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文学性”毕竟成为文学的本质特征，也许我们不能否定一些非文学现象中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因此，卡勒也认为“我用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了文学性来描述当前的局面，这本身正说明文学的概念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当然，在他看来，“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假如你对杂草感到好奇，力图找到“杂草的状态、本质，于是就去探讨它们的植物特征，去寻找形而上或实际上明显的、使植物成为杂草的特点，那你可能白费力气”。不过，西方文论家们倒真是费尽心机地在力图寻找“像杂草一样”的文学的本质，这就是对“文学性”的定义。
十九世纪末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曾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直到文学批评和专业文学研究兴起以后，人们才真正提出了文学特殊性和文学性的问题。于是，关于文学性的定义，成了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的世纪课题，也成为世纪难题之一。
三
尽管如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文学与文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究其实质绝非自觉的现代性认同，而是立足于强国富民以摆脱落后挨打局面的实用性选择。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成为盛极一时的洋务运动的主旋律，一方面不仅是当时局面下别无选择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以“中体西用”为特征的民族化的体现。“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蕴涵的与其说是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认同，不如说是对西方之“长技”的工具性借用。在此过程中，尽管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并未因此而产生根本的改变，但龚自珍、魏源、王韬等的诗文却都明显出现了与传统诗文相异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即渴望变革，急欲突破传统。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学产生了一种向现代性转换的意向。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文学并未借此跨入其现代进程。恰恰相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文学却走向沉寂。根据前人对晚清社会思潮演变历程的种种描述，我们可以确定，在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只是我国输入欧洲自然科学、强调“格致实学”的年代。
王韬从欧洲考察回来后，认为英国之所以富强，在于他们重视天文、地理和声光电化一类的“实说”，而“弗尚诗赋辞章”。后来曾以译《天演论》名噪一时的严复亦说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它们“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即使当时强调开通民智的维新人士亦把文学当成自身经世致用的累赘。后来提出“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梁启超当时亦表示，谁要想以诗词鸣于世，谁就是“浮浪之子”；谁要是耽于吟咏、笃好词章，谁就是“玩物丧志”。他甚至认为，词章为害之大，“竟与声色之累无异”。
对此，有论者认为：“否定文学的思潮以其尖刻和偏激显示了当年知识界对于传统文学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感既然来自先进人士对于旧文学的激愤，岂不也包含着他们对于未来文学的厚望吗？人们既然依据对于西学的认识否定了以往文学的社会价值，岂不会根据对于西学的再认识，重新肯定文学的社会价值吗？日后文学变革运动的兴起表明，这是一个新的历程的开端，人们将要重新确定文学的外部关系下的内部关系，重新探索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戊戌变法的失败可以说就是人们重新审视文学价值的契机。
让人玩味的是文学观念的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同样来自于外来影响。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不得不以西方为参照通过学习西方以抵御西方，将文学贬得一无是处，那么，甲午海战的失败则使当时众多的先觉者们将目光投向日本。梁启超正是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考察，于１９０２年发表着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从而实现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大逆转。在该文中，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由此可见，梁启超将小说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学领域内历来难登大雅之堂的文体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并且以为“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者”。并且得出结论“人类之普遍性，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他的这篇论文可以说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观念迥异的文学趣味。
但是，如果我们考究梁启超如此推重小说的原因，却发现在本质上这不过是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一种现代翻版，固然有其相应的现代意味，但其最终目的并非对小说艺术价值的强调，而是其社会价值，即“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因此，尽管晚清文学领域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确已为梁启超提出，并得到诸多作家的响应与进一步探讨，但是其理论基础却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实用功利主义，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中源远流长的风教、美刺说等观点在以西方为“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的参照中，与“群治”、“新民”等政治意图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别具特色的中国式的“现代性”。但是，这种“现代性”特征被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所遮蔽。有论者对梁启超在此期间“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思想特征进行了归类，认为梁启超至少从四个方面尝试了文学经验的转换，即“文学“载道”观和教化论的西化，转化了对传统儒家文论的理解；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试图激活旧有的文体形式；解构文学语言中文言与白话的对立，改变了对古典文学的语言体验”。尽管如此，正如该论者指出的，“从梁氏二十年代文学思想的变化，来反观他在晚清时期的文学主张，就不难看出：
这与其说是文学见解本身的变化，还不如说是立场的变化……只是前期更着重于直接的社会功利，后期则认识到文化的改造是一个日深月久的渗透功夫”。正是因为此，晚清时期由文学而产生的现代性其最终归宿却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服务的对象——社会、政治。具体而言，即梁启超提出的“群治”、“新民”等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政治思想，这种文学观念的发展路向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形式得到发扬光大，从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对晚清的文学观念进行考察，会发现就在其时已出现与五四时所奠定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基础迥异的现代性文学观念。
