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学者，思想感情不过是最初的动因，“文字”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是非常的贫穷，就因为没有丰富的文字……我们的过去是在什么地方？除了我们的态度是相当的忠实之外，成绩可以说是等于零。我不承认我从前作的诗是诗，我觉得那是我的侮辱……在白话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冯至却“感到我的中国文是那样地同我疏远，在选择字句的时候仿佛是在写外国文一般”。
何以如此？其中所蕴涵的各种因素恐非一语可以道明。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断言，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其说是白话文本身存在的弊病，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欠缺。而这种文化精神的欠缺与晚清－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本身具有的问题密切相关。“语言是构成文化和文学的深层的基础。中国文化在“殷周”（王国维的概念）至春秋战国时期发生古代转型与当时的语言变革有其内在的联系，古代汉语是构成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最深刻的基础。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变革最终是通过语言变革而实现的，也是通过语言的定型而固定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是通过汉语的现代化而完成的。”在此基础上，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论获得了一致性。但是具体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却又显出某种指向的差异：创作与人的生存具有更为真切的直接关联，更具切肤之感，因此其指向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表现出显明的生存于中国特定语境中的主体性现代意识；而文论思想则由于强大的西学对传统的知识替换，更多地表现出西化特征。尽管如此，汉语言在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中，其深层基础可以说是语言的现代性，也就是自晚清以来输入的“新概念、新术语、新范畴、新话语方式包括新的文学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一句话，新的语言体系改变了文学的内容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艺术精神”。
新的语言体系的建立毫无疑问与新术语的输入密切相关。对此，王国维曾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输入的词汇可以分为两类，即物质名词与思想名词。前者如“火车”、“轮船”、“乒乓球”等，王国维称之为“形而下”，大致属于“术学”范围，一般而言于思想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后者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王国维称之为“形而上”，属于思想范围，这些词从根本上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迥异于传统与西方。在１９０５年所作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国维开门见山地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着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矣。
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我们可以说，新术语的接受其实质就是一种新思想的接受。正如着名学者杰姆逊（Ｆ．Ｊａｍｅｓｏｎ）所言：“新名词的出现总是标志着新的问题，标志着现代思想，新的商榷论争的题目。”当然，实际情形却是非常复杂的，如梁启超用“烟士披里纯”对应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学，在这种对应中无疑已经融入了梁启超所理解的西方文论里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梁启超那里一方面具有西方文化的精神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梁启超在理解及解读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种中国文化的视角，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梁启超的所谓“烟士披里纯”尽管在语言符号上与西方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相对应，但其思想内涵既不同于西方之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也与中国传统文论里任何一种思想观点迥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西方术语解读中国文学作品固然会发生双向异质化，而用中国传统文论术语解说西方文学现象或者阐述一种现代文学观念无疑也会发生双向异质化，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有关文艺本质的阐述。鲁迅认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对鲁迅的叙述，需要注意的是，鲁迅以一种文言的语体与文言语汇来解说西方文论的观点。文学、怡悦、文章、邦国、效、益智、理、神思、职、用等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与概念。对此，有论者认为：“这里，鲁迅明显是在介绍西方文论，他本人的观点也是明显反传统的，他实际上是主张文学对人的性情的作用，而反对所谓“经国之大业”以及实用功利目的，但当他用古代文论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来表述，用文言来表达时，我们感到他并没有真正地反传统，而且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观点上去了。“神思”这样缺乏精确含义的概念事实上模糊了鲁迅的表达，“文章”、“职”、“用”这些非专业性术语使文章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削弱了文章的力量。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正是作为思想体系的古汉语和古代文论话语方式不知不觉地归化了鲁迅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在语言转化过程中发生了歧变。”对语言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可以说从文学诞生之日起便开始得到强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等论述从古至今可谓绵延不绝，中外亦然。因此，本文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不言自明的，而是汉语（包括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表意方块文字，与中国文学及文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处表现出怎样的不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根本精神就是讲求“天人合一”，讲求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更是将此推向极端。因此，中国古代文论一方面是人化、生命化；另一方面也是自然化、天化、道化、社会化。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特征，人或生命本身恰恰又有许多的限制，也就是说在其背后总有另外一种支撑，那就是“道”。西方则不同，主客体二分，作为主体的人可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同时，宗教的彼岸世界又为此岸世界的“人”提供了一种终极关怀。就语言革命给人们思维所带来的根本性影响，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总结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就将当时的白话文运动称为“哥白尼革命”。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深入，西方的种种术语以现代汉语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现代文论中，从而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直接来自于西学或间接受西学影响而产生的“关键词”主宰着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形态与质态。
