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
文物、收藏界的许多人都知道，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老先生有个雅号，叫“徐半尺”。意思是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一幅书画只需将卷轴展开半尺便能辨其真伪。话虽有点夸张，但从中亦不难看出人们对他的折服程度之深。“圈内”资深人士认为，自打上海谢稚柳先生遽归道山后，我国鉴定古书画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大概只有他和启功先生了。富有喜剧意味的是，近年来，当这位堪称“国宝护神”的专家在国际拍卖会上鉴定字画一言九鼎、时不时成为新闻“热点”时，有谁知道，“文革”期间，他曾下放咸宁，备尝过“斯文扫地”的酸楚。
未见其人，早知其名。采访徐先生之前，我已从其他故宫人口里听说了不少徐先生的“干校轶事”。比如，文博专家们在向阳湖劳动，经常早晨四五点钟得起床，徐先生不适应这种生活节奏，往往等大家到了工地吃过饭，动作迟缓的他才到，难免受人奚落。一次上工途中，为了备解渴之需，他顺便找老乡买了两只梨，事后在全连会上挨批，罪名不仅包括“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有“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甚至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真叫人啼笑皆非。又如，他年纪大（时已近六旬），体质差，双腿显得特别细，像麻秆似的，有时似乎站都站不稳，风一吹就会倒，可照样得参加下水田插秧，几乎把身体拖垮。当地有群众编顺口溜云：“身穿大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可以说是对以徐邦达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学究窘态的真实写照。
一个暮春的下午，带着对荒唐岁月的叹息和对徐先生的敬意，我径直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北里故宫宿舍区，敲开了徐家的门。老先生刚刚放下手头工作，在宽大的书桌前正襟危坐，但见他脸庞消瘦，天庭微宽，额角分明，加之身着黑色对襟长衫，显得神情清朗，好似旧时执教学堂的老夫子。由于事先在电话中预约，徐先生有所准备，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开口便道：“我提起咸宁干校就头疼，讨厌透了！因为在那里简直不把人当人！”
老先生的直率使我一时竟无言以对，好在他对向阳湖受过的种种屈辱并没有耿耿于怀，而以旷达的心胸一言以蔽之：“不过话说回来，办干校不是咸宁的过错，怨不得你们。”
我不再沉默，立即接上说：“对，是干校选择了咸宁，但咸宁不仅是无辜的，而且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我以为，您老这句朴素的话，也是在为向阳湖的功和过，‘流放地’的是与非作‘鉴定’，对咸宁开发干校文化亦有‘正名’的意义。”
听了这番“快速抢答”，老先生又笑问：“你们是怎么想起开发向阳湖的？”我简要介绍说，众多的文化人集中下放于一地，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历史文化现象。他们在鄂南吃了苦，受了累，应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我们挖掘这段历史，目的是警醒悲剧不再重演。
“依我之见，‘文革’是没有一点好处的，连半点也没有。”老先生提高嗓门，十分肯定地说。交谈中，我又了解到，当年他是和夫人陈斐云女士（已故）一道到向阳湖的，种过水稻，也放过牛。一年后，他随一批老弱病残转到文化部干校丹江口分校，在那里，劳动轻松一点，种菜之余还有时间看书，他便着手整理有关古书画鉴定资料，以免完全中断自己钟情的专业。在干校期间，他还做过几十首格律诗，可惜后来都遗失了。1971年底，根据周总理指示，故宫专业人员陆续调回北京，徐邦达才仿佛从一场恶梦中醒过来。
从干校重返紫禁城后，徐先生深感有生之年时不我待，于是拼命撰写专业著作，“老树开花”，成果迭出。20年前，他带领杨新（现故宫副院长、研究员）等一批中青年助手对全国各地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所藏古书画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鉴定书画作品约4万件左右，并及时出版《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论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等皇皇巨著，为后人留下一生经验的总结。八十年代以来，他还多次出访国外及台湾、香港，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和增进大陆与港台文博界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被海峡两岸誉为“华夏辨画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