系进行改革，逐步建立起宏观调节体系，相继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此以后，我国城市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帷幕。
2.特区的繁荣推动了对外开放的全面发展
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历史贡献的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其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加上“左”倾思想的干扰，我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世界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科技革命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敏锐观察，明确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尝试着打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运作的方法，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沟通。特区建立以后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扩大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例如，规定限额内的项目审批权，特区创汇实行包干上缴、超额留用；特区外商投资在税收上给予特殊的优惠，进口生产资料和出口产品免征关税等。这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给特区带来了活力和生机，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针对大型企业纷纷在特区投资建厂，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了特区技术进步、体制创新，也吸引了大量人才。在“引进来”的同时，特区也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扩大出口，拉动了经济增长，使特区的经济快速走上了腾飞之路。
特区经济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实行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1984年5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始形成新的对外开放格局。随后，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继而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以加速沿海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内地经济。至此，一个更加开放的格局展现出来，为我国进入90年代以后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逐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奠定了基础。对外开放的全面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大量外资和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也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拨开了迷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正处在一个风云急剧变幻的年代，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给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巨大的压力。这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也进入关键时期。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中国的改革将向何处去？许多人陷入了迷茫。针对长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和社会主义的争议，邓小平于1992年春天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这无疑又是理论界的一次思想解放。
1.“三个有利于”澄清了姓“资”姓“社”的是非，深刻阐明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部分人开始先富起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实行承包改革和股份制改造，这一切使一些人产生疑虑：照这样发展下去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于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一次又一次地纠缠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些思想纠缠，严重压抑了人们的创造精神，人们都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丰富的实践知识反思历史教训，认为根本的一条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乃至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些东西的价值，怎么能用“姓资姓社”来简单衡量呢？对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新事物，预先设定姓“社”姓“资”，预先划定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符合实践论的精神，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精神，更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精神。他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新实际，着眼世界变动的大环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三个有利于”价值评判标准的提出，代替了过去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标准，从本质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为人们开展工作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正确的判断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还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就为人们实事求是而又大胆地开展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导。
2.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找到了理论和价值依据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的实践，普遍把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从而形成了长期以来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放宽计划，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传统观念。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人们关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的争论，进一步影响到党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和思考。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南方谈话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开始用“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来分析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不管是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只要能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提高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水平，那就应该利用。从此以后，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被普遍运用。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了理论准备。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论述了这一体制的各项重大原则，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尽管它们采取的方式和功能不同，但这并不代表社会基本制度的特征，不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在这之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指出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围绕“三个有利于”的讲话，对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解决了姓“资”姓“社”的思想疑惑，进一步推动了所有制体制改革的步伐。二是使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了对引进外资和外企的管理方法的疑惑，使对外开放的格局由东南沿海向内地纵深发展。三是体现了我们党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上，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求真务实的价值观念。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与三次思想解放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认识观，冷静、科学地面对一个又一个实践提出的尖锐而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作出了最客观、最富有独创性的回答，充分表现了一位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魄力和创新精神，并为这个时代提供了许多不朽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1.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的务实精神
一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在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典范，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如何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建设问题，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归结到一点，就是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论述。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思路，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带领中国人民一次次从困境中走出来。也正是由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我们才能像今天这样重视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的把握，从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地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理论。
2.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求真精神
人民的利益既是我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回顾和反思这三次思想解放的进程，邓小平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现状。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我们的理论、政策所必须维护的。反过来说，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就是我们检验真理、判断是非的标准。因为生产力也好，综合国力也好，最终都是人民利益的体现。革命是这样，建设、改革也是这样。正如邓小平所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和人民。”只要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利益，为人民利益所想，为人民利益所谋，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够贴近现实，就能够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特别是在今天，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要体现在党的活动的所有方面。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要时刻注意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认真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要时刻注意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遏止腐败现象的泛滥。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切实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如何从根本上代表好人民利益的问题。
3.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一个持续、更替和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客观世界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它不拘泥于书本，不拘泥于经验，不拘泥于已有的认识，而是注重于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注重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揭示，注重于对未知世界的理论探索，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品格和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严密、充满活力的理论体系，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只有与时俱进的理论，才能万古长青。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其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公认。今天，面对新的党情、国情、世情，更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成为我们党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指导思想，我们有理由坚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美好目标。
主要参考书目：
龙平平等编著：《光辉业绩，伟人风采——细说邓小平》，红旗出版社。
[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