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文化意识的追溯，理解中国人在晚清－五四语境中有关“个体言说”的精神实质，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尽管中国的个人和自我的观念深受西方观念的启发，并且也是中国现代认同至关重要的理念，但在中国现代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这种个人和自我观念不仅在内容上的差异极为重要，而且他们本身也只是依据情境的变迁而改变的，“个人的解放”不应仅仅当做一个思想的和道德的本质命题，而且还应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命题”。
这种观念表现在晚清－五四时期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上，便表现出强烈的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的张扬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潜在抑制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现象在以郭沫若及郁达夫等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在失去了传统的经学意识的支撑之后，所谓“个人的解放”究其实质就是一种语境化生存，它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得以出现，并对当时的文学与文论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并非是其本身具有的意义，而应是一种语境的赋予。
西方许多学者在研究晚清－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时大多将个人主义视为其基本表征，并以此对应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位的比附。例如，包括普实克在内的许多中国文学史家都把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视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学，其得出该结论的依据就在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创造者的个性，并成为表现其情绪和个人心态的方式。的确，当我们考察五四文学作品时，洋溢其间的个人情感与个性特征会使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撼。不过，本文要强调的是，这种令人震撼的个人情感与个性特征在五四时期得以出现的原因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精神。
在普实克等众多学者看来，五四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作为个人的主人公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冲突与对立。这个外部世界一般被理解为是包罗万象的传统社会，在此意义上，现代文学史家们通常都把这种个人主义看做是在社会的变化中个人从传统中获得解放的表征，所谓“个人的解放”即是在此意义上得出的结论。对此，本文以为是不切合实际的，其最大的问题是对语境变化的背后传统的解体密切相关——这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作为主流的或者说是大传统的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文化精神其实在五四时已经走向崩溃，它非但不构成对“个人的解放”的抑制，恰恰相反，“个人的解放”在被完全抽空了文化精神的支撑后，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无根的浮躁，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里沐浴成长的五四一代作家，无论其以怎样激进决绝的态度倡扬西化、批判传统，其内心的情感及自身的现实生活方式却是难以落到实处的，如鲁迅、胡适等等。即便如郭沫若、郁达夫等执着于内心情感的作家，其实也难以摆脱这种两难的处境。
所谓“个体自我”的观念，有学者将其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直接联系起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这对我们理解“个体自我”观念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启发意义的。“从五四往前追溯，在１９０６－１９１１年间，章太炎、鲁迅等人把以普遍性的名义出现的政府、聚落、人类、众生、世界、公理、进化、唯物、自然、义务、责任等等视为没有“自性”的事物，并通过这种否定性的方式提出个人自主性的问题。换句话说，个人观念是作为“公”的替代物出现的，它以反对普遍性概念的方式来重建道德的基础。因此，个人观念一方面同样面对“公”、“群”观念所面对的那些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与“善”的问题相关：在宇宙和社会中，什么是具有“自性”因而是本然的善的事物？只有当个人及其自主性成为本然的善的时候，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才能构成道德性的善恶对立。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观念、自我意识与善的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在中国现代反传统主义的语境中，个人观念和自我意识经常是以反道德的方式出现的，现代思想的批评者也经常指称个人观念（或个人主义观念）和自我意识应为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然而仔细地研究将表明：反道德的个人观念和自我意识包含了对道德可能性的严肃探索。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个人和自我的观念不仅与应该怎样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判断紧密相关，而且与什么才是本然的善的问题（即确立价值源泉的问题）不可分离，而后者则是我们将个人观念与认同问题相关联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公”、“群”观念不同的是，个人和自我观念是以反道德的方式出现的，但这种“反道德的方式”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从反方向上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公理”、“国家”、“团体”等等——的对立物来界定自己的，然而，如果我们把个人观念置于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来考察它的起源和运用，我们会发现，这种对人的自主性、独自性和唯一性的强调恰恰以那些普遍性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其目标。换句话说，如果公、群观念在晚清社会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那么个人观念也将同时是政治概念。”
这种“个人观念”在五四文学与文论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建立在人的文学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话语。考察晚清－五四时期有关“主义”的言说，我们可以说，真正具有“主义话语”意义的应该就是从“个人主义话语”开始。正是在这里，有关“个体”的言说在中国的整体性现代转换中逐渐为整个社会关注，并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于是，正如刘小枫所言：“只有当某种由个体提出的思想论述要求社会法权时，思想论述方转换为“主义”话语。”“个体”言说便自然而然地发展为与“个体”密切相关的“个人主义话语”。
二
何谓“主义”？在词源学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即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在古汉语中，《逸周书·谥法解》“主义行德曰元”，谓谨守仁义。另外，《史记·太史公自序》“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谓对事情的主张。在英语中则是对ｉｓｍ后缀的汉译。
因此，不能脱离具体的表示某种思想的语汇而存在。具体而言，在五四时期的语境中，所谓“主义”与ｉｓｍ主要对应如下：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无政府主义（或安那其主义）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资本主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共产主义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封建主义ｈｕｍａｎｉｓｍ－人文主义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帝国主义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军国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民族主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自然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现实主义ｒｏｍａｎｔｃｉｓｍ－浪漫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社会主义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国家社会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国粹主义上述与西学对应的种种“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均曾产生较大影响，或多或少地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中产生一定的影响。限于篇幅，这里谨对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在中国五四语境中的语词及思想对应作简单梳理与辨析，从中见出所谓“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在汉语语境中的对应不仅仅是“人文主义”，还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鉴于“人本主义”的运用取向，主要在于哲学和文化人类学，较少在晚清－五四语境中的文论话语建构中出现，因此这里主要探讨“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异同及其价值取向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所产生的影响。
