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听我说下去。书中歪曲历史事实，作者嘲弄伟大的古代文献《伊戈尔远征记》。国防部已从所有的军队图书馆没收了这本书。我认为做得很对。请您查清该书和作者的情况，认真惩处肇事者！使其不敢再这样做。”
库纳耶夫表示异议，但苏斯洛夫根本就不想听。
“这里是中央委员会各部的一些资料，”他出示了厚厚的一个卷宗，“都是学者们的信件，一些评论……”
库纳耶夫去见勃列日涅夫。一开始讨论别的一些公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说起来苏莱曼诺夫的书：
“有些人无端地批评这位天才的作家，其中有着一定的嫉妒心理，需要查明作家之间的关系。”
假如苏莱曼诺夫生活在莫斯科，对他肯定是另一种态度，然而书是在阿拉木图出版的，就不足以让勃列日涅夫感到不安。更为主要得多得是，不能得罪一个大共和国和一个亲密的朋友，何况库纳耶夫亲自承担了责任。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
“让他们自己去查明情况好了。”
总书记的话使苏斯洛夫再也不能采取什么措施，问题转由共和国党中央审查。库纳耶夫妥善地处理了一切。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了一些人，警告了一些人，而对苏斯洛夫本人，库纳耶夫则说道：“我们期待着你写出新的诗作来。”半年过后，还故意示威性地将苏莱曼诺夫选作共和国党中央委员。
雅科夫列夫处境艰难，他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人。有传言称，雅科夫列夫属于自己的同名人谢列平的帮派。据说，如果谢列平掌权，雅科夫列夫准会出任高官。无论如何，勃列日涅夫对雅科夫列夫颇为冷淡。《文学报》上那篇著名的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雅科夫列夫的文章是符合正统的党性的。他指责“俄罗斯党”的代表人物丧失阶级主场，背离党的观点，将革命前的俄罗斯理想化。因此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对他表示支持。莫洛托夫在疗养院遇见他时说：
“文章是正确的，很有必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提醒我们防范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危险。”
然而有些人无法原谅雅科夫列夫谈论大国沙文主义的那番话。
所有支持所谓俄罗斯党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反对雅科夫列夫，其中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机关的干部，还找到肖洛霍夫，要他致信中央委员会，仿佛雅科夫列夫冒犯了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雅科夫列夫的立场完全符合党的路线，但苏斯洛夫不喜欢他这位下属的独立不羁精神。谁吩咐过他写文章了？干吗他要掀起一场不必要的论战？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应是谨言慎行和学会根本不采取任何立场。
雅科夫列夫被打发去了加拿大。
主管国内民族问题的唯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了。
1981年10月23日，安德罗波夫呈送中央委员会一份情报——《关于共青团青年建筑队队员中的不良现象》，这是克格勃第五局（负责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性宣传活动进行斗争）根据从秋明州获得的材料撰写的。这份情报表明，苏联多么容易爆发民族方面的冲突。情报是由第五局局长博布科夫签署的，内中说：
“当前，在秋明州石油天然气工业最重要项目的工地上，六个共青团青年建筑队的人员超过7000名，由来自外高加索、中亚和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人组成。
最近两年期间，这些工程队的队员中产生了若干不良现象。例如，1979年在来自格鲁吉亚的名为‘垦荒25周年’的建筑队队员与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当地建设者之间；在苏尔古特区洛科索沃镇，来自立陶宛的队员与当地居民之间；在普罗夫区的乌连戈伊镇，一群当地青年工人与来自阿塞拜疆的队员之间——都发生了群体性的斗殴。
1980年在下瓦尔夫斯克市，‘青年近卫军’建筑队队员之间发生群殴，共青团员别斯帕洛夫被打死。1981年在托博尔斯克市，来自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建筑队队员之间也发生群殴。通常情况下，上述事件都是出于流氓动机，由食用含酒精饮料和毒品所引发，但后来却具有民族的性质……
1980年4月至1981年4月期间，由于集体拒绝工作、破坏劳动纪律和酗酒而遭到解雇的结果，单是在托博尔斯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工地上，‘垦荒25周年’建筑队原有的583名队员便只剩下182人，而‘青年近卫军’建筑队的300人则仅余154人……”
这份报告没有任何结果，甚至谁都不想讨论这类话题。苏维埃政权自己相信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它却害怕公开的行动。它总想让民众永远拥护它的政策，因而极端病态地看待任何反对的表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允许将此类现象公之于众。后来在改革的年代，人们都感到惊奇：哪来的这么些民族问题？
