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战斗性的近代政论文，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军》。作者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3岁参加童子试，因试题古怪而不满，当场与考官顶撞并愤然罢考。1898年维新运动被封建顽固派镇压，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他将谭嗣同的遗像挂在教室的座位旁边，并写诗敬赞，表示要继其遗志而前进，后被重庆经学院除名。1901年考上四川官费留日学生，但因思想进步又被除名。1902年自费留日学习。其间他将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清政府派去管理留日学生的监督姚文甫的发辫剪掉并悬挂示众。因此，邹容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会同日本外务省强迫回国。后在上海结识了曾7次被捕、3次入狱、“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一起参加爱国文社革命活动，并写成了酝酿已久的长达2万多言的《革命军》，于1903年4月公开出版。《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前夕一部宣传反对封建、主张民主革命的重要著作，是激励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它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震撼宇宙的“雷霆”之声。文章似“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旨在“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作者举起鲜明的革命旗帜，打破传统古文“蕴藉”尔雅的桎梏，以十分昂扬的感情和有力的节奏歌颂革命，呼号革命，说“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世界之公理”，是“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是顺天应人之举，是“去腐朽而存善良”、“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之良策。高呼：“革命！革命！”告诫人们“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以其激昂慷慨、气势逼人的语调，从多方面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富于强烈的节奏感和音韵美。文中还揭露了清王朝对人民的残酷统治和“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的割地卖国罪行。并以犀利的笔锋，入木三分地讽刺了地主土豪和清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剥削行径。文章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歧视和压迫，在痛心于国人、麻木于奴隶牛马处境的同时，抨击了造成人民奴性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教育理想和建立共和国的具体政治纲领。作者以无比的热情高呼：“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参加“革命”，并将“革命”作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和“日日不缺之饮食”，要“抛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则尔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民誉飞扬”。接着又以其豪迈乐观的精神，展示了革命的大好形势，鼓舞四万万同胞奋起战斗：“尔之独立旅已高标于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岗；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而且富于浓郁的文学色彩。其思想尖锐、感情奔放、结构完整、层次井然、逻辑严密，颇具哲理，富于感染力和鼓舞力，语言明晰流畅，使散文在通俗化的进程中大大前进了一步，可说它是一篇表现革命内容的新体散文。《革命军》为了“革命”和“独立”，确如“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重重地敲响了清王朝乃至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的丧钟，成为了伟大的辛亥革命的一支号角，清廷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不仅逮捕了邹容，而且查禁了载文赞扬《革命军》的爱国文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等人。1905年4月，年仅21岁的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而死。噩耗传出后，普天恸哭，柳亚子等许多爱国诗人噙泪赋诗悼念。鲁迅高度赞誉说：“倘说影响，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
最早的完整檄文
最早的完整檄文，是南朝梁文学家萧统（501—531）的《昭明文选》所载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它是在司马相如受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地区时，为安抚、晓谕巴蜀人民而作。它代表了早期檄文的一般形式，即不专用于征讨，也可作为一般文告使用。但它又与一般政令文不同，其内容具有威胁、斥责之意。
最著名的檄文
