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活动，是对文化对象的认识和评价。文化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和文化理论，对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等问题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每一种文化类别，都会有它那个文化类别的文化批评，如电影有电影批评，文学有文学批评，网络有网络批评，等等。而每个具体的文化门类，也会有适合自身的批评对象、范围和标准。如著名学者王岳川对开播了两年多的央视网站的“电视批判”分成四类：（1）电视新闻批判，对新闻中的主持人的风度、新闻的基本态势、中西对话当中的中国形象提出尖锐的批评；（2）电视文化批判，对跨国的重大问题和争端提出批评、对当下的文化现象症候提出批评；（3）电视文学批判，对当前的各种电视剧中的平面化现象、调侃性现象、虚无化现象和国骂化现象加以批判；（4）电视艺术批判，对中国电视平台上张扬的音乐艺术、先锋艺术、流行艺术、时装艺术、大地艺术、生态艺术加以分析和专业的批判。
文化批评的生态净化作用，指的是在整个文化生态中，必定会出现自身的和来自外部的种种干扰因素，文化要保持机体的健康和顺利地发展，需要文化批评帮助咀嚼消化、扶正祛邪和杀灭病菌。具体地来说，文化批评的生态净化作用主要表现在：（1）它有助于批评错误的文化观，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揭示过这种功能，他说：“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式之一，是文艺批评。”（2）它有助于不同观点的争鸣，促使形成不同的文化流派，保持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使文化在竞争中求发展。（3）它有助于按照文化规律和各个文化对象的不同特点，特别是按照社会、人类文明的需要，规范文化的创造、生产、传播和消费。总的来看，文化批评的价值定位于不可或缺、功能独特的文化生态净化剂。
文化批评虽然只是净化剂，它并不能代替文化的创造、生产、传播和消费，可是，批评的介入，可以使文化的各种要素构成相互制约、相互发展、相对平衡的精神生态，可以更好地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要“放”，要“争”。一旦缺少文化批评的净化作用，文化生态的健康就得不到保证。因此，文化人大都重视文化批评，参与文化批评。在东西方文明发展史上，创作和批评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例如，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潮的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既是作家，又是文学评论家。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拿起创作和批评的双重武器，积极倡导“民主”和“科学”，“五四’’的文化批判作用划分出文化的新时代。但是，在今天，文化的批评相对于庞大的文化事业，似乎不成比例。由于批评维度的缺失，一切交给市场，一切听命权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某些优秀的文化作品由于缺乏正确引导而被冷落，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得不到有效的批评，文化市场泥沙俱下，甚至出现文化垃圾和文化泡沫的价值错位及污染的现象。这些都与文化批评的薄弱密切相关。文化状态的严峻形势，更加突显了文化批评的重要地位。
文化批评应当把“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文化批评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为指导，按照文化规律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式的批评。批评要有锐意、有个性，同时也要遵守学术规范，要有对话的空间。批评的目的并不是要搞文化垄断和霸权，损害文化自由。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允许申辩，因为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其中学术的问题往往需要长时期的实践检验才能证明或证伪，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包括权威的结论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应当提倡善意的批评，而不是相互攻击，一棍子打倒。我们还应当注重吸取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中的有益的成分。20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期，各种文化批评流派和理论纷至沓来，什么接受美学、文化诗学、新批评、原型批评、理性批评、伦理批评、修辞批评、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等等。我们身处一个价值多元的开放的时代，批评主体各持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批评必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我们不能拾西方人的牙慧，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话语唯马首是瞻，但可以学习西方文化批评的某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使文化批评的武器更加犀利，促使文化与时俱进，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要说珠江三角洲文化生态的态势存在什么问题的话，文化批评的气氛不浓，是一个严重的不足。对这一点，许多学者有过评论。啸父先生指出，广东人“他们一般不好争论，报纸杂志少见长篇累牍、旷日持久的争鸣文章。不是没有自己的见解，广东文人多采用‘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的途径。所以北方文人到广东常‘荷戟彷徨’，大觉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不争论’也使广东的文化批评表现为‘甜蜜的批评’，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然而，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珠三角的文人还是勇于批评，大有撰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吴趼人和维新变法的康梁遗风。钟南山院士批评广东饮食文化嗜吃野生动物的陋习，把“非典”的病源直指果子狸，这种批评对于纠正错误的饮食文化，建设绿色的生态文化，起到了振聋发聩、摧枯拉朽的作用。我的同事安文江先生，以其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深刻的思想、超人的勇气和泼辣老练的笔锋，鞭笞社会丑恶现象。近十几年来，他几乎每星期都有批评文章在全国的报刊发表，成为著名的杂文批评家。记得他有一次因文化批评而差点惹官司，那是佛山的一个宾馆，本来生意兴隆，但由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对面建起了纪念陈铁军烈士的“铁军公园”，陈铁军的塑像直对宾馆的大门。尔后，宾馆的生意黯淡了，因为珠三角人信迷信，他们以“刑场上的婚礼”不吉利，便不到这个宾馆来请结婚、生日的酒席。老板请教“高人”，经指点，便在宾馆的门口矗立了一个毛泽东像，姿势作推手状，意为烈士归领袖指挥，塑像有避邪之用。安先生在报纸上公开对之进行批评，宾馆以侵犯名誉准备提起诉讼，后因有关部门以宾馆违犯领袖塑像摆放规定，对宾馆实行劝改，才使诉讼作罢。宾馆门前的领袖塑像拆除了，安先生对之批评的行为，教育了众多的民众。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文化批评的重要性，它对于文化生态的净化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5.文化管理的生态杠杆
如果说文化批评是文化生态净化剂，那么，文化政策则是调节文化生态的杠杆。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在以其无形的支配力，成为调节文化生态的杠杆，这在前面“文化产业”的作用中已经阐明了。这里要探讨的是，政府对文化的管理作为一只“有形的手”，是调节文化生态的有利杠杆，也是决定文化生态态势的重要元素。