1974年7月，苏共中央任命斯米尔诺夫为宣传部第一副部长，这是一个稳重、明智、谨慎的人。部长依旧空缺。
然而斯米尔诺夫不久便罹患重病。1976年5月，佳热利尼科夫被任命为副部长。
佳热利尼科夫1968年应召来到莫斯科，准备出访保加利亚，当时他已经是车里雅宾斯克州党委书记。除了在中央宣传部的礼节性谈话之外，他还被带去遍访所有的中央书记的办公室。据他说，作为一个外省的党务干部，他对受到如此青睐感到局促不安。他当时并不明白，这是“相亲”。最后，卡皮托诺夫领他去见勃列日涅夫，谈话持续了半小时。勃列日涅夫让人为其接通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罗季奥诺夫的电话，提前通知说：
“中央可能要把佳热利尼科夫派到一个中部的州去，或者考虑任命他在莫斯科担任要职。”
佳热利尼科夫始终未能出访保加利亚。他等待决定自己命运一直等了三个月。佳热利尼科夫回忆，6月初，他再次被召到莫斯科——似乎又要去保加利亚。这次他马上就被带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郑重其事地说：
“谢尔盖·帕夫洛夫已经当选为苏联体育协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共青团中央需要一位第一书记。我和我最亲密的战友们打算向书记处和政治局提名您为候选人……”
次日他在政治局获得批准，再过一天，苏斯洛夫向共青团领导人们介绍了新任第一书记。佳热利尼科夫就这样开始了在莫斯科的仕途。
不久，升官晋爵便随之而来。当勃列日涅夫通过一号政府专用线路打来电话时，共青团中央一位书记正在佳热利尼科夫的办公室里。总书记的话他自然听不见，但佳热利尼科夫的脸上却喜笑颜开。
“我视为一种荣幸，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回答说。
谈话的见证者跑遍团中央，到处扬言佳热利尼科夫要调出共青团了。就这样，他当上了宣传部长。
据佳热利尼科夫的副手梅德韦杰夫说，在新职位上，佳热利尼科夫同样因为查到勃列日涅夫光辉履历的一些文件、创作出歌颂总书记时代的种种标语口号而出人头地。
在安德罗波夫成为总书记之前，佳热利尼科夫一直领导宣传部。安德罗波夫则将其派往罗马尼亚担任大使……
一个诗人的遭遇
1968年7月初，《新世界》杂志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作家协会理事会大楼，那里的人对待他的态度日益冷淡令人愤怒。他坐上转椅，拨出自动电话二局用户簿上标明的勃列日涅夫的号码。
“勃列日涅夫同志办公室，”一个人的声音回应道。
“我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可以同列昂尼德·伊里奇通话吗？”
“他在代表大会上。”
“请问，我在同谁说话？”
值班秘书报出了自己的姓名。
“您能否转告列昂尼德·伊里奇，说我请求他接见？”
“可以，一定转告。”
翌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再次去作协给总书记挂电话。
另一个秘书拿起了听筒。
“我昨天不是同您通话吧？”特瓦尔多夫斯基先问清楚，以防万一。
“不是。”
训练有素的值班秘书们在接待室里日夜轮班。他们的重要任务是：按照恰当的顺序（根据紧急程度）归纳好为勃列日涅夫送来的文件和回答电话。
“可是我请求过向列昂尼德·伊里奇转告……”
“全都转告了，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
“那我就等着。”
“好的，我们会找您的。以备万一，您的住宅电话是多少？”
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最好打电话给编辑部的秘书——她会找到我的。
中午响起了来自总书记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特瓦尔多夫斯基甚至没有明白这是人家接通了他和勃列日涅夫的电话，便不太有把握地问了一声：
“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吗？”
“是的，是的，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
“一切都十分出人意料，”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那语气，少说也是客气的，甚而有点‘亲切’意味，仿佛我们昨天在一通轻松友好的闲聊之后刚刚分手。”
特瓦尔多夫斯基请求会面，对他而言，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赫鲁晓夫就曾不止一次接见过他。
勃列日涅夫抱怨太忙：
“命运赏赐我总书记的职位，真是操不完的心哪。”
“我能理解，”特瓦尔多夫斯基说，“不过，也许总归能抽个空吧。问题涉及我的文学命运，还涉及一件大得多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满口答应：
“等送走了纳赛尔（时任埃及总统），我们就见面，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赞扬勃列日涅夫的这副热心肠：很快就回了电话，不像杰米契夫——两个星期都不肯来电话。
“他总是累得要命，”勃列日涅夫居间调停似地回答，为自己的下属辩护。
特瓦尔多夫斯基试图说起自己对付书刊检查机关的困难，他们不让当期的《新世界》出刊。可是勃列日涅夫却说，他完全不懂这方面的事情。两人的谈话以特瓦尔多夫斯基将来再打电话提醒会面的事作结……
《新世界》编辑部里一片欢腾。然而会面的事并未随之实现，而且人家再也不肯接通特瓦尔多夫斯基给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值班秘书们总是回答说：
