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明，既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力量源泉和无形的社会财富。经过25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就其政治社会而言，尽管还存在着缺陷和遗憾，甚至还有着许多变数和危险，但与25年前相比，中国政治社会是大大地改观了、进步了。责任政府的形象正在塑造，制度化民主的机制开始奠基，基本人权已诉诸宪法条款，社会舆论有了较为宽松的自由空间。这些进步是25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大成果，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推动及其政治思想的指导紧密相连。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紧扣时代主题，内容丰富多彩，随着实践的拓展而不断地深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革命和实践的概括总结，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因此，需要我们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地解读、探索、弘扬，才能领会其深刻的内涵，理解其逻辑关系，掌握其运用于实践过程中的操作要领，这对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横面扩张和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政治观的形成
1.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是20世纪中国政治主流趋势的反映从宏观背景方面解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思想时，探索的目标自然锁定在20世纪的历史巨变之中。作为亲身经历和中流搏击20世纪中国政治浪潮的风云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首要决策者、影响20世纪世界政治走向的政治家，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浓缩式地表征了20世纪中国政治乃至世界政治波澜壮阔、曲折复杂的艰难历程和基本态势，邓小平的政治思想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
20世纪世界政治和中国政治有三大主题，并且因此呈现出三大主导潮流，这些方面深深地影响着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主题和基本内容。首先，从主题方面来看，20世纪的世界政治在殖民主义体系走向崩溃的过程中，留下的一个需要重新整合的世界。由此导致了不同政治体系的纷争和对立、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论辩。各种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国际政治集团和社会势力都企图在这种整合中，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占据价值分配的优势地位。这种状况的主导潮流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独立自主和发展。20世纪的中国政治通过惨烈的暴力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与传统社会发生决裂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全新的历史任务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这就是如何使社会主义国家健康茁壮地发展。这表现为，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价值冲突得到消解，价值追求基本趋于一致，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价值体系业已确定，如何巩固、规范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题。两者的统一就是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繁荣昌盛，人民权利得到不断地巩固和维护。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反映了这一潮流。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其次，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比以前牵涉的因素更多，触及的方面更广，也就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治和经济的互动潮流，政治和经济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传统的披在政治外衣上的许多神圣的光环正在退去遮蔽人们对政治本质和目的理解的光芒，政治的利益目的凸现出来。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社会认同等政治的支撑、制约和影响因素日益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也在加强。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反映了这一关系，深刻理解了这一关系的现代意义。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了人的障碍。”“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其二，世界经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这种进程在加速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必须把自己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否则封闭保守必然导致贫穷落后。各国经济运作机制和经济规则的相互影响、相互接轨也导致政治规则和政治制度的趋同性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只有在与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对比、竞争的过程中，通过改革开放、吸收和融合才能永葆自己的青春。邓小平坚决反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左”倾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再次，20世纪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经受了民主浪潮的洗礼，解除加在个人身上的许多社会羁绊，尊重基本人权，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成为时代的主流价值追求。为此，必须促进社会利益的快速发展，建构社会价值公平、公正分配体系，不断弱化某些社会阶层和个人所拥有的特权，充分地容纳不同阶层合法利益的要求和表达。这只有通过制度化民主的机制才能实现。20世纪世界很多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政治上的危险的过渡期，有些国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讲，改革开放和追求富裕的过程也必然是社会的利益发生分化的过程，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社会利益多元化迅速发展时期，最要规避的也是政治上最容易出现的有这样两种危险：第一种是体制僵化，无法容纳多元利益的表达，无法给多元利益一个合理的梯度。结果是多元利益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表达，那些利益得不到表达的社会阶层就可能变得激进，从而造成犯罪与政治冲突。第二种危险是无限制的民主。经济发展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合理安排社会资源为前提，这要求社会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市场化。无限制民主的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难以集中力量于经济建设之中；另一方面是社会充满争论、不安和动荡。无规范的市场化结果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任意泛滥。为此，社会必须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态势，必须运用法律机制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使社会进入法制化的轨道。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并提出了应变之策。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2.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创造性地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从思想的承继关系来看，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是在全面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总结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当政者的胜败兴衰全系于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而民众的拥护或当政者取信于民，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政者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生产力，公正廉洁，不断地摒除社会制度中的弊端，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对此，历来的当政者都把整饬政制看作为政之要。然而，他们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一条为政良策。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为政良策，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了民主新路的思想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以后，对“民主新路”的具体模式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和艰难的政治实践，提出了“大民主”的观点。可是，理论评析和实践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大民主”模式是错误的。这一政策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偏差，主要是在坚持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的同时，把阶级斗争、思想革命、群众运动这三个思想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本质上针对敌我矛盾，适合于反对旧政权的政策体系。这一理论没有从人民内部矛盾、体制缺陷和制度建设方面去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法治途径。实践的结果也造成了三个重大失误：其一，错误地处理了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把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看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使中国社会长期处在持续化的运动过程和无序化的动乱之中，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遗忘了“治国之道，必在富民”。其二，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的牢固的体制基础。毛泽东的“大民主”忽视了从制度机制上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其三，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的破坏。由于“大民主”错误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所出现的腐败的性质，再加上“大民主”模式的无序化，这样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民主权利的被践踏。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制度化民主的思想正是在借鉴“大民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看到，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来说，首要的必须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必须围绕经济建设展开。他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由此看来，“大民主”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是极为不利的。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具体模式不能是无序化的“群众运动”式的“民主”，而应是规范化的有序性的民主。
