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重视节约利用自然物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产品的生产离不开载体，而自然物就是重要的载体。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文化产品越来越少地以自然物作原料，但由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文化生产时，必须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使自然原料物尽其用，更多地使用可再生物质为原材料，保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一些出版社热衷于出版天价“金书”，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批评，认为金书丧失阅读功能，其功能主要是高档礼品，造成资源浪费，黄金不应当成为书的文化载体。再如，石湾是陶瓷重镇，自古以来就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石湾公仔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享誉世界。石湾艺术陶瓷得益于石湾陶泥。石湾陶泥的可塑性强，烧成后色泽熏褐，适宜塑造健实强壮的筋肉骨骼的人物和老人粗糙深重的肌肤。因此，在石湾的人物陶塑中，男性和老人的形象多于女性和小孩的形象，如刘泽棉的《大喜悦》、刘传的《托钵僧》、庄稼的《钟馗》等作品中表现的各种人物形象。古时候，石湾有陶泥岗沙，取材方便，造就了石湾的制陶业。据研究，石湾陶土含铁量高于宜兴陶土，但受火度不及瓷土，在1000℃～1050℃左右烧成，火候过高陶器则会烧歪变形。石湾陶业所用的陶泥，分土泥和瓷泥两种，各别高下。陶泥为本地所产，位于石湾镇东南北三方面的40多个高低山冈，这些山冈埋藏着大量陶泥，但千余年来取土于斯，绵历数代，用泥不足，早已挖取于外地。陶土从东莞、肇庆、常平、横沥一带，以及番禺、清远、从化、增城等地购入；瓷泥则购于清远、香山、宝安以及香港花果岭、龙虎滩等地。各作坊若要购买外地陶土瓷泥，先向各地定购，售者用船运至石湾，再分到各寮场作坊。因此，石湾陶土看上去只是不值钱的泥土，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实质却是有限资源。另外，石湾公仔要用柴烧，而木柴也是有限资源。石湾艺术陶瓷要尽可能地节约陶土、木柴资源，才能可持续发展。
（3）重视工具设备的创新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正如画家要笔，雕刻家要刀，文化生产需要物质工具。而文化产业则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无论是工具、设备还是技术，都有如何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在不断地发展，文化产业在不断地壮大，文化生态的环境协调律要求文化生产、文化产业必须与生产文化产品的工具、设备等条件同步发展。要拍摄高质量的电影、电视，就必须有高档的拍摄、制作设备；要制作清晰的光碟，就必须有先进的光盘生产线。在珠江三角洲，工具、设备的创新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强大推动力，成为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2.文化与经济环境的协调
从文化生态的存在决定律，具体分析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又有能动的反作用。经济发展了，文化也应当相应地与经济协调发展，而不能落在经济后面，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或限制。反过来，文化的发展也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文化与经济在矛盾运动中由不适应到适应，又由适应到新的不适应，通过交错式地互动互促不断地向前发展。
环境协调的核心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作为文化生态的外环境，如果过快的经济发展，致使投入到经济建设的资源过多，而投入到文化建设中的资源相对减少，必然影响文化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由于经济是文化生态的重要影响因子，因而在文化生态的外环境协调中，应当找出其中的制约规律，使文化与经济相协调。在2005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当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历史文化遗产最容易遭受到破坏。这一阶段的城市开发之中的矛盾较为尖锐，通常出现建筑扩张用地与文化遗产占用大面积地块之间的矛盾，同时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等行为也容易使一些历史文化古迹遭到破坏。这就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告诫我们在这一时期，特别要重视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文化保护的协调，使之相互促进。