最著名的檄文，是“初唐四杰”之一的文学家骆宾王（约640—？）在684年所写的骈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为记室参与其谋。这是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一篇声讨武则天的檄文。文章开篇怒数武氏****弑逆的罪行，痛说唐代宗室将亡的危险，说明起兵讨逆已是刻不容缓之举，申诉自己讨伐武氏、匡复唐室的决心。接着从土地、车马、粮草、士气等方面极力宣扬讨武军队声威之盛，表现出胜利已是指日可待。文中对唐宗室旧臣动之以大义，感之以旧恩，晓之以利害，号召他们起来共复唐室。最后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为结。全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颇富感情，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其语言形象精练，如“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抔黄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等句，历来为人传诵。它是一篇典型的骈体文，全用四、六句式骈俪组成，音韵铿锵，生动流畅，是一篇才气横溢之作，前人赞其“雄文劲采，足以壮军威而作义勇”。连武则天看后也耸然动容，责问“宰相安得失此人？”骆宾王后因徐敬业失败而下落不明，有被杀、为僧等说。
最早的优秀小品文
最早的优秀小品文，是唐末的小品文。其主要作家有皮日休（约834—约883）、陆龟蒙（？—约881）、罗隐（833—909）。皮日休的小品文多托古讽今、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对当时黑暗腐败的政事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笔锋犀利练达，说理酣畅淋漓，继承柳宗元寓言讽刺传统，揭示封建统治屠杀和剥夺人民的罪行。如《鹿门隐书》指出：古之杀人怒，今之杀人笑；古之置吏逐盗，今人置吏为盗；古之官人以天下为己累，古己忧之，今之官人以己为天下累，教人忧之。在《读司马法》中，揭露历代开国王君的凶残：古之取天下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以民命。他认为皇帝如果是暴君，老百姓可以将他处死并灭族。《原谤》更鲜明地反映了大起义前夕农民激烈的反抗情绪。陆龟蒙的小品文都收在他乾符六年（879年）编的《笠泽丛书》中，其题材丰富，语言犀利，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与腐朽，抨击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其代表作《野庙碑》，无情揭露和讽刺了那些凶狠而腐朽的大小官吏，表达了人民的愤怒情绪。《祀灶解》、《记稻鼠》讽刺皇帝，揭示官逼民反的道理。《冶家子言》讽刺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罗隐的小品文全收在咸通八年（867年）自编的《谗书》之中。该书深为统治者所憎恶，故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他以愤激的心情，锐利的笔锋，揭露和讽刺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以警当世而戒将来”。《英雄之言》通过刘邦、项羽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于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并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其给予了精当的评价，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箴文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箴文，是载于《左传·襄公四年》的《虞人之箴》。据说该箴是周武王时主管田猎的官“虞人”所撰。文中用夏朝后羿沉迷于田猎、贻误国事的典故，来劝谏周武王。它是一篇以四言为主的押韵短文，被后世称之为“虞箴”，被当作“官箴”的典范。汉代扬雄仿此作了《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共37篇。
最著名的问对文
最著名的问对文，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773—819）的《天对》。作者根据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在所作《天问》中，就宇宙、自然、神话传说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所提出的100多个问题，撰成了《天对》予以全面回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反天命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宇宙最初“惟元气存”，一切现象都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在文体方面，采用一问一对的形式，基本上用四字句，写得错综变化，曲折多姿，有的雄浑壮丽，有的自然委婉。《天对》是我国哲学史、文学史和科学史上一篇别具风格的珍贵文献。
最杰出的铭文
最杰出的铭文，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772—842）的《陋室铭》。它是作者为自己的居室所作的一篇铭文。文章开篇以山水起兴作比，很好地引出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中心思想。接着写陋室的幽雅、恬淡，室中来往人物的不俗，进一步表达了中心思想。最后以诸葛庐，子云亭作比，并以孔子“何陋之有”的反问作结，照应开头，突出中心。文章通过写陋室，把作者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孤高清峻的性格情操表达得淋漓尽致，全篇层层深入，结构严谨，确是一篇短小精悍、韵味无穷的铭文佳作。
最早的书信杰作
最早的书信杰作，是西汉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任少卿即任安，是司马迁的好友。司马迁因李陵兵败降敌之事为其上言缓解，并谴责了与兵败有直接干系的皇亲李广利，故触怒了汉武帝而被下狱遭受腐刑。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任安便写信劝他利用职位之便“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即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任安已因事下狱时，司马迁给任安回了这封信。信中，作者以极为悲愤和激怒的心情申述了自己在李陵事件中的不幸遭遇，尤其是受刑后内心的极端痛苦。他在信的字里行间，大胆揭露了汉武帝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的为人。以自己未能推荐贤士而借题发挥，既述磊落之志，又抒愤懑之情。他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进步生死观，说明自己坚韧不屈、忍辱求存别无他图，只是为了继承先父未竟之业，完成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留给后世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全篇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是一篇饱含辛酸的自叙传，也是一份对抗暴君的控诉书。它标志着西汉散文的最高成就，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书信杰作。