（二）邓小平的政治观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紧贴时代主题，内容丰富多彩，随着实践的拓展而不断地深入，关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并主要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特别是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分析现存政治体制的优势、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内容、方法和步骤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论述，确立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套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化民主的思想，渐进稳妥地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不适应性方面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改革、办公制度和人事制度建设方面的思想。
1.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历史主题，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形势下，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在不断改革中才能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既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又是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开展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就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了。它所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等一些重大缺陷，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严重阻碍。反思历史，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以往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及时提出改革，现在如果我们再不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社会是一个大系统，特别是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比以前牵涉的因素更多，触及面更广，也就更为复杂，政治和经济的互动性加强，政治和经济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文化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深化。因此，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指经济的现代化，而且也应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改革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成功的改革也必然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起到全面推进的功效。邓小平考虑政治体制改革时一个突出的着眼点，就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现实，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他强调指出现行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思路，由易到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表层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现在的改革则要解决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体制问题和企业制度创新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而这些问题作为长期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与我国建国以来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进而政治体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虽然有所改变，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未有根本性变革。因此，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内在要求了。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使人民群众的权利主体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社会上要求参与政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人和阶层不断扩大，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切实、有效地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实现的民主政治的目标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党的基本路线确定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之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价值追求，这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目标不能替代的。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各项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这不仅是从民主对经济、思想文化的导向和促进作用上说的，也是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治生活的需要上说的，也是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上说的。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经历一个积极探索的过程，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我们党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思想的核心和基本点。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坚持和完善我们自己的根本政治制度，不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坚持这一立场的理由和根据，不仅在于我们做任何事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且也在于民主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的要求。所谓民主，就其最基本的含义来说，是指一种按照预定的程序和规则，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决定的机制。无论何种制度，只要运行和充分体现的是这种机制，这就是民主的，否则，就不能算民主。也就是说，只要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地参政议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运行能够有效地监督，这就是民主。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形式问题，不能以三权分立、议会制度和政党轮流坐庄来确定民主。东西方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价值观念等有很大不同，就不可能要求它们的民主制度完全一致。对西方民主中的合理因素，我们应该学习，但全盘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则是错误的。
扩大基层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选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一方面表现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由这些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建立基层民主制度，人民群众通过民主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直接参与基层政权建设和对自己身边各种事务的管理，即民主自治制度。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实践的发展，应该逐步增大人民群众享受直接民主的比重。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他认为，要有基层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突出表现于基层。而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也直接与他们在基层生活中民主权利的体现与否密切相关。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性的生动反映，最能直接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而且，对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说，民主传统极为薄弱，特别是社会基层。只有基层民主的广泛发展和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民主才有了牢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在国家根本制度层面上实现真正的民主。
从运行机制上看，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可以从制度的规范上对民主政治建设加以保障。邓小平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决策民主化和加强民主监督等方面提出过改革的构想，多次讲要从改革制度入手，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加强具体制度建设，才能够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获得较好的实现形式。因此，认真总结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逐步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并指导我们的实践，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一贯强调民主和法制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走依法治国之路，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是本质，是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是保障，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强调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多种有效形式依法治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企事业的权利。他反对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可见，法治的概念，是民主和法制相结合，而同人治相对立。邓小平主张推进法治，反对人治，反对把党和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且率先履行。
综上所述，邓小平法制化民主的理论是一个有机体系，民主和法制是其有辩证联系的两个基本概念。这一理论把民主和法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强调法制化民主在社会主义反腐建廉中的根本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性质上讲，这里的民主，既是和西方议会民主相区别的人民民主，也是和“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相区别的有序民主；是有一定行为规范的民主，而不是极端的个人意志的任意妄为式的民主；是有序性的社会权利，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就本质来讲，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里的法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各项法律和制度。这种法制维护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封建主义的法制、资本主义的法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这种民主和法制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基础和目标。
