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则被视作为斯大林的整个遗产恢复名誉的信号。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领导之一斯帕斯京教训报刊编辑们说：
“你们怎么啦，还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吗？还体会不到报告的精神？”
二十三大上的报告，由中央委员会各个部的二十余人在斯大林当年常住的沃伦斯科耶一号别墅为他起草。讨论报告提纲时，勃列日涅夫在他认为极端的观点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的路线。
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戈利科夫要求采取强硬路线，着重“阶级斗争”。报告的国际部分认为必须强调“针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国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抵制，但他们听到的回答却是关于“背离列宁路线”、“机会主义”等等议论。
戈利科夫和特拉佩兹尼科夫与勃列日涅夫关系亲密，便去向他告状。
不过，《真理报》总编辑齐米亚宁、国际部第一副部长科里奥诺夫、社会主义国家部第一副部长托尔库诺夫则认为，报告需要仔细斟酌。
苏斯洛夫召集工作小组开会讨论戈利科夫及其伙伴撰写的报告引言。
此后通过共同努力，终于写成了一篇平平淡淡的报告，激进的口号消失了。
不过，意识形态氛围的改变很快便感觉到了。首先是对待伟大卫国战争的态度。赫鲁晓夫时期人们开始谈论1941年夏季的灾难性失败、被俘的数百万苏联士兵的悲惨命运。为今倾向性正在起变化。
1966年7月，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允许《新世界》杂志刊发勃列日涅夫所提到的西蒙诺夫那部前线日记，作品题为《战争的一百个日夜》。
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向中央委员会呈送针对西蒙诺夫的详尽的告密材料，指责他说：他认为国家在临战前的政策是错误的，他大肆援引在军队中实行清洗的资料，并认为1939年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条约是不正确的。
苏联部长会议直属的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请求，“责成苏共中央文化部审查杂志已批准好刊发的康·西蒙诺夫的前线札记及其注释是否适合发表的问题。”
西蒙诺夫的那些战地日记被扣留，因为书刊检查机关敏锐地察觉到业已变化了的倾向。各种意识形态会议上纷纷提出要求，“为个人崇拜年代辩护，停止诋毁过去，出版培养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书籍”。
楚科夫斯基在1965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平生第一次听广播，发现‘广播就是毒害民众的鸦片’。国内一边是糟糕到令人绝望的经济，绝对的奴役制度，一边又津津有味地沉溺于个别微不足道的光明景象，而且将世所罕见的东西冒充为普遍事实——我国之外的其他一切制度统统被叫做奴役制度。”
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斯卡巴说：
“对斯大林批判得太过火了。结果我们十年来在思想战线上都在为自己而工作，破坏了自信心，从而产生了青年们的虚无主义、不满和反对。”
当时的观点认为：应当以民族理想、甚至民族主义理想的精神教育青年。因为，青年向何处去呢？他们放荡不羁，心目中已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斯卡巴的仕途在哈尔科夫起步，担任过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编辑过报纸，后来成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州委书记。1959年波德戈尔内选中他充当乌克兰首席思想家的角色。他被公认为“真诚的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斯图鲁阿表达得更为坦率：
“批判斯大林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已不单单是代价，这是对我们的原则的破坏。在文学中，作家们千方百计地力图贬低斯大林活动中正面的积极的方面，将他描绘为凶手和怪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这方面应当说，今天《新世界》杂志的路线就是那些不满党的政策的人的路线。在该杂志的篇幅中可以看见敌人在张牙舞爪。”
“敌人在张牙舞爪”——这已经是斯大林时代的专用词汇了。斯图鲁阿的话传遍整个莫斯科。所用的词语被认为过于露骨，连在政治局内也不获好感，然而这种趋势却不难理解。
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开始在国家精神生活中发挥特别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对军队的爱护，已发展而为国防部和总政治部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成为勃列日涅夫在军队中的亲信。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自以为是总政治委员和道德的维护者。
叶皮谢夫经历战争，先后担任第40集团军和第38集团军的军委委员。战争末期他与勃列日涅夫同在一个方面军。1946年叶皮谢夫复员，后来又被任命为奥德萨州委第一书记。
1951年，在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捕之后，部里实行了大清洗。阿巴库莫夫的人纷纷被撤职和关进监牢。调入首都的叶皮谢夫担任了国家安全部主管干部的副部长这一关键性的职务。
斯大林逝世之后，叶皮谢夫奉派从事外交工作，国家安全部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因犯罪而受到惩处，叶皮谢夫避开了这些案子。他担任驻罗马尼亚大使五年，又出使南斯拉夫两年。