最早的日记
最早的日记，是唐代散文家李翱（772—841）的《来南录》。全文842字，记述了作者去广州的行程与见闻。文笔简洁、古朴、自然流畅。它开中国日记之先。
最短的序文
最短的序文，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为自己的诗话集《六一诗话》写的序文。全文只有一句话，13字，即“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主要说明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写作“诗话”。当然，“闲谈”不过谦词而已，表现了作者谦虚的美德。实际“诗话”所见颇当，它为我国文坛增添了一种新的论诗形式。
最长的序文
最长的序文，是近代文学家梁启超（1873—1929）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发展史》写的序文《清代学术概论》。全文洋洋万言，字数与蒋著相当，且见解独特。鉴此，该序后来只好脱离蒋著而独立成书。在成书之时，蒋方震又反过来为梁的序文写了序言。
最著名的祭文
最著名的祭文，是唐代文学家韩愈（768—824）所作《祭十二郎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十二郎即作者的侄儿韩老成。他俩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颇深。文章采用与死者对话的形式，絮絮叨叨情真意切。先叙少年时“零丁孤苦，未尝一时相离”。再诉成年后谋生求官，颠沛迁徙，匆匆一见却又分离之苦。以原盼能长久聚首，反跌出不意竟成永诀；原以为自己年长体弱恐旦暮死去，反跌出不意少者殁而长者存。悲伤之极，意疑梦中；沉痛之深，呼天号地。最后以抚孤改葬，聊以尽后死者之责来自慰。它以“痛哭为文章，有泣，有呼，有踊，有絮语，有放声长号”，文字朴素如话，句式长短错落，言有穷而情不尽，历来被誉为“至情”之文、“祭文中的千古绝调”。
最短的杂文
最短的杂文，是现代杂文作家拾风在《南京人报》上发表的一篇杂文。全文仅6个字：“今日无话可说！”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派特务殴打上海反内战的请愿代表，造成了“下关血案”。拾风以极大的愤慨，积满腔怒火于6字之中，痛斥了国民党搞内战、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在铁证面前，国民党的真实嘴脸已暴露无遗。在人民面前，他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唯有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而反内战、要和平、要统一的广大人民，在他们这些内战狂面前，也勿需多说什么，重重的耳光已由国民党自己打在了自己的脸上，谁主张内战、谁主张和平，已一目了然、一清二楚。其文真可谓一字重千钧、“无话”胜“千言”。
最早的杂文刊物
最早的杂文刊物，是1924年语丝社所办周刊《语丝》。它设有“随感录”、“闲话”等专栏。刊登以“语丝派”主将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大量杂感。它以“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的精神，在和封建势力和买办文人的斗争中，发挥了较强的战斗作用。它针对时弊，注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提倡任意而谈，无所顾忌，重在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物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在当时影响很大，特别是它注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文体，形成了一种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为后来“左联”时期战斗性小品文的发展开了风气。
最早的报告文学集
最早的报告文学集，是瞿秋白（1899—1935）于1920年至1922年在苏联所写的《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它们也是最早反映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的散文集。作者怀着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向往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之情，第一个向中国********地报道了“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的现实以及苏联“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从而驳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对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造谣中伤；同时也记录了作者由一个向往俄国革命的进步知识青年，经过生活实践和自我批评，逐渐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思想历程。集中有通讯报告、游记、小品、杂感和散文诗。作者将严肃的思索和热情的记叙相结合，使作品风格凝重而清新。
最早的报告文学奖
最早的报告文学奖，是在1981年5月25日颁发的优秀报告文学奖。这次获奖的对象主要是全国在1977年至1980年期间所创作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多位作家的30部作品获得了一等奖。
最早的历史文献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