其次，从内容上讲，法制化民主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民主方面，主要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四个方面也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生活民主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制度和法律方面，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各种民主监督制度（包括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这些民主权利和相关制度、法律的统一，构成了法制化民主的反腐建廉道路的体制骨架。
再次，从两者的关系上讲，其一，民主是法制的基础和必须加以维护的对象。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因此，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没有人民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通过充分的人民民主，才能形成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必须和人民民主相一致，必须充分地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其二，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根本保障，并使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本质上是人民法制，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不应是任何个人或小团体意志的体现，不应受他们的左右。因此，人民民主必须得到强有力的保障才行，必须以法律作为盾牌。民主的法制化，就是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各种民主权利加以巩固和规范化。由于法律、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这样民主就得到了有力保障。
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政治体制模式，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又一重要指导原则。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基于我国目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客观实际。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逐步深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方案和实际工作中必须把握的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同经济文化建设必须配合、协调发展，既不能超前冒进，也不能长期滞后，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政治体制是社会有机体和国家生活中最为敏感的部位，政治体制改革同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难度和风险更大，需要审慎从事。应遵循渐进性和紧迫性相统一的原则，一方面要看到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发展，总是受到国际国内诸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不能盲目冒进，急求于成；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民主建设的逐步推进，正是为改善社会政治环境创造必要的条件，发挥重要的功能。因此，也不能把困难看得过重而裹足不前。民主建设长期滞后，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和紧迫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特殊矛盾。这里的关键是，从当前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指导、有秩序地进行。
坚持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这个丢不得，一丢就要乱。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一大重要特点和明显优势。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是管理各级国家事务的权力主体。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党政分开的目的，绝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邓小平认为，党政分开的基本要求，就是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职责混淆等问题，科学认清党政职能性质和职权范围，减少党委的行政干预，集中精力管好大事，从而建立协调的新型党政关系。
4.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行，原来适应高度集权需要的组织机构，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妨碍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对各级机关十分庞大、臃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机构不合理的种种表现，其中主要有：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企不分，结构不合理，责任制不健全，这些是造成严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助长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机构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现行机构的种种弊端和严重危害，邓小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机构改革的问题，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一是从经济管理体制的角度提出机构改革。他指出，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复杂，效率极低，因此，他提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并明确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他还提出了机构改革的主要原则和基本内容。二是从组织路线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角度提出机构改革问题。邓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指出，为了选好接班人，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要进行机构改革。他提出实行老干部离退休制度，通过干部制度的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制度。三是从权力下放的角度提出机构改革问题。邓小平提出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向科学的分类管理发展。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实行精兵简政，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四是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角度提出机构改革问题。他提出明确划分党政职权，要按照职能统一、效能优先的原则，调整党政两大系统的组织结构，调整党政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
遵照邓小平关于机构改革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进行了三次大的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一是1982至1985年的机构改革；二是198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三是1992年至1995年政府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三次机构改革经历了由浅层次到深层次，由单纯机构改革到综合配套改革的过程。但由于机构改革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的，我们对机构改革的认识不够深入，加上旧体制的惯性，使我们对改革的思路及方案选择往往于传统的方法，机构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因此，通过体制创新、职能调整、工作机制和程序创新的新思路来建构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和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任。
（三）邓小平政治观的特点和意义
1.邓小平政治观的特点
邓小平政治思想紧扣时代的主题，富有时代精神，以现代化为思维的重要坐标，思考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全面地规划当代中国的大事，并且将其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之中。他着重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注意继承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他提出要建立党政之间的新型的协调的正确关系，要健全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有系统而配套的法律作为准绳，要走依法治国之路等等，这些都是从现代化的角度、世界的角度、未来的角度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立足点和归宿。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中央总揽全局，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只要这三者关系处理得当，我们就一定能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改革开放近25年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如何把降低改革成本、防止改革失败与民主建设的道路联系在一起，从而分阶段、有步骤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演进型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渐进性改革，它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相互配合”的适应过程，往往表现出超前、同步、落后等三种状态，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与思考，取决于党和政府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合。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部，突破了这一环节，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就会全盘皆活。
2.邓小平政治观的意义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设计者和倡导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邓小平科学地回答了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导方针，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改革开放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正是邓小平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眼界、魄力和智慧，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提出了一个个前人未曾提出的新论断，从而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践中不断前进。邓小平不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具体结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问题、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需要，通过对新的实际问题的深入思考来获得新的结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几乎涵盖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其理论构成有其独特风格，许多论述独具创见。
主要参考资料：
1.朱祥全：《试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侯书和：《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体系探析》，《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
3.赵本义：《法律化民主是社会主义反腐建廉的治本之道》，《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赵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