由于改革开放前的广东经济在全国并不突出，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只处全国的中游，珠三角的文化并没有引起全国的重视。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珠三角特别是深圳，被人们评价为“经济的热土，文化的沙漠”。经过20多年的建设，珠三角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基本上达到了同步协调发展，无论在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文化的各个领域、行业，都取得全国领先的水平，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2005年珠三角的文艺活动为例，做到了好戏连台，形势喜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永恒的旋律名家名歌广东演唱会”、“中华之声名家名曲广东演唱会”、“金钟奖”、“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中国音像博览会”等国家最高水准的文化“名片”相继在广东诞生或落户，成为代言广东文化新形象的品牌。加上广州举办的南国书香节和“星海之声”万众歌会、佛山举办的第七届亚洲艺术节、肇庆举办的金秋端砚文化节、中山举办的广场千人舞会、深圳举办的200台钢琴音乐会等，标志着广东在建设文化大省方面成效显著，珠三角不仅是经济的热土，也是文化的乐园，这充分说明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规律的客观性。正因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许多以往只能在北京或省会城市举办的文化活动，落户在珠三角中小城市已经是屡见不鲜。如佛山举办的第七届亚洲艺术节和亚洲文化部长论坛，就是这项活动首次在地级市举办。中国美术家协会在顺德设立“中国美术家协会（顺德）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这项美术盛典的规格高、场面宏大、媒体云集，备受世人瞩目。2005年底在佛山召开的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200多位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部门的主管领导参观了佛山基层文化的设施以及举办的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无不赞赏经济发达带给市民丰富的精神食粮，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开放的文明成果。但是，珠三角有些文化团体或项目，也存在经济资助不足的问题。广州芭蕾舞团具有国家级水平，但经济拮据，虽然政府财政补贴较大，百来号人的剧团2005年的拨款就有900万，是拨款比例和额度最高的剧团，加上自己创收140万，共有1000多万元，但对一个国家级的芭蕾舞团来说，并不宽裕。剧团一年剧目创作花160万，国际比赛演出费60万，人才培训费60多万，各类项目支出800多万。群舞演员一个月的收入仅2000元，独舞演员一般3000～5000元，一些演员为了过好一点的生活，只能流落到社会上去教人跳舞来增加收入。这说明，珠三角在按照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办事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经济对文化的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
在文化与经济环境的协调中，文化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由于文化产业的问题在本书多处都有研究，在此不详赘述。
3.文化与政治环境的协调
政治与文化本来就难以决然分开，特别是意识形态、思想道德，既是文化，又是政治。政治作为文化生态的环境，是举足轻重的。政治的清明是文化发展重要的社会环境，因而人们常说“盛世修史”，歌舞升平。由广州市宣传文化基金出资2000万元进行广州地方历史文献抢救整理出版的《广州大典》，就被誉为珠三角盛世修史的重要工程。《广州大典》将从广州史料、穗人著述、广版丛书中选辑、整理包含经、史、子、集和丛书等类别书籍共约3000种文献，时间范围上溯汉代，下至1911年；地域范围为1911年以前的广州行政区划。初拟分10辑，每辑约100册，共1000册。计划3年～5年完成。《广州大典》与1992年至今已出版70余种著作的《岭南文库》，成为珠三角文化乃至广东文化最为系统的盘点。政治与媒体的关系明显地反映了文化与政治的紧密关联。每当政治昌明，媒体工作者就心情舒畅，媒体运作就显得轻松自如；一旦政治压力大、社会动荡，媒体立即就会躁动不安。人们常说，“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当心犯错误”，实际上就是对政治动荡时期宣传舆论环境恶劣状况的口头总结。媒体的经济效益也与外环境直接相关，每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广告经营就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气象，像中央台黄金时间广告竞标，每年都是火暴的场面。如果社会状况不佳，立即可以直接从广告的数量质量上反映出来。因此，我们不能撇开传媒的外部环境因素，单纯地孤立地观察各个具体媒介，这种孤立的考察再细致，也无法理解当今社会大众传播系统的整体及其运作规律。把大众媒体放到社会系统的整个环境中去考察，这是按照文化生态规律运作媒体的基本观点。
然而，政治对文化的影响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因子要数文化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文艺的方针，虽然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差距，但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政治环境是最为宽松的。根据张书琛先生的调查，珠三角人“担心。祸从口出’的人仅占6.2％”。科技政策对科技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造假，成为2005年最大的科学丑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科学政策方面的急功近利，甚至为争取科研经费、荣誉而浮夸冒领。文化管理政策也决定着文化团体、项目的命运，以广州芭蕾舞团为例，广州芭蕾舞团团长、著名舞蹈家张丹丹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团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自己的剧场，以致无法安排日常的演出，即便有演出，也要租用高昂费用的剧场。其中是不是有拨款政策的问题？为什么政府不投资建一个芭蕾舞剧场，让他们有经营演出的舞台，而相应地逐年减少剧团的年度拨款？或者进行剧场的资源重组，让剧场发挥更大的效益？再者，张丹丹指出，社会资本进入芭蕾舞团太少、太缓慢，公益事业的捐赠体系极不完善，“十年前，国务院下文说给像广芭这样的国家重点艺术表演团体捐赠能够享受一点免税待遇，当时此文一下，我们艺术界的人谁不欢天喜地，以为拿到了尚方宝剑？可是十年过去，我们一群人一聚，发现几乎没有谁按照这个文拿到过社会资本的援助，因为税务部门最终一核算——根本不能帮人家免什么税，这是一把生锈的尚方宝剑”。这些都与文化政策有关，说明文化政策是文化生态最大的外部制约因素。按照文化生态学的环境协调律办事，就是要创造文化生态良好的政治环境，使政治和政策与文化的发展协调起来，并成为巨大的推动力量。