“他还没有来……他今天不会来……”
而作家协会的领导们一直催逼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定要争取会面。1968年12月19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再也等不住了，便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
最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自从您十分重视我关于接见的请求那天以来，我一直认为不可能再提到我自己了，我明白，您在紧张的政治事务之中根本顾不上与我谈文学。
现在我觉得，（很可能，我想错了）我可以再次请求您接见我，何况我希望向您反映的一切完全不曾失去其重要性，更可能恰恰相反。
特瓦尔多夫斯基给总书记接待室去电话，请允许将信送过去：
“您请来吧。”
人家给他开了通行证。接待室里有两名秘书。其中一人接下了信件。
“请你们了解一下情况吧。”特瓦尔多夫斯基提出。
“为什么呢？”
“我想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提醒一下我的事情。”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明来此的目的。
“是呀，您知道，整个这段时间他没日没夜地忙，”秘书为自己的上司辩解。“要说休假——哪来的什么休假呀。”
勃列日涅夫根本就没有回复特瓦尔多夫斯基。
书刊检查部们越来越多地查禁重要作品，每期《新世界》出刊都异常艰难。特瓦尔多夫斯基无法找到管用的上级领导人谈话。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不再接见他，为的是让他明白，他应当下台了。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未料想到这一点，他曾多次反复地说：
“如果我不合高层领导人的心意，那就让一位中央书记把我找去，说：因为某些原因您应当放弃这份刊物。我也就会这样做了。不，他们一直不说，也不愿意会面。”
有那么一些政治局委员，每找到一个借口就会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不过镇压的规模和强度却要由总书记决定。勃列日涅夫并不想过于残酷无情。
西蒙诺夫曾上书勃列日涅夫（他当选第一书记之后不久），谈自己对于斯大林主义死灰复燃的担心。勃列日涅夫接见了他，说：
“只要我还活着，”随即又改口道，“只要我还在这个办公室里，就不会有流血的事发生。”
勃列日涅夫是个头脑健全的人，即便1969年1月22日谋杀他的事也影响不了他。那是欢迎完成“联盟4号”和“联盟5号”飞船航行任务的宇航员的日子。
当载着宇航员们和勃列日涅夫的车队前往克里姆林宫时，人群中响起了枪声。欢迎宇航员仪式的广播、电视直播中断。观众茫然失措地纷纷猜测：出了什么事情？
开火的是站在博罗维茨基大门旁的陆军少尉伊林。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地形测量中等技术学校，1968年春应征服兵役。伊林于欢迎宇航员的前夕来到莫斯科，在自己的一个亲戚家里偷了一套民警制服，乔装打扮，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身揣两把从保险库中窃得的马卡罗夫手枪，那个保险库存放他服役的部队司令部军官们登记在册的武器。
参加仪式的车队经过博罗茨基大门驶入克里姆林宫之时，伊林放过第一辆“海鸥”牌轿车，认为车里是宇航员，接着便两支手枪一齐向第二辆轿车开火，以为车里准是坐的勃列日涅夫。他射出了16发子弹。
防弹玻璃未能挡住子弹。而伊林选作目标的那辆车中并没有勃列日涅夫，乘坐的都是宇航员。
“车里司机右首坐着一名国家安全机构人员，中排的座位上是我，”宇航员列昂诺夫在《星火》杂志的访谈中讲述，“我的左边是别列戈沃伊，后排座位上则是捷列什科娃和尼古拉耶夫。
我们的车子出现时，他开始射击。第一发子弹打破玻璃，划伤了安全人员的眉弓。一开始我以为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则——因为那人终究身着民警制服。第二发子弹打进了司机的脖子。
这时格奥尔吉·别列戈沃伊隔着座椅靠背，探身向前猛扳手动刹车。汽车停了下来。
我紧紧盯着这个疯子，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和困惑，他明白了事情有些不对劲，但住手已经不可能了。
子弹命中司机之后，我猛地转过头来。如果不是这样，据事后弹道鉴定判断，下一颗子弹就会端端地打进我的太阳穴。第三颗子弹触及我胸前的军大衣，第四颗从肚子上擦边而过，第五颗和第六颗则顺着后背飞走。要是连发的速度稍快一点儿，我便会头部、胸部中弹，稍慢一点儿则会射中胸口。
弹道鉴定之后，人家告诉我：‘您本来会牺牲的。’”
伊林使上士司机扎尔科夫受了致命的重伤，第二天即告不治。
国家安全机构人员抓获伊林时，他已经射击完毕。
列昂诺夫认为，特工机关是知道策划中的谋杀的，因而勃列日涅夫乘坐的汽车让载有宇航员的“海鸥”车先行：
“国家安全机构人员知道，有一个人带着两支手枪潜逃，人们四处寻找，却未能寻获。于是便改变了汽车顺序。不是由身着防弹背心的专家‘拼凑’成一辆车，而是干脆由我们顶替……”
民警的确知道，有一名从部队出逃的带有两把手枪的军官在城里流窜，然而谁都完全不曾料到，这名军官会谋划针对总书记的恐怖行动，因而谁也没有提醒勃列日涅夫，他应当距离车队的首车远一些。伊林少尉开始射击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卫队长说：
“真是岂有此理！竟然在克里姆林宫胡乱开枪。”
他的卫士们则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