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献身新闻事业的人，是沈荩（1872—1903）。他出生于湖南长沙，原名克诚，字愚溪。其“性直倔强，雄于胆略”，很早就立下了反清救国之志。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与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交往甚密。在变法失败后，他辗转日本从事革命活动。1900年，他回到上海，与唐才常等人创立正气会（后名自立会），并组织自力军，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后起义失败，他潜往北京，在京津两地以日本一家报社记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反清活动。他从内部侦获清政府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及时将这一重大消息在天津的《新闻西报》上予以揭露。其后各报随即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为之出了号外。密约一经披露，国内群情激愤，国内外舆论哗然，清廷也陷入了狼狈不堪的境地。不幸的是，沈荩这一正义之举，竟被两个“朋友”告密。1903年7月19日，沈荩在北京被捕入狱。早已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下令于7月31日将沈荩“杖毙”。沈荩在宣判之时毫无惧色，厉声喝道：“快些了事。”他被害的情景，令人惨不忍睹，行刑者竟“以竹鞭捶之至4小时之久，血肉横飞，残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清廷的残暴野蛮，激起了全社会的公愤，连外国报刊亦纷纷谴责。
沈荩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祖国利益，真实而及时地向世人报道了事关大局的重要新闻，揭穿了清廷的丑恶嘴脸，第一个为中国进步的新闻事业而献身，这不仅激励了中国人民当时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英勇斗争，而且为以后进步新闻记者及其写作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最早的优秀新闻记者
最早的优秀新闻记者，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学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饮冰子，受学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等发起“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和黄遵宪创办并主编《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他流亡日本，思想逐渐保守甚至反动。清末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对“新派诗”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与创作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24岁主编《时务报》时，与新闻事业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为之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郑振铎说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梁启超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以报刊为园地，变革了传统的文学语言，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体裁——报章体（又称“新闻体”）。这是文言文的一次大解放，它不但冲击了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古文，而且成为了“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正如他自己所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新文体”最典型的代表作是《少年中国说》，它对老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作了无情的揭露，对中国少年一代寄予了热切的希望，充满了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他以“新文体”所作《新大陆游记》、《欧游心影录》，着眼于社会新闻，打破了旧游记的写法，实际是新颖的报告文学，更为有力地表明了作者不愧为“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
梁启超这种散文体裁——新闻体，平易畅达，风靡一时，促进了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学的兴起。
最早提倡文学革命的人
最早提倡文学革命的人，是现代胡适（1891—1962）和陈独秀（1879—1942）。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
胡适的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同时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的“八事”，完全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而发。“八事”后改称“八不主义”。就其本身，它虽还有形式主义的倾向，重在文学形式的改良而未触及文学内容的革命，但它在文学远离生活、陈词滥调盛行的情况下，首先提出这些主张，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他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与清末梁启超等提倡的“改良文言”式的“新文体”比较，更是前进了一大步。
陈独秀的文章“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明确提出了“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这些主张，不仅是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是在文学内容上的革命，其矛头直指封建主义。陈独秀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他以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为榜样，要求新文学要“赤裸裸地抒情写世”。他认为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是一个无任何讨论之余地的十分肯定的问题。这较之胡适的态度来，要坚决得多、勇猛得多。应该说，陈独秀才是坚决承接并发展晚清资产阶级的文学改良运动，并把它推向高潮的人。
胡适和陈独秀的主张，在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后来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胡适和陈独秀为反对封建主义和旧文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为“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著名的杂文作家
最著名的杂文作家，是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他一生创作了16个杂文集，约650多篇，135万字。其创作数量之多和成就之大，是在他以前的我国杂文作家中所没有的。这些杂文，在鲁迅全部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他解剖社会、抨击敌人的重要艺术武器。其内容广泛，笔锋犀利，如匕首、投枪，能制敌于死命，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前期杂文，表现作者烈火般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对社会进行广泛的批评。新文化统一战线分裂后，他的杂文又从广泛的社会批判转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除激烈反对“尊孔、崇儒、专经、复古”外，集中抨击为军阀、官僚服务的欧化绅士和市侩文人，突出地显示了民主革命斗争在封建势力与右翼合流以后新的任务和意义。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反对姑息迁就。后期杂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作者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其中有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揭露，有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强烈谴责，有对文化现象和文学活动比较集中的批评。