1962年6月，叶皮谢夫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三位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在位期间，他都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军队政工人员还从未在国家的精神生活中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表面上总政治部仅仅拥有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权力。事实上军队政工机关的作用更为巨大，叶皮谢夫在与中央委员会其他各部的争执中总是占据上风。
中央书记处每次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主持者都会提出一个问题：
“总政治部有何看法？”
于是认真听取叶皮谢夫的意见。
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是卡拉什尼科上将，勃列日涅夫在前线即已与其相识。勃列日涅夫当时在黑海部队集群政治部任职，而卡拉什尼科则担任归入该集群建制的第47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
卡拉什尼克将军与苏联文学中“歪曲历史真相”的现象进行斗争：
比如，在描写受惩罚军人的生活、枪毙临阵脱逃人员或者在前线表现出缺乏勇气、惊慌失措、畏缩不前等现象之时，作者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战争的内幕，而不是那些决定性的特点上，同时还从事件的总链条中选取个别的事实，片面地加以表现，从而歪曲生活的真相，污蔑和贬低战争的英雄……
例如，众所周知，战争初期我们的一些失败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在面对这一时期时，有些作家单单选取最阴暗的色彩，同时却细细玩味退却、被俘的事实之类，将军队表现得对斗争毫无准备。然而这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这些作者是否了解，战争前夕我军处于何种状况？党和政府为防备法西斯的进攻采取了何种重大的措施？……
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上书中央委员会，虽未点出《新世界》之名，但说的就是这份杂志，称其“嘲弄对于苏维埃人堪称神圣的一些概念”。《新世界》事实上在军队中已被禁止订阅，并从推荐出版物的目录中剔除——这是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信号。
叶皮谢夫将军签署了一份呈送中央委员会的针对西蒙诺夫的长篇控告信，该信以这样的话作结：
“康·西蒙诺夫的新书是十分错误的，与苏联作家极不相称。它可能对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造成严重的危害，歪曲了我国人民为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考虑到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札记《战争的一百个日夜》的严重缺陷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认为，将其出版是不适当的。”
叶皮谢夫的意见占据上风，西蒙诺夫的战争日记未能刊出。
叶皮谢夫和格列奇科看过根据西蒙诺夫和另一位军事作家沃罗比约夫为脚本拍摄的描写莫斯科近郊胜利的影片之后，提出了一大堆意见，结果影片被封杀，未获上映。
石化的意识形态部门
在最高权力集团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取勃列日涅夫的斗争，各个集团都竞相设法赢得他的好感。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要求清算赫鲁晓夫式的攻击。
1962年12月20日，赫鲁晓夫尚在主政时，三个部（分管各加盟共和国的宣传鼓动部，科学、高等学校和中小学部，文化部）合并而为统一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勃列日涅夫当权后这个部重新一分为三。其中宣传部领导大众传媒，分管政治学习、口头宣传鼓动、图书馆、博物馆、业余文艺活动、体育运动，监督塔斯社、新闻通讯社、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部长长期空缺，领导该部的是第一副部长雅科夫列夫。他是一位经验极为丰富的机关干部。他希望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但他与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迥然不同之处在于，他具有天生的睿智、农民的健全理智和前线战士的悲惨体验。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不善于拒绝。我总想帮助别人。我时常上当受骗，而我照样相信良心。”
在前线战斗过、直面过死亡的人，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中寥寥可数。对雅科夫列夫而言，成人的生活开始于1941年，当时他刚刚中学毕业便奔赴前线，被录取为列宁格勒第二机枪射手学校学员。提前毕业，获中尉军衔，于是1942年初奉派前往沃尔霍夫前线指挥一个排。
“我还记得自己的最后一次战斗，”雅科夫列夫回忆道，“当时需要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调来了炮兵——一个迫击炮营。凌晨时浓雾突然开始消散，我们对战役协调人一位少校说，必须马上发起进攻，否则完蛋。他却对我们破口大骂，说只能按照批准的方案行动。
“后来发起冲锋。大半的人都牺牲了。我受重伤，中了四颗子弹，三颗打在腿上，骨头粉碎，一颗打在胸口，与心脏擦边而过，两枚弹片至今仍然留在肺上和腿里。医生说，包在肉里了……
“还在野战医院的时候，我就签署了从髋关节处截除一条腿的协议，因为我得了坏疽，腿已经发黑。医生说别无办法，我则对一切都漠然置之，而且也很少有知觉。
