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在顺应当代世界发展潮流，谋求社会经济发展途径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始终把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作为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根本问题，同时在领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创新性思想，这不仅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而且对于推进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一）邓小平科教兴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很早就明确提出了“科技是生产力”的观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也包括科学，科学的力量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而科学一旦进入生产过程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时，就对社会发展产生十分巨大的推动力，“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就认识到新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1975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后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在之后还多次提出“科技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并强调：“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1988年9月5日他在会见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第一次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12日在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汇报时，再次提出这一论断：“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再一次强调要依靠科技、重视科技，把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提到新高度：“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在总结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之后，邓小平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的国度里，要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必须加快技术进步，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而且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处在第一位的变革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生产力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提出科技是生产力而未提出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开始进入生产过程，显示出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功能，但当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占5%左右，科学与技术、科技与生产之间的平行发展或相互脱节现象仍很普遍，科学对技术、生产的先导作用还没充分表现出来，未全面渗透到生产的各个方面。在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尤其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融入到生产当中，成为现代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类社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突破了以往把科技和教育仅仅看作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这是对科技认识的一次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与发展，并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其“创新理论”，并将创新分为技术创新、经济制度和经济组织创新，认为回顾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每一次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都与创新密切相关。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对经济增长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在美国国民产出中有相当一部分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分析，如在1929年至1949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2.9%，而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仅占其中的48%，其余的52%的增长源自何处？通过分析，他认为这一增长主要来自于科技与教育的进步。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保罗？罗默等人建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则进一步深入地分析了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科技与知识是作为生产要素，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它是通过改变生产函数而不是增加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它们能够使经济在存量不多或增量不大的条件下持续增长，如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20世纪初，其对GNP增长率的贡献仅占10%～15%左右，而到20世纪中期，则上升到40%以上，80年代上升到60%～80%。可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中处于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如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全面认同，但是对其内涵的理解则需要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1.科学技术既是外生变量又是内生变量
对于科技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些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是外生变量。如一种观点认为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实体性因素；分工、协作、管理、劳动组织等是综合性或连接性因素，而科学技术是渗透性因素。还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这个公式中，科学技术不是作为第四项加到这个公式中去，而是作为乘数乘到这三项头上。因为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这个乘数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成了“第一”。甚至还有人认为，就科技的能量而言，上面那个乘数效应公式已经不够了，新的公式是：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高技术，即科技对生产力三要素所起的作用不只是用乘数计算，而是按几何数量增殖，呈指数增长。西方经济学家对于生产函数模型也在不断地创新，早期人们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体现在农业经济中），后来土地的影响下降了，人们则假设劳动力和资本是两个主要的生产要素（体现在工业经济中），随着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增加，索罗得出了Y=Af（K，L）这一产出增长型函数。（其中Y为产出，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L为劳动）。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还是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它们都认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需要和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来发挥其作用。首先，科技通过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使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上。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通过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从而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在劳动资料的改革和创新上，科学技术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为标志的。尤其是现代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激光技术、集成电路、自动化技术等的推广与运用，促使了生产工具的巨大的变革。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劳动对象质量的提高，人类可利用、发现、创造的劳动对象的数量和品种也在大幅地增加。另外，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科技、知识也是资本。资本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无形资本多数是知识性资本，它同样可以对生产经营与服务持续发挥作用，为其所有者在一定时间内带来经济利益，而且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形态的无形资产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企业经营和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传统经济理论中，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是被看作外生变量的。而在当今知识经济到来之际，知识、科技、信息已经成为生产过程的第三大要素，作为内生变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看，可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在生产要素质量、结构和使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后者指主要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这一增长则有赖于科技进步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在社会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科技与知识将成为主导型的生产力，成为内生的、主导性的生产要素。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保罗？罗默等人建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科技与知识在经济中的内生性，把科技因素纳入生产函数，认为科技发展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激励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科技作为生产要素，有着与劳动、原材料、资本等传统的投入品不同的特质，它是通过改变生产函数而不是增加要素投入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即科技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报酬递增特征，科技生产力的增长不一定带来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同步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必然表现为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单纯的数量扩张，这就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2.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先导和加速作用
