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当今学界有关中国现代文论的研究，其取得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亦不容忽视，即众多研究者大多是就理论言说理论，而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内在生成机制缺乏深入剖析。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上述研究主要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在内容层面上的描述与分析，以及对重要理论家和流派的批评思想与观念及其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的梳理与辨析，而对中国文论现代转换过程中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继及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意义赋予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二、对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中话语主体的双重性转换缺乏应有的关注与研究，从而忽略了特定语境中人的生存方式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为了对上述研究有所突破，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特别强调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动态性与历史性。具体而言，动态性要求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异，而历史性则必然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也就是说本文将通过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语境的现代性重构，进而寻觅一条进入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内在生成机制的切实可行的通道。任何一种话语的生成均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发生密切的关联。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究其实质即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换，那么它必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一个环节，不过，中国的现代性认同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具有全球一体性的同时，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为一种“双向异质化”的特征。由此出发，本文的题目“认同与悖离”也便蕴涵了本文的具体论域及研究重点。在这里，“认同”具有两层含义，即“自我身份的确立”与“对西方的认同学习”。前者强调对西方的认同与学习过程中因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继而产生的对西方的悖离；后者则强调在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中必然出现的对传统的悖离。
在此意义上，“认同与悖离”便成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的双重悖论，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关键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双重悖论绝非口号或理论表述的文本悖论，而是中国的整体现代性工程进行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对这种存在，本文将其指称为“民族化”。由此出发，“民族化”即成为本文写作的视角。不过，“民族化”在本文中不具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意味，只表明一种对中国的现代性认同事实的客观描述，因此它只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称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化”的“化”于动态过程描述的意义中，其最为关键的是隐含着话语主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主体性思考与选择。本文认为，民族化究其实质就是异质化，并且这种异质化是以在中国化与化中国（西化）的相互对立、缠绕中的扭结态势行进的，具体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西方文化的“归化”和西学冲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尽管长期以来民族化被当做是与西化相对立的一种力量，然而如果我们抛开民族主义的情绪，便会发现二者在对立中又是相互包容的，即民族化体现为在中国现代性认同中本土文化的客观存在及本位地位的强调，而西化则体现为一种民族化的现代性认同。辨明此，“认同与悖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种相互扭结的态势，这种态势所蕴涵的其实就是动态性与历史性。再则，考察众多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论着，总体而言，比较诗学在中国现代文论研究领域，多体现为静态比较，而非动态的碰撞与交汇。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以《历史汇流中的抉择》（罗钢着）和《二十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殷国明着）这种以历史性和动态性为特征的学术论着中，我们也几乎感受不到前辈学人的生命脉动。本文以为，从本质上而言，前人的学术探讨都凝聚着生命的赤诚与执着。从“家国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换，进而到“个体自我”的追寻，乃至意识形态的偏至，生命的脉动都与之紧紧相随。因此，体制化生存中的当今学人在生命的禁锢与激情的丧失中，陷身于学科化的条块分割，以解剖死尸般的方式对激荡着生命激情的话语言说进行梳理辨析，实在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生命蹂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恰恰就意味着中国文学批评的死亡。的确，当理论被一系列没有经过合法性追问的、来自异质文化的概念、范畴建构起来时，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为这些概念所建构的力量裹挟，从而习惯于在这种建构的世界里打圈，而忘却了真实存在本身。而这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实际情形是不一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前辈学人的生命实践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生命的脉动。要真正把握住他们用生命言说的话语，就只能用我们的生命去感知他们的生命脉动。
因此，本文的写作将立足于实证式的语境分析，采用文论-文学-人的生存方式-社会存在的多向考察方式，同时借用当今西方多种具体研究方法，尽可能全面而深入地呈现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内在因素。同时尽量不作纯理论的高蹈，因为任何一种先验地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进行的理论范畴区分无疑必须建立在西学的理论基础上，也就是说预设理论前提，而这正是本文要极力避免的。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的写作分为绪论、上篇、中篇、下篇共四个部分。
绪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研究的文学化与语境化”，分两节。
主要通过对文论话语与文学及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关系的强调，从总体上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与宗旨进行必要的界定与论述，同时对当今学界有关中国现代文论的研究进行考察与反思。
上篇“民族化文化转型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分为两部分。第一章“民族化文化转型与中国的现代性认同”，从宏观上把握民族化与中国现代性认同的内在关系，考察中西异质文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从而表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民族化特色。第二章“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理路扫描”，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话语的生成进行宏观的理路扫描，为后面的论述指定研究方向，并奠定理论基础。
中篇“历史文化语境的现代性阐释”，分为两部分，即第三章“话语主体性的双重转换：“民族国家”与“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论述作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建构主体在自身安身立命精神之所在的传统经学话语解体过程中其思想意识从传统的“家国天下”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换；另一方面，探讨中国文论的话语主体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认为这种转换的意义在于呈现了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主体精神承担的历史承继及特定历史语境的意义赋予。第四章“知识分类与学科建制”，主要论述在晚清－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状态中，以西学为参照的知识分类、学科建制与知识谱系的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知识转型。
下篇“中国现代文论观念与话语形态”，分为两部分，即第五章“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主要论述在晚清语境中，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之观念如何转换到现代的“文学”观念，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以梁启超和王国维为代表的“启蒙”与“审美”的分野，以及这两种文学观念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第六章“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形态的生成”，则立足于本文以上部分所论述的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具体形态密切相关的文化精神、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及现代文学观念的转换，主要是对在上述所论及的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特定形态”进行梳理与辨析，从而真正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过程中的得失有较为清晰的把握，为中国文论话语“从失落到重建”提供有效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