在文学创作实践方面，晚清时期，小说一跃而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传统文学格局的大裂变。特别是诸多作者创作时“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并且，据王德威在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清末重被发掘的稍早作品，沈复的《浮生六记》及张南庄的《何典》，更具有在文学传统以内另起炉灶的意义”。因此，“西方的冲击并不“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对此过程的梳理无疑应当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与此相适应的是，文学环境的改变使晚清一代作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所规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因为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而有了可能从文学本体意义上去认识文学的功能与价值，从而为实现文学观念的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统计，晚清的最后十年里，至少曾有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阅读人口，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而晚清最重要的文类——小说的发行，多经由四种媒介：报纸、游戏、刊物、杂志与成书。早在１８７０年，即有名为《瀛寰琐记》的文学专刊出版，发表诗文等创作或翻译。近代白话报数目约一百四十份。
晚清白话报的出现，除为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作舆论的鼓吹外，而别有更广泛、更深远的作用。尽管五四时代白话运动的倡导者都极言白话文学的开创是在五四时代。他们虽然知道和承认清末白话的流行，但只承认其目的在“宣传革命”和“开启民智”，而否定在文学和语言上要求，更否定与五四白话文学的联系。但是，事实可以证明，白话报的出现与晚清语言文学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并且也直接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不可否认，直至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在裂变中仍然维持着，但是自１９０２年、１９０３年之后，传统文学的变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当时的作家们容忍了传统的封闭的总体模式，却给已趋僵化的传统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气。小说、戏曲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各种民间文学形式也已成为文学百花园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另外，各种白话报的创办在文学语言的最终而彻底的变革前实际已为五四新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从教化到启蒙：梁启超及其文论话语
论及中国文学观念的转换，梁启超与其文论当是值得浓墨重彩描摹的。这不仅是因为梁启超以其“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思想转换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同样也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代学者的梁启超以其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智慧、极富传奇的一生令后人景仰、感叹，而是因为他作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身上凝聚的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人格特征。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双重性使他及其文学思想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与文论现代转型的一个标本。在他身上，我们既可感受到来自传统母体的精神，也可看到以西方为“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的自我型塑——这是一段艰难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程。当今学界对梁启超及其文论有着众多的论述，本文在此谨从传统之“教化”与现代的“启蒙”在晚清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相互关联入手，考察梁启超文论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所体现出的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话语模式与意义建构。
一
梁启超晚清时期的文学思想也许就学理而言，并不具有太多的纯粹学术价值，即便他自己后来也对之评价甚低。在《饮冰室文集·自序》中，他便坦言：“吾辈之为文，岂真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意为刍狗……故今之为文，只能以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其实这段话已然蕴涵着梁启超文论的意义之所在，即“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
因此可以断言，梁启超文论就是时势的产物。尽管他自言“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意为刍狗”，然而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现代性追求注定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中，梁启超文论不仅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更具学术价值的文论，就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正如有论者所归纳的：
梁启超是最早敏感到中国的现代处境的先驱者之一。受进化论的影响，梁氏认为今之世界已不同于古之天下，而是“国竞之世”。在此一世界中，只有真正的现代国家才有强大的国力争雄自立。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挨打的地位，就是因为它被突然抛入国竞之世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还没有现代国力自卫。因此，为救亡图存，首须建立现代国家。而要建立现代国家就必须要有现代国民，要将古代“部民”变成现代“国民”，就需要以现代思想进行全民教化，即所谓“新民”。而文学正是最好的新民之工具。为此，梁启超特别看重文学。不过，梁氏认为旧的文学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能担当新民之重任，必须对之进行革命。摧毁旧文学，建立新文学，才能获得有效的新民之具。基于这一思路，梁氏倡言“三界革命”。由于梁氏的“三界革命”强调文学的群治工具性，它不同于个体自然主义的异端诗文论；由于它强调文学为现代政治革命服务，并要求以欧西之道取代孔孟之道以更新文学的内容，以通俗之文取代精雅之文以更新文学的形式，从而彻底更替“文以载道”的具体内涵，它又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诗文论。正是这一差异使梁氏的“三界革命”区别于晚清诗文革新运动，成为二十世纪文学革命的先声。在梁氏的“三界革命”中可以看到一条政治化的文学革命之路。这一思路的显着特征是：立足于政治现代性追求而论证现代政治革命的优先性，从而确立为政治革命而文学革命的工具性思路。此一工具性思路与儒家诗文论的深层工具性原则一拍即合，但出于现代政治革命的需要它又与其政治性内涵相冲突。因此，这种政治化的文学革命具有双重面相：当其显露深层的工具性立场时，我们会觉得它和儒家诗文论没有什么两样；当其展示表层的政治性意涵时，我们又觉得它是一副新面孔。但无论如何，由梁氏开其端的文学革命与其说是文学性的，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它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本身并无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其政治内涵。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的论述包罗古今，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然而其论说基础究其实质仍是建立在传统经学话语的断裂与转型处。这是我们在今天理解梁启超及其文论的关键。一般而言，梁启超文论思想是以提倡晚清的“三界革命”为标志，因此，本文自然也以对这“三界革命”的理论论述为基本核心。本节之所以名为“从教化到启蒙：梁启超及其文论话语”，正是力图强调两点：一是传统“教化”观与现代“启蒙”精神在传统经学话语的断裂与转型处的“异质性”贯通，当然这种贯通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异化”与“归化”基础上，否则“贯通”将成为一种虚妄；二是以梁启超身具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双重性的人格特征对应其对文或文学的种种论述，从而见出梁启超文论思想与后来的“文学工具论”之间的关联与歧异，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复杂性。
作为传统士大夫，晚清以来的“数千年未遇之一大变局”无疑逼使梁启超关于“文”的思考一方面不脱离于传统文论的精神血脉，另一方面又不能急功近利地在对西学的接受中扭曲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