纵观人类近现代史中的几次科技革命，科学理论发现超前于技术发明、技术发明超前于生产运用，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正如邓小平所说：“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20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什建立的“创新的线性模型”中明确指出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生产之间的线性关系。他认为，从微观上看，创新始于科学研究（其中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然后是技术创新（包含产品和工艺的设计、试验、生产），最后是技术的扩散，即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从宏观上看，则是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到技术扩散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谈到：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创新之间，要隔很长的和可变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长串的连锁影响。其一是：有用知识和科学的累积→技术创新→生产率的增长→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其他方面的变化→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及信仰的变化；其二是：科学→技术创新→更多的学问→更多的科学等。由此可见，科学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而且会进一步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引发一系列的变革。一方面，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使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全面升级，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必然推动原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变化又推动上层建筑随之变化，如国家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不断创新，思想文化观念迅速转变等。
科学技术不仅具有先导作用，而且科技的迅速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加速作用。如前所述，科技是作为一个乘数计入生产力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引发生产力成几何倍数增长。当代社会变迁的事实便足以证明。第一次技术革命中，蒸汽机从发明到广泛应用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第二次技术革命中，电力技术从理论发明到技术应用用了半个世纪。到20世纪下半叶，新科技革命使科学发明到技术发明的时间缩短为5年左右。面对这一现实，邓小平直言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中国在60年代初期同世界尚有差距，但差距不太大，60年代末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因此，科教兴国作为我国新的赶超战略不同于过去直接将追逐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最重要、最优先的战略，它是将科教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集约型增长。当前我国面临着来自世界范围的技术与经济竞争，我们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增强本国的创新能力，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和全面发展，才能提高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整体质量和速度真正赶超发达国家。
（三）科技的基础是教育
在当代社会里，科技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教育是科技的基础，教育、科技、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协调的关系，发展教育是经济持续增长、科技发展创新、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根本的因素，拥有掌握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的人才是提高生产率的前提条件，而人才的培养则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因此邓小平认为，科技发展的基础在于教育和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担负着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任务，我们的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1977年，邓小平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把教育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紧密联系起来，明确了教育事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不仅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发展指南，而且为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1.教育与知识的进步胜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与罗伯特？索罗经过对美国1948-1984年经济增长的来源统计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19%，知识和其他要素的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两者相加已达到66%。而日本1952年至1961年这一数据恰好也是66%左右。可见，教育与知识进步已然超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的供给、教育、纪律、激励），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燃料、环境质量），资本（机器、工厂、道路），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他认为所投入的劳动力的质量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可以购买最先进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发电装置和战斗机，但是这些资本品只有那些有技术的、受过训练的劳工才能使用并使它们充分发挥效用。”而这些能力并非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而只有通过学习和教育、特别是正规的教育才可能获得。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先进技术的广泛使用，劳动将需要坚实的知识基础，不论是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都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播，教育部门是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帮助人们学习知识、示范新知识的应用的社会职能部门，不少知识必须通过正规教育系统才可能获得。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将难以从事一切知识性劳动，而一个人的知识层次越高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曾经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着十分明显的相关关系，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分别是：小学43%，中学108%，大学300%。可见，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通过加强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并为科技发展培养输送足够的高质量人才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一条必由之路。因此，邓小平充分评价了教育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中，在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
2.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
教育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是党和国家一贯倡导的教育方针。1987年4月，邓小平就提出：“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国家的教育事业应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遵循客观规律，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不能脱离国民经济孤立地去发展。以人才的培养为例，国民经济对人才的需要，决定教育的培养目标、人才种类的数量和质量等。国民经济发展了，需要的人才变化了，教育也必须随之相应发展。否则，如果教育发展低于国民经济需要，国民经济发展将因缺少各种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而受到阻碍；反之，如果教育发展高于国民经济需要，经济不能全部吸收教育所供给的人才，又会发生人才过剩，导致人才的外流。因此，教育发展必须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这是一种人们不能任意违反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它有着不同的反映形式。据此，邓小平指出，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整个教育事业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教育事业在这种形势下的发展应考虑的问题主要有：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现代化教育手段的应用；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的组织安排；加强重点学校建设，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等问题。在落实这些问题时，宏观上可将教育事业的计划纳入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将教育规划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相结合，根据劳动就业的需要来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邓小平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理论，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同时又赋予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新内容，为我们优先发展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3.“三个面向”是教育发展的战略方针
为了加速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满足改革和建设事业对各类人才的迫切需求，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极力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他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现代经济和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的新条件下，如何使教育不脱离实际、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时，具体提出了教育的“三个面向”，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高度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总体设想，既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客观要求，又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特征和对世界未来的科学预测，是我国发展教育事业的总的指导方针。第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是优先发展教育的根本方向和目标。其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教育必须与经济紧密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教育对经济的适应、服务和引导等功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才能培养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具有创新观念与能力的现代人才，才能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另一层含义是教育自身要现代化的问题。要不断提高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率，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吸取现代科技成果，采用现代教育手段，体现现代教育观念。第二，教育要“面向世界”指明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有进步的科技，先进的管理，发达的教育手段和成功的教改经验，这一切都是现代文明成果。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要求我们要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要求，开阔眼界、发现差距、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力求在与世界同步的水平上开发智力资源，推动我国科技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第三，教育要“面向未来”，一方面指教育不仅要满足当前社会的需要，而且要满足未来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指要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和世界的未来发展作为出发点来规划教育的发展。教育要“面向未来”，指明了教育改革和发展要有超前意识，长远的战略目标，要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做到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充分发挥教育联系过去、现在、未来的纽带作用。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好人才培养与储备工作。