文化管理成为文化生态的调节杠杆，是由文化的主体性特别是社会性的本质所决定的。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是多因素协同发展的结果，文化渗透和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建设具有综合的特征，需要有职能权威、协调能力、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的领导组织体系代表社会利益、国家意志来实施有效的管理。政府实施对社会的宏观管理，理应担负起文化管理的职责。特别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过去几乎完全由政府管理的事业型的文化转轨到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并重，还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期。基层文化单位真正实行自主经营、独立发展还要经过一个过程。在过渡阶段，政府完全放弃指令性管理是不现实的，特别是指导性管理、服务性管理更是不能放松。对于与市场调节紧密结合的文化产业，政府也不能对其放任不管。因为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尽可能地获得文化产业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对文化产业适当地给予干预，可以规范其经营，促进其发展。即便是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虽然美国政府至今未设文化部，国家也没有总的文化政策，但1965年，国会就通过了《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保证了政府每年要有相应比例的资金投入文化艺术。由于国家对文化艺术的整体发展缺乏领导，缺乏规划，更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在这种分散的管理体制下，文化的发展被过多地抛给了市场，形成了文化艺术过度市场化、商业化，诱发了文化生产的庸俗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道德沦丧等很多社会问题，直接影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反之，有不少艺术团体或个人因经费短缺而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美国艺术界的失业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改变这种被动状况，最近，美国“思想库”专家建议强化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美国政府各有关部门也在加紧研讨，加强对文化的管理。我国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管理的经验与教训，构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型的文化行政管理模式，履行政府对文化的规划、组织、调控等宏观管理职能，形成强有力的文化生态态势，促进文化的发展。
具体地来说，文化管理的生态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导向作用。一方面，国家要对文化的发展进行政治导向。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文化形态的新质态的文化，其核心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科学思想体系。政府作为执行国家意志的载体，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在政府行为的导向下沿着正确的轨道有序地发展。另一方面，国家也要对文化的发展进行宏观规划。政府从把握全局的高度，从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对文化建设进行引导，使文化建设与整个社会协调发展。
（2）保障作用。首先，提供经济的保障。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的具体活动需要大量的物质代偿与投入，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其次，提供政治的保障。政府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权力和管理使命的承担者，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保障责无旁贷。政府以文化政策提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抵制境外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涌入和我国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一些精神文化沉渣的泛起，保障文化建设健康发展。再次，提供法律的保障。一些文化方面的违法行为，如宣传色情、违反知识产权、违规经营等等，国家都需要通过法律对此进行惩戒。文化安全是文化强势的重要体现，而保护文化安全，是文化管理的重要功能。
（3）扶持作用。政府掌管着社会资源，可以通过行政权力对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行政保护和扶植。国家除在财政支出中直接对文化事业进行投入外，还可以制定扶持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文化经济政策，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机构在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等多方面给予优惠或调节。例如，许多省市在实行新税制后，继续对宣传文化单位实行了财税优惠政策，有的还建立了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国家还可以对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区，对实力薄弱的文化行业、类别甚至项目，进行特别扶助，政策上予以必要倾斜，组织上予以充分保证，经费上予以重点支持。例如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文化扶贫，对濒危传统文化的抢救，对需要重点发展的项目进行倾斜性扶持，等等。
（4）整合作用·由于文化建设涉及面广，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向、多内容的众多要素密切联系的系统工程。在一般情况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通过统筹、沟通、调节和疏导，进行各种社会利益的整合和文化资源的耦合，避免不协调、不同步、不配合的现象，使文化生态的各要素、各环节能在分工合作，有机配合的基础上合理布局，形成一个和谐发展的整体，并与社会系统平衡和有效的整合协调。例如，许多媒体都依赖广告生存，如果布局不合理，媒体不协调，行为不规范，就会出现为争夺广告而造成恶性循环的恶果。再如，在一个区域，报刊的数量总会有一个相对的饱和度，如果滥办报刊，特别是再渗入行政权力，摊派就不可避免，这正是报刊整顿、压缩报刊数量过度膨胀的文化生态的道理。文化管理的这种整合作用发挥得到位，文化建设在内容与形式、要素与要素、内部与外部诸方面的关系问题上都能保持一种相对优化和谐的发展状态，也就是保证了文化生态的强势。
测度文化态势，无疑需要以三百六十度环视的眼光，把视角放到文化生态的整个全局，但上述的几个元素，往往是影响到文化态势的主要因素。然而，他们各自应当确定什么指标，才能表明态势的强弱，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怎样分别赋值，抑或是能否建立一个数学模型，这些都是值得今后深入探讨的。目前我们只能从文化生态的各种影响因子中选取一些主要的元素，进行定性的、综合的分析和评估，得出文化生态态势的评价性认识。
（三）文化生态的运行及其机制
文化生态的态势如何判断，不能不从它的运行及其运行机制来分析。运行的情况不佳，机制不健全，都会影响文化生态的状况。文化势态的优劣，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生态的运行及其机制的功能态的优劣来决定的。
1.文化生态的运行
美国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传播者）一说了什么（信息）一通过什么渠道（媒介）一对谁（接受者）一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这便是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文化生态的运行当然有它的特殊性，而且不同的文化类型和项目，运行方式也不会完全相同，但从文化生态的一般性来研究，大体上也遵循着这一公式。我们可以将这一公式进行些许改造，形成文化生态运行的一般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