“医疗委员会领导人挽救了我的腿，正当我已经躺在手术床的时候，他恰巧来医院探视。这位上级开始翻看病历，问我：‘多少岁了？’——‘19岁，’我回答说。他说：‘还要跳舞呢’。我看见别人开始给他的手上浇水，还给我的鼻子蒙上了纱布……”
就为这最后一次战斗，上尉雅科夫列夫获得“战斗红旗”勋章，以拄着双拐的残疾之身回到故乡的村庄。同样受伤住院的父亲来信说：无论如何困难，也要让儿子去上学。结果雅科夫列夫进入亚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学习，从那里他被录取用为州党委指导员。
1953年，雅科夫列夫从州委调到莫斯科，进入中央委员会，沿着职务的阶梯顺利晋升，先是在科学部，后来则在宣传部。斯捷潘科夫离开后，雅科夫列夫实际上在领导宣传部。总书记的助手楚卡诺夫给他来电话：
“嗨，现在我们怎样展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活动呢？”
雅科夫列夫谨慎地回答道：
“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办。”
“唉，原来是这样，算了吧。”
勃列日涅夫助手的声音里透露出失望。他本来指望宣传机关完成这一首要任务时能有更大的热情。
雅科夫列夫没有教条主义和死记硬背的习性。在领导宣传部时，清楚地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他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奥夫恰连科说：
“我国已经造成了产生种种不道德行为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存在着许多装潢门面的现象，必须从党着手（贿赂、酗酒、舞会）。正在孕育出犬儒主义，而这是党腐化的征兆。”
1972年2月15日，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报》上出现了雅科夫列夫一篇题为《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两栏文字抵消了他的前程。一开始，党的主要机关报《真理报》还是支持雅科夫列夫文章的。然而后来在政治局内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交锋。
杰米契夫一锤定音：“我们将会大吃这篇文章的苦头。”
1973年4月，雅科夫列夫被免职，派往加拿大任大使，度过了十年愉快、舒适然而无异于流放的时光。1972年雅科夫列夫究竟写了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以致他至今仍然记得这篇文章？
60年代末期，党的机关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精神生活的控制，共产主义信仰即便在机关本身也仅仅剩下仪式性地誓言效忠的形式。执政的精英中出现了两大集团。特别有势力的是那些人：他们认为国家最好的年代是苏联成为大国的斯大林当政时期，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国家强力政权的拥护者，敢于对抗所有的外国势力，所以应当重新施行他的政策和手段——对国内绝不心慈手软，国际关系中绝不搞什么缓和。领袖的崇拜者们为大清洗辩护，认为斯大林所消灭的是国家的敌人，尽管实际上大屠杀的主要牺牲者乃是农民阶层。
与斯大林主义者一道出现并壮大的还有另一个集团，他们在克格勃的文件中被叫做俄罗斯党或“俄罗斯主义者”。这些人认为苏联的情况是，为了迎合其他民族，却有意识地限制了俄罗斯人的权利。这个集团中都是一些为俄罗斯担忧的人、反对禁止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作家和艺术家。不过定调的还是那些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的党和共青团的干部。
时至1970年代初，俄罗斯党内分化出了一批彻底的反共分子，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都是世界犹太人策动的，目的是消灭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
对这些人而言，索尔仁尼琴乃是俄罗斯的敌人和中央情报局的奸细，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公开宣称，应当回到过去，国家需要君主制。这些言论都是在党的书记们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们在场的情况下发表的。
这似乎是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一些人为维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态度。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仇视西方，以高高在上的保护者自居的态度对待苏联的其他各民族。当然，还有排犹运动。
雅科夫列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抨击这些倾向。他表达了机关中思维健全的那部分人的意见，他们为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感到担心，认为在多民族的苏联助长类似的倾向很危险。
其他共和国都密切注视着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既然一些人可以宣扬各自民族、各自语言和各自文化的伟大，那么其他人也肯定不会甘居末后。
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苏莱曼诺夫的一本名为《鄙人和我》的书。该书在俄罗斯被视为民族主义的反俄罗斯的著作，说作者歪曲历史事实，嘲弄《伊戈尔远征记》。
有些人要求没收该书，处罚作者。
苏斯洛夫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请到自己那里，进行了一场关于苏莱曼诺夫那部书的谈话。
永远眉头紧锁的苏斯洛夫说：
“季马什·艾哈迈多维奇，你们共和国出了一部带有明显反俄和民族主义倾向的书。”
“我读过这本书，”库纳耶夫开言道，“并没有发现……”
但苏斯洛夫决不让他把话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