所谓“人道主义”，其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语境中，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人主义话语”，而“个人主义话语”的基础在于“人”之观念的确立。具体表现在文学与文论话语上，则是有关“人的文学”的理论建构。对“人”的概念的确立与“人的文学”理论的建构，周作人当居首功。尽管早在１９１８年５月，胡适即撰写《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在《新青年》所出的“易卜生专号”上。正如后来胡适自己所言：“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新一班人共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第一次对“健全的个人主义”话语的提出，这种思想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但是真正奠定五四新文学“个人主义话语”的却是周作人有关“人的文学”
的理论建构，即便胡适自己也坦然地说：“次年（七年）十二月里，《新青年》（５卷６号）发表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换言之，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启蒙”，其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就是“启蒙文学”，而“启蒙文学”的核心就是“人的觉醒”，其理论基础就是“人道主义”。表面看来，“人道主义”的意义指向非常确定，但考察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人道主义”的说法其实是非常宽泛的，对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而言，正如有论者所言：“事实上，新文学在精神内容上进行革命的基础就是一套时而被名之为人道主义，时而被名之为个人主义的话语。细而察之，人道主义是一个比个人主义更宽泛，更高一级的范畴，个人主义只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方面或一种范畴，个人主义只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在其基本精神上是一种个体自由主义。”基于此，对周作人有关“人的文学”的理论建构的理解实际上也就是对五四新文学发展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主义话语”精神的把握。尽管后来由五四所开创的“个人主义话语”在成功建构了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主义话语”的话语模式与意义建构后走向意识形态话语，并最终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牺牲品，从而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中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论话语乃至中国文学在其现代性追求中的一种悲哀。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周作人先后发表《思想革命》《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逐步奠定了五四新文学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与当时新文学的发展相吻合，而且为其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在《思想革命》中，周作人针对当时对新文学运动中倾向于工具革命的趋势，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中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并且还首次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定位于人道主义。他特别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建构是建立在对人的确认的基础上。因此，《人的文学》一开篇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在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里，所谓“人”，“乃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重点：（１）“从动物”进化的；（２）从动物“进化”的。”在此看似别扭的表述中，周作人实际上是别有深意。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人的观念开始出现。可以说，有关人的灵肉关系的问题是古今中外“人学”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存在是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确定的，晚清以来人的生存语境的变化以及支撑中国人生存的精神在现实中的失效，人的意义实际上是需要进行重新建构的，而周作人有关人道主义的思想正好适应了这样的语境需求。在周作人这里，人性得到一种双重规定：“自然性（生物性、兽性）和精神性（进化性、神性）。就此，他要强调的是：其一，由于人的生物本能是人所固有的，因而其本能要求是正当的。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其二，由于人是进化的，他又不同于别的动物，他有“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的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因此，周作人在立足于人的兽性和精神性基础上，既反对极端的享乐主义，也反对极端的禁欲主义。在他看来，真正的合于人性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一种灵肉一致的生活方式。另外，周作人将自己这种人道主义命名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就是说，他要倡导的是“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而“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周作人的人道主义的实质就是一种个体自由主义。
沿着个体自由主义的思路对文学内容革命提出的要求显然不同于晚清时建立在“新民”基础上的文学。“它不再要求作家去宣传什么身外之物，而是提倡文学表现自我；它不再要求作家依据什么原则和外在目标去写什么，而是主张绝对的创作自由。这一思潮不仅与当时引进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一拍即合，也与中国文人的放纵传统呼应，从而形成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潮。由于在文学内容的革命上坚持个体自由主义的立场，从而使五四一代文学革命家天然亲近文学自主论，并将文学自主论与个体自由论联系在一起了。事实上，文学自主论是以政治思想上的个体自由论为前提的。文学自主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思想自由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文学自主论者从来就是专制统治的敌人。尽管如此，五四一代的文学革命论者并没有区分个体自由主义中的“主义话语转向”和“个体自由的原则”，因此，他们对新文学之内容的设计具有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个体自由的原则要求给个体以充分的思想自由，不能对个体自由提出什么要求，不能要求他信奉什么超个体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启蒙又必然要求每个个体信奉自由主义，以自由主义为普遍真理。”
如果说上述是以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为关联而对五四时期人道主义进行了一定的梳理与辨析，那么有关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同样值得认真思考。尽管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就其语源来说，都来自于英语Ｈｕｍａｎｉｓｍ，但却在汉语中有着各自不同的源起。或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学话语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建构——以异化与归化形式出现的双向异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