鲁迅的杂文，是时代和生活的记录，是“战斗的”阜利通。由于“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和“残酷的强暴的压力”，鲁迅不得不放弃长篇巨制的创作，发挥自己幽默的才能，利用短小精悍的杂文形式，向一切污秽与丑恶宣战。这些杂文的语言犀利、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和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鲁迅以其巨大的杂文创作成就，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宝库。
最早的散文集
最早的散文集，是上古之书《尚书》。它是古代以记言为主的历史文献的汇编。相传为孔子（前551—前479）所编，原有100篇。自汉以后，有今古文之分，但均已亡佚。今存《尚书》58篇，由《虞》、《夏》、《商》、《周》4个部分组成。它主记王朝的誓词、文告和演讲辞之类，兼有记叙与议论的文字，可说开我国散文记叙与议论之先。由于多记当时口语，读来古奥棘涩，佶屈聱牙。但也有一些写得生动形象，流畅易懂。《尚书》为春秋以后的散文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作家及散文，特别是韩愈的散文影响很大。
最早的语录体散文
最早的语录体散文，是先秦儒家典籍《论语》。它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早年游说各国，晚年致力教育和著述。《论语》有3种版本，现存鲁《论语》共20篇，内容以伦理道德为主。它所记孔子言论的核心是“仁”。“仁”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有等差的爱。而“爱”又体现在孝、悌、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了我们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孔子还同情穷人，重视教育和学习，特别是注重诗教。他第一个将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他创办私学，开私人讲学之风，相传有弟子3000人，特出者70余人。他提倡“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为普及和发展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他为了教育门人弟子整理了“六经”，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论语》在东汉被列为七经之一，宋代朱熹将其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孟子》合称为《四书》。《论语》开我国语录体之先河，其章节简短，一言一事各自起讫。语言明白简练、精警生动、用意深远，具有雍容和顺、迂徐含蓄、耐人寻味的风格，有的篇章还用简单的对话表现了人物的神情语态，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也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哲理散文集，文中多有儒家的哲学思想。1984年，《论语》被收录在日本出版的《世界文学最高杰作》一书中。
最著名的游记散文集
最著名的游记散文集，是明代地理学家、游记文学家徐宏祖（1586—1641）的《徐霞客游记》。今存10卷，每卷又分上、下两卷，目前传世的尚有60余万言。徐宏祖看到明末政治的黑暗，遂绝意仕进。他从22岁起，专事旅游。在30多年的游历生活中，他足迹遍至大江南北，历尽艰险，备尝苦辛，对祖国的山川河流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将其观察所得，按日如实记录，无一语向壁虚造，是我国一部最为真实的记游著作。可惜所记生前多已散失，在他死后，才由季会明等人整理成书，名曰《徐霞客游记》。其文描物细腻，文笔清峭出俗，风格以山川不同而各异，或雄放如奔腾长江，或淡雅如涓涓细流，是我国游记散文之佳品，历来深得文人、学者的重视。
现代最有影响的回忆散文集
现代最有影响的回忆散文集，是伟大的文学巨匠鲁迅的《朝花夕拾》。它写于1926年的2月至11月，共10篇，另有《小引》一篇。它是鲁迅“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一部散文集。先在《莽原》半月刊陆续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5月编订成书时才名为《朝花夕拾》，1928年9月出版。作者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线索，抒写了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有的寓作者对当时生活的针砭，有的回忆作者的保姆、父亲和自己在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有的追怀旧日的师友，并写出了海外生活及革命运动的片断。作品中创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这些人和事，往往饱和着作者强烈的爱憎，闪烁着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写中是非分明，使回忆与感想，抒情和讽刺和谐地结合。作品清新流畅，通脱舒展，在平易亲切中寓有深长的韵味，给人以信心和力量，确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集。
最早的优秀驳论文
最早的优秀驳论文，是秦代政治家、文学家李斯（？—前208，楚国人）所著《谏逐客书》。前237年，秦王下令逐客（驱逐外籍入秦任职者），李斯亦在被逐之列。他为忠心事秦，写下了这篇著名的驳论文上书劝谏，秦王纳谏遂取消了逐客令。其文首先列举历史上秦穆公以下四代所用客卿如百里奚、商鞅、张仪、范睢等人对秦国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说明凡客必逐的错误；同时，以秦王并不拒绝其现实生活所用东方各国之物为例，说明秦王对比物更为重要的人的草率做法的更大错误；进而反复说明用人唯贤，不必限于本土的道理和利用东方六国人才来加强秦国的策略，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它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反映了战国晚期各国在剧烈斗争中争夺人才的历史现实。全篇紧扣主题，脉络通明，前呼后应，词藻瑰丽，音节铿锵，逻辑谨严，雄辩精辟，特别是灵活地运用排比、对偶、铺张等手法，使文章曲折多变、理气纵横，既有战国纵横辞说的遗风，又开汉初辞赋家骈丽的文风，被后世誉之为“骈体初祖”。它对后世影响颇大，是流传至今的秦代唯一作家最为优秀的一篇驳论性散文。
最早的优秀政论文
最早的优秀政论文，是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前200—前168）的《过秦论》。它详尽地剖析了秦王朝统一六国后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教训，给汉文帝的政治改革和巩固政权提供借鉴。因文章从多方面批判了秦王朝的错误，故题名为“过秦”。全文分为上中下3篇。上篇是全文的关键所在，主要总论秦统一中国的形势和后来覆灭的原因。它用渲染、比衬的手法，显示秦国“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强大声威和很快又在仅“率散乱之众数百”的陈涉的“奋臂大呼”之下土崩瓦解的败局，指出秦统一六国后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失去民心。中篇分析秦始皇嬴政缺乏正确的政策和二世胡亥固沿谬辙的错误。下篇指陈在秦政权危迫之际，秦主子婴已没有救亡扶倾的才能。文章指出，不管秦王朝如何强大，但由于残暴不仁而失掉民心，被人民推翻势所必然。文章扼要而明确点出了秦国兴亡成败的主要原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人民对于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作者认为，严刑峻法不能阻止人民的反抗，********也不能保卫其统治的稳固。并指出“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必然导致人民起义。最后结论“仁义不施，攻守异势”，告诫汉王朝统治者要为确保其统治地位的稳固，切不可施暴于人民，表现了作者“民为邦本”的进步思想。全文铺张渲染、气势豪迈、议论风发、雄辩有力，颇具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其中尤以上篇为最，写秦之兴气焰赫赫不可一世，写秦之亡风云突变急转直下，确是最早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性散文。
最具战斗性的近代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