4.文化与内部环境的协调
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包括文化内部自身的环境，本书将此称为文化的内环境。文化领域内部各种不同文化形态、模式、类型、形式、项目之间的关系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矛盾运动之中。协调共赢，形成文化合力，是其良性状态；而相互脱节甚至恶性竞争，则不仅会影响文化系统的效益，还有可能导致文化系统的崩溃。人们调适自己以适应环境，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文化，协调发展是文化的应有之义。因此，文化与内部环境的协调，是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律的重要内容。
（1）从宏观上，三大文化应当协调发展。人们一般把文化分为器物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或三种文化形态，社会宏观的文化协调首要地在于三大文化的协调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在珠三角还是在其他地区，这三种文化形态发展是不够和谐的。总的表现为器物文化发展迅速，其他文化形态发展相对滞后。如观念文化中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缺乏足够和有效的沟通，以及黄色文化、毒品文化、邪教文化不断泛起，无孔不入，对文化、社会造成极大污染。制度文化存在激烈的贫富对立、民族矛盾、种族歧视、恐怖暴力、国家侵略等。即便在器物文化形态内部也存在大量非和谐因素，如只注重从自然中索取物质，不注重养护自然，生态物质发展不足，资源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按照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律，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都要相互协调。首先，器物文化要与制度文化相协调。一方面，器物文化是制度文化的现实基础，决定着制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器物文化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制度文化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另一方面，制度文化又是器物文化的实现形式，对器物文化起着反作用。器物文化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制度文化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里进行的，因此，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必须协调，社会文化才是健康的、合理的。无论是器物文化还是制度文化的落后，都会导致社会的革命、改革。其次，器物文化与观念文化要协调。一方面，器物文化决定观念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因为生产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是观念文化产生的源泉和前提，它决定着思想观念的内容和面貌，包括思想观念的外壳语言符号，也是在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器物文化还为观念文化提供了载体和手段。另一方面，观念文化是器物文化的灵魂，它渗透于一切器物文化之中，成为器物文化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并引导着器物文化发展的方向。这就是说，器物文化决定观念文化，而观念文化又反作用于器物文化。正由于他们处于对立统一的有机联系之中，二者就应当是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再次，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之间要协调。一方面，观念文化是制度文化建立的目标理念，因而成为制度文化形成的条件。另一方面，制度文化是观念文化的客体化，从而对观念文化产生重要的制约和影响。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之间也需要协调发展。观念上不改革，制度的改革无从谈起；制度不改革，观念的改革也会落空。三大文化协调发展，是文化生态环境协调规律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于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就是观念的更新、制度的改革和物质财富的增长等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飞跃，三大文化系统缺一不可，是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珠江三角洲的实践对探索和应用文化生态环境协调规律，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