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立足点在文化精神的承继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意义建构（包括西学的影响）。因此，对有关时间段的把握主要立足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与文论话语相关的各种因素的承继与变异。本文以为，文论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不可能有纯粹意义上的断裂与再生，自然就不可能在纯粹的时间概念上来进行讨论；但另一方面，特定历史文化语境肯定会以某种时间段的形式出现，这样本文在以文化精神的承继与变异为基础的论述中，又不能不确定某种时间段为论述中心。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不纠缠于晚清与五四以及近代、现代、当代的时间段划分，而以一种开放式的“晚清－五四”命名论述的时间段。如果说有关政治史、社会史的划分可以以标志性的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为其标志的话，有关文学史的划分却难于定论。因为文学尽管与政治与社会密切相关，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观念与情感表现的积淀，不可能在某种特定时刻突然转型，只能是一种量变中蕴涵质变的过程。因此，尽管本文所论述对象并非文学史，不过因其必然具有的历史性，主要时间段为晚清到五四就只能是模糊的，另外，因文学精神的承传，以及其必然对后世的影响，加上以西学为“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的参照，本文的论述自然就在立足于晚清－五四的基础上出入古今、包罗中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将其指称为“古今同体”与“中外同构”。
具体而言，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认同中“民族化”文化转型的辨析以及对晚清－五四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重构，以“同情的了解”切入在晚清－五四时期经历着从“家国天下”到“民族国家”与从“士”到“知识分子”的双重主体性转换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建构者之生存状态，把握他们对“文”或“文学”进行言说与意义建构的精神理路，从而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换言之，本文强调将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研究重新置入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语境，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现代性阐释中，寻觅一条能够在文化精神上回到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文学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去进行具体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的途径，以“同情的了解”方式把握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文化层面与话语层面的变异、建构与流变。本文以为，这才是解决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问题的关键所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固然有其传统内部自身发展的因素，但由于此种变异在很大程度上与西学的强大冲击密切相关以及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对人的现世性存在的审美观照，因此西学中哲学与美学的影响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此，有学者便曾在考察中西比较和比较文学的叙事语式时，将其归结为“移植的价值——学理叙事。首先是价值诉求在先，而后以移植的知识和学理来展开此中的研究，以西学的学理样态论证其价值诉求的合法性”。并将其中情形作如下三类概括：
１．坚持传统价值，以西学义理论传统之合法。或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玄学派、新儒家），或曰“西方有，中国也有”的光宗耀祖式的排山倒海的平面铺排（钱锺书，Ｘ＋Ｙ式的比较研究），或以现代西学的知识理念系统为参照坐标“一分为二”地“剔除糟粕，发掘精华”（表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研究）……２．认同西学价值，以科学或“主义”之名审判传统……３．不问价值，盲目横移式的“比较”……尽管上述论断针对的是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之前，国内中西比较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叙事语式，然而却与中国文论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西学对传统的置换有相当的一致性。或许正因为此，该学者曾撰长文论述中西知识谱系的切换中西学对传统的置换，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呈现为相互纠缠、摩擦的两大论域：１．受西方传统的知、情、意划分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成为“美术之一种”，从而将文学当做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王国维的文学审美论即是其典型代表。２．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将文学定位于“以语言为媒介的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五四后中国文学在梁启超所开启的文学工具性的理路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发展便是这一论域的具体表现。上述概括有其偏颇的一面，存在着强调纯粹学理的推进而对特定历史语境及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等因素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并且在反思中西比较和比较文学的叙事语式时亦明显存在一定程度地套用西学话语的倾向，以较为抽象的理论概括代替了具体的文学实践，但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的确可说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西学观念，尤其是西方哲学与美学观念的影响甚至指导下发生并完成的。不过这并不能代表观念可以替代客观事实的真实存在。其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设计性，不能全然理解为是西学观念的导引，相反，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产过程中何以会出现观念先行的事实。再次，西方的思想观念并非铁板一块，每种西学思想均自有其力所能及与力所不能及的所在，并且其形成亦自有其长期的理论演变基础与特定语境。如康德、叔本华等的哲学、美学思想便与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的哲学、美学思想有极大差异，却各有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它们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却各有不同。尽管如此，本文仍然强调中国特定语境中人的具体生活方式与社会存在的具体情形，这是因为中国文论中即使有观念先行的话语生成特征，但却与西方的理论语境及其层层推演的理论基础不同，与其说它是一种纯粹西方观念的移植，不如说它更多的只是一种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文人们的功利性或自主性选择，而这种选择的驱动力与其说是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不如说是特定历史语境中已然形成的学术思想演变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异。简言之，就是一种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源于传统文化精神承继的语境化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启超与王国维所开启的两大路径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源头，而后来的文论话语的生成却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这一源头，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本文认为，不辨明此，无论以何种眼光无休止地在观念世界或学理中进行所谓的辨析其实都是一种无谓的纠缠。因为这种辨析首先为上述选择预设了一种根本就不存在的西学前提并进而将其纳入西学范畴进行西学式的辨析。任何前提的预设其实质就是结论的预设。换言之，这种论述方式其实是论者在论述某种现象时便先确定了结论，然后以结论一一去对应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这样就将现象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在预设的结论中简化、遮蔽，甚至完全扭曲了。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如果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怀，其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值得怀疑。因此，本文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研究一方面固然希望能够以此澄清有关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对当下语境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有所回应。无论当今学界对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开始的有关“失语症”问题有怎样的争议，都不能回避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近现代语境中被西方文论话语逐渐替换的事实。当然，对此事实是好是坏的讨论都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今学界对此事实的了解与理解其实是非常欠缺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逆反心理，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这种倾向非但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使存在的问题更为复杂。另外，本文也强烈反对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人的生存方式与文学实践相互剥离的所谓“理论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