（四）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了科技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想。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得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重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教兴国正式规定为我们党和国家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科教兴国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但是，应当指出，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首先应当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改革那些不适应科技和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只有解放了科技和教育，才能使其发挥推动生产力的作用。邓小平1985年提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十分注重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创建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
首先，应加快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体现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了要从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当前，我国科技体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科学研究与现代化建设相脱节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科技事业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通过计划管理体制发展起来，而并非根据市场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来推进科技发展，这就造成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的问题，使科技生产力功能得不到发挥。尽管我们曾研制出“两弹一星”，在新的世纪实现载人航天飞行，但我们仍应看到，一方面大量企业仍以粗放型经营为主，科技含量低下；另一方面，大量的科技成果因不符合市场需要而最终停留在实验室里，难以转化为生产力，造成极大的浪费。为此，我们应逐渐把市场机制引入科技系统，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强化其科技开发功能；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分流出相当力量，在兴办科技实体，扩散科研成果，推进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企业一方面要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注重转化和应用专业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并增强企业依靠科技人才的意识，把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另一方面要立足自身力量和需求加强科研工作，成为科研开发的重要力量。邓小平指出：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只有每个企业和生产大队都来大搞技术改造，大搞科学实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广泛地在工农业中得到应用，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
其次，为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使用提供有效运行机制。人才问题是邓小平思考一切问题的焦点和核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科技思想的核心。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便推翻了“两个估计”，澄清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对科技人才的严重偏见，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从而科学地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彻底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进而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为了使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邓小平还指出：“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为了提高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邓小平指出首先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他们的物质待遇。”他积极倡导各级领导要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切实给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于研究和教学工作。鼓励他们多出成果多作贡献，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予以重奖，保护他们的合法所得。邓小平历来主张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反对论资排辈，敢于打破常规旧俗，敢于大胆培养人才；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选拔中青年优秀干部。他提出，必须对现行的人事管理进行大胆改革，形成一种有利于人才成长、涌现、选拔和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运行机制，从体制上保障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使用。
2.中国和平崛起的惟一途径就是科教兴国
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的领导人就设想着如何能够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真正使中国人民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确，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叹服。1978年至1995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7.49%。新世纪以来，依然保持着8%左右的高速增长，大大高于美国、日本、欧洲的增长速度。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在当今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赶超战略有着新的历史背景。在历史上，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与其暴力掠夺和借助战争聚敛大量财富以满足原始积累需要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发展初期，它们通过以强凌弱为其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历来都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以强凌弱，所以中国的赶超是在和平前提下的崛起。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存在两大潮流，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两种不可逆转的潮流都对中国的崛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与世界接轨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必须适应新的游戏规则，而我们面临的是资本、技术等各方面均十分强大的对手，所以竞争形势十分严峻。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发达国家摆脱对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单纯依赖，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甚至一些国家知识产品产值占到GDP比重50%以上。由于发达国家有了知识经济这一不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反而具有递增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当前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可见，我们的赶超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经济速度放缓，只有以更高的速度来追求最终的超越。
鉴于此，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确保持续高速增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惟一的选择。当前，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体现于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核心是科技与教育实力的竞争。无论是美、日、德等老牌发达国家，还是一些新兴工业国家，都在实行以科技为龙头的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资源依赖型，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邓小平很早就指出，在我国科技发展已经耽误十几年、比发达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的情况下，中国再也耽误不起了。为了加快技术创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们应将提高自主开发能力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一方面，要避免全面出击，要善于利用自身优势，寻找出一些重点科技领域和产业领域，生产出自己的、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高新产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看到其后发优势。首先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既可直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使技术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全面升级，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例如日本在“二战”之后的25年中，花了100亿美元共引进26000多项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所获得的利益价值高达5000亿美元。其次，后进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降低发展成本和风险。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科教兴国”思想既坚持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客观真理，又在新的形势下深化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和教育作用的认识。它是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战略决策；是适应当代世界激烈科技竞争的客观需要；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根本途径；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科教兴国关系到各行各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其中科技界和教育界负有更大责任。我们要为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教水平而顽强拼搏，扎实工作，通过实践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教兴国的道路。
主要参考书目：
1.周少森、陈东有著：《科教兴国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雷家肃、冯婉玲编著：《知识经济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3.涂文涛主编：《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4.秦宣主编：《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聂锦芳、刘秀萍著：《超越“后发展”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钟小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