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艺术家在这人世间，可具有两种态度：醉和醒。醒者，张目人间，寄情世外，拿极客观的胸襟，“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语）。他的心，像一面清莹的镜子，照射到街市沟渠里面污秽，却同时也映着天光云影，丽日和风！世间的光明和黑暗，人心里的罪恶与圣洁，一体显露，并无差等。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人情物理，体会无遗。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司马迁，都曾留下“一个世界”给我们，使我们体味不尽。他们的“世界”，虽是匠心的创造，却都具有真情实理，生香活色，与自然造化，一般无二。
然而，他们究竟是大诗人，诗人具有别材别趣，尤贵具有别眼。包括宇宙的赋家之心，反射出的仍是一个“诗心”所照临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十分客观，十分真实，十分清醒，终究蒙上一层时心的温情和智慧的光辉，使我们读者走进一个较现实、更清朗、更生动、更深厚的、富有启示性的世界。
所以，诗人善醒，他能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的真境实相，散播着智慧，那由深心体验所获得的晶莹的智慧。
但诗人更能醉、能梦。由梦由醉，诗人方能暂脱世俗，超越凡近，深深地坠入这世界人生的一层变化迷离、奥妙惝怳的境地。古诗十九首，凿空乱道，归趣难穷，读之者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茫茫宇宙，渺渺人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无可表达的深思，无可解答的疑问，令人愈体验愈深，文艺的境界，邻近到宗教境界（欲解脱而不得解脱，达到情深思苦的境界）。
这样一个因体会之深而难以言传的境地，已不是明白清醒的逻辑文体所能完全表达。醉中语，有醒时道不出的。
诗人艺术家往往用象征的（比兴的）手法，才能传神写照。诗人于此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声调、色彩、景物，奔走笔端，推陈出新，迥异常境。戴叔伦说：
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
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就是说，艺术的意境，要和吾人具有相当距离，迷离惝怳，构成独立自走，刊落凡近的美的意象，才能象征那难以言传的深心里的情和境。
所以，最高的文艺表现，宁空无实，宁醉勿醒。西洋最清醒的古典艺境，希腊雕刻，也要在圆浑的肉体上，留有清癯而不十分充满的境地，让人们心中手中，波动一痕相思和期待。阿波罗神像在他极端清朗秀美的面庞上，仍流动着沉沉的梦意在额眉眼角之间。
杜甫诗云：“篇终接混茫。”有尽的艺术形象，须映在“无尽”的“永恒”的光辉之中。“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一切生灭相，都是“永恒”的和“无尽”的象征。屈原、阮籍、左太冲、李白、杜甫，都曾登高望远，情寄八荒。陶渊明诗云：
“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他也未尝没有这“登高望所思”
（阮籍诗句）的浪漫情调。但是，他又说：“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这却是儒家的古典精神。这和他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同样表现出他那“既平凡既圣境”的深厚的人生情趣。无怪他“即事多所欣”，而深深的了解孔、颜的乐处。
中国的诗人、画家，善于体会造化自然的微妙的生机动态。徐迪功所谓“朦胧萌坼，浑沌贞粹”的境界。画家发明水墨法，是想追蹑这朦胧萌坼的“神化”的妙境。米友仁（宋画家）自题潇湘图画：
夜雨欲霁，晓烟既泮，则其状类若此。
韦苏州（唐诗人）诗云：
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
这，都能深入造化之“几”，而以诗画表露出来。这种境界是深静的，是哲理的，是偏于清醒的，和古诗十九首的苍茫踌躇，百端交集，大不相同。然而，同是人生的深境，同需要象征手法，才能表达出来。
清初叶燮在《原诗》里说得好：
要之，作读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得，不可径达之情，则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怳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
又说：
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灼然于前者也。
他这话，已经透彻地说出文艺上象征境界的必要，以及它的技术，即“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怳以为情”，然后运用声调、词藻、色彩，巧妙地烘染出来，使人默会于意象之表，寄托深而境界美。
原载《观察》杂志第3卷第2期，194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