我们知道，“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然而，“科学”无论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还是作为一个全新的术语，产生于中国文论话语中的时间，都早于五四。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早在利玛窦入华传教时，便在传教士们所传入的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术语，早在１９１１年，黄摩西着《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即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当然，此时来自西学的“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格致”是作为相互对应的关系列在一起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分类目录中明显看出来。
尽管如此，其对“科学”的解说，不能不让人感受到五四前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人们对“科学”观念的认识：“科学（一）凡组织成体系之知识。对于常识而言。（二）对于哲学对象之统合者，而其对象的范围为部分者。如生物学，心理学。各考究万有一部分之生物界、精神现象等。其因自然现象及精神现象为对象者，则分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等）与精神科学（心理学、计学等）。又因研究事物生成进行，而为叙述，与就吾人思想情绪，定为规则，则分说明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等）与规范科学（伦理学、名学等）。又可分为三类：（１）玄学（名学、数学等）。（２）间学，一名玄着学（物理、化学等）。（３）着学（天文、地理、博物生理学等）。”当然，五四时所谓的“赛先生”主要是指“科学”概念的确立，关键在于科学作为方法和作为意识观念的确立。我们说中国古代和近代没有“科学”的概念，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科学”这个词，而是在没有科学意识、精神观念、科学方法的意义上而言的。１９１５年１月创刊的《科学》和同年９月创刊的《新青年》（第１卷原名《青年杂志》），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确立和意识、精神的确立，也即不仅承认科学作为物质实在，同时也承认科学作为思想形态。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说：“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说：“科学者何？
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科学不仅是具体的事物，而且是抽象的理性。
１９２０年，陈独秀进一步对“科学”进行界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科学不再限于物理自然，而扩展到人文领域，这样就把文学也和科学联系起来，科学既属于“形而下”，也属于“形而上”，科学正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对文学具有巨大的影响。
科学作为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话语体系一旦确立，就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话语发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揭开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序幕。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武器，而且也是建设新文化、新文学的基本保障。科学作为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基础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着名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科学思想的影响，鲁迅就说过他创作《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闻一多说“《女神》里富于科学底成分”、“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它事实上也构成了新文学的基本话语方式，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科学”是现代汉语的“主题词”之一，从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来说，正是“科学”以及相关的“理性”、“知识”、“感性”、“逻辑”、“实践”、“证明”、“术语”、“概念”、“范畴”等构成了现代汉语的现代思想性的一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五四时期“科学”作为西学的代表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为“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它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宰，而且也决定着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过，对此中国学人其实早有反思。早在１９０７年，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科学的单一与过偏的发展，必定会对人带来不利影响。他特别强调，“盖使举世唯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另外，在《文化偏至论》
中，鲁迅对科学于精神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关系的思考更加深入，直接指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则国亦以兴起。”鲁迅对当时中国求新者的努力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思想入于中国，“使中国之人，由旧梦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醒”，但这样会带来问题，鲁迅认为就是“所得既非新，又至于偏而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他认为应该抓住根本，这就是“曰非物质，曰重个人”。后来，鲁迅的弃医从文也可说是对“科学万能”的矫正。
对此，鲁迅有如下一段堪为经典的论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的反思在文艺与人的精神支撑方面可以说表现出一种洞见。
三
如果说新术语的输入在晚清－五四时期的语言转型中成为直接影响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重要因素，那么其语言基础则主要体现在晚清－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早在１８８７年５月，黄遵宪在全面记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日本国志》中，对语言文字就有着较为系统的论述：外史氏曰：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居今之日，读古人书，从以父兄师长，递相授受，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夫！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从中可以看出，“言文合一”实际上已经成为晚清语境的一种迫切需要。尽管有关语言问题甚至早在十七世纪初，即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当时的主要原因是拼音文字对汉字的挑战。１６０５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出版《西字奇迹》，为用拉丁字母拼注汉语提供了第一份系统性的方案。紧接着，１６２５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又完成了用罗马字注音的汉字字汇《西儒耳目资》。所有这些虽然并未能动摇古汉语的根基，然而却以其简便易学的特征引起了中国文人的关注，这可以从晚清白话文运动中汉字拼音的提倡与实践中得到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