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
郭沫若评价鲁迅时，曾说过：“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年过九十的曾彦修（笔名严秀）先生，以杂文家、出版家名世，也是“无心作诗人”，但正如清初学者赵翼诗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曾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列名“五七登科录”，从人民出版社社长、行政八级的高位上，贬入另类，戴上“阿五头”帽子，赶到上海编《辞海》，“文革”时，虽已脱“帽”，但毕竟还是“摘帽右派”，仍非齐民，在“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是水管理员，连年管理稻田里的水：灌与排，不分昼夜。他一人独处，面对白云蓝天、淙淙流水、电闪雷鸣、茫茫黑夜，不时浮想联翩，吟出竹枝词——实际上也就是打油诗，吐心曲，忧天下，舒愤懑。“四人帮”粉碎后，曾老官复原位，回忆当年诗作，还能记起几十首，此后又续有所作，经过整理，于今年8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京沪竹枝词》。蒙曾老厚爱，赠我一册，当晚灯下即讽诵一遍。我不敢说这些诗像鲁迅那样“偶有所作，每臻绝唱”。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巨匠，鲁迅的诗后人难以企及。但是，曾老的诗，同样当得起“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写于1976年的《咏江青》：“海上曾参救国潮，狼山喋血始名标。明星应属二三等，却把中华烤个焦！”此诗即燃犀照妖怪之作也。写于1971年的《说林彪》：“四字真经帝业开，一封朝奏滚将来。敢问世间谋策士，几率是摔或不摔？”同样是剥画皮之作。古往今来，优秀诗人的笔端，无不承载着艰难世事，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从而具有以诗证史的价值。写于1970年的《抬沙一月不通名》：“勤勤建猪舍，抬沙万把斤。竹杠两边客，自始未通名。”曾老注曰：为建干校猪舍，他奉命抬沙子、碎石、水泥包等。与其共抬料者，“前后约一月，彼此未通姓氏，以减少麻烦。”可见当时的红色恐怖，使人噤若寒蝉。后来他“听说此君姓金，是一文史专家云”。我想，这定是金性尧先生无疑，惜已谢世多年。写于1971年的《半夜犁田记趣》，同样很值得一读：“半夜起犁田，耿庸刚出监。我争先上耙，一鞭滚下来。”他的注，值得回味，节抄如下：
我单位造反派激烈分子，于1966年秋“文革”开始不久后，把刚出狱几个月的“胡风分子”郑炳中（耿庸），又重新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半夜耙田时，我抢先爬上耙去。哪知扬鞭一声“驾”，我立即滚下耙来。为此者再三。最终还是郑厉害，他终于站稳，我只能在前面拉牛了。曾老三十年代后期去延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1949年秋南下，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南方日报》社长、华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等，是革命的有功之臣。他生于1919年，1971年已年过半百。耿庸是位进步作家，这时也不年轻了。他俩先由人被打成“牛”（所谓“牛鬼蛇神”之“牛”），再让他俩昏夜里在泥水中牵牛、赶牛，摸打滚爬。“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夫复何言！但是，黑暗终究有尽头。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人民欢声雷动，走上街头，涌到外滩，在“上海市革会”大楼前，高呼打倒“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口号，如歌如潮，似黄浦江大潮奔腾澎湃，天摇地动。曾老随即写下《闻江青等被捕》：“海上忽闻天声震，人间活捉四人帮。倾城出巷锣兼鼓，远胜当年日本降。”他注曰：“捉‘四人帮’后，上海庆祝游行气势之大、之烈、之久，令人骇异。询之老上海，云，此次游行……均较1945年日降时热烈得多。”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当时我虽然头上还戴着被张春桥、徐景贤之流硬扣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黑帽，但我深知，一个荒谬的时代就此结束了，我必将平反。我带上在复旦附中读初中的儿子宇轮，从淮海路随着欢庆的人流，走到外滩，跟着人群高呼口号，走到北四川路底。人群慢慢散去，已是深夜，无公交车，父子俩只好走回复旦大学宿舍家中。我对宇轮说：“要记住这一天。今后，再不会有这样的场面。这就是历史！”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曾老的这首诗，就是史诗。
诗贵含蓄，打油诗也不见得例外，何况曾老是位优秀的杂文家；说句老实话，在杂文家中，包括笔者在内，不“皮里阳秋”、“含沙射影”者，能有几人哉？曾老深厚的杂文功底，凝聚在他的诗中。写于2007年的《看电视有感》：“满城尽是黄金甲，分分秒秒是黄金。遍地黄金何所碍，先生毋乃太昏昏？”写于2008年的《偶感》：“今人伟业胜前人，这边鸟屋那边坟。还有集装箱一个，是非何必问思成（指梁思成）？”以及今年夏天赠我的诗：“究史何须作主张，旧矩新规早擅场。老牛（按：笔者属牛，即将出版《牛屋杂文》）哞哞难合调，劝君改颂秦始皇。”弦外之音，可圈可点，振聋发聩，读者自能心领神会。
熟悉曾老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肝胆照人”。去年，他写了《九十自励》：“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曾老曾长期担任过领导干部，一生从未整人。就凭这一点，称他是党内高干中国宝级人物，当之无愧也！跟着曾老学步，不才打油一首，结束本文，曰：沦落阶下无处逃，幸有诗思任扶摇。人间若无竹枝词，青史山河更寂寥！
选自《人物》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