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
林辰先生原名王诗农，26岁开始发表作品，解放前出版有鲁迅史料研究的开山之作《鲁迅事迹考》；建国后历任四川教育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师院教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他参加过《鲁迅全集》10卷和16卷两种版本的注释、编辑工作，且有《鲁迅述林》问世。对这位几十年如一日不改初衷的老学者，我是从内心感到钦佩的。不料，林老首先谦虚地对我说：“我搞鲁迅研究，谈不上什么成就，不过早一点罢了。过去研究的人少，而现在已经有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我从事这项事业，既不是趋时，也不是追求名利，纯粹是出于对鲁迅先生文品和人格的敬仰。”
我曾读过林老所写《鲁迅与韩愈》一文，知道青年时期的他便勇于和郭沫若先生商榷，指出古今两位文豪不可相提并论，很快收到了回信：“余之比拟仅侧重其文体千锤百炼之一点，非有意对鲁迅贬价。”可见林文之锐气何其难得！而时光毕竟不饶人，今日“廉颇老矣”，坐在我面前的林辰先生病后初愈，显得十分消瘦，说起话来已嫌中气不足。见我问起了“五七”干校的事，他便喃喃自语道：“咸宁，咸宁……”
林老身着灰色旧中山装，衣襟的头粒扣子脱落尚未补上，衣领磨损的痕迹较为“打眼”。然而，“反衬”他的是一排书柜，里面堆满各种“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和有关鲁迅研究的书刊，还有部分林老故乡贵州一带的乡邦文献，尤其是一些珍贵图书令人羡慕。我扫描一阵，不觉目酣神醉。随即打开笔记本，但听他缓缓地追忆道：“那是1969年阴历8月中旬，我和社里的同事在火车上过的中秋节，第二天到达向阳湖。初期白手起家，生活上得到地方上不少照顾。劳动自然也非常艰苦，印象最深的是春天插秧。我们一大早四五点钟起床，手忙脚乱地洗漱完毕，马上步行赶到田头，不多时便脱鞋赤脚下水，开始紧张的一天。大家在水田中站起、弯腰十分累人，但收工时往远处一望，咸宁城外有座宝塔，在夕阳的照射下，壮观极了！”
我对这种“诗情画意”亦有体会。因为近年来我几次到那一带实地考察过。于是向林老介绍说，此塔又名笔峰塔、向阳塔，最初叫慈恩雁塔，重修于清道光年间，砖石结构的塔身为阁楼式、八面体，共7层，约28米高，底层的拱门上方匾额题有“直达蟾宫”四个大字。令人叹息的是，历史无情，谁料想130年后，反倒有几千文化人由繁华的京城下放到鄂南穷乡僻壤，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林老听罢，笑着强调说：“这正说明你们开发干校文化的工作值得一做。”他不愧为大学问家，对咸宁地方名胜也作过考究，并告诉我，北伐战争时，著名女作家谢冰莹还是个女学生，毅然参加宣传队随军到了汀泗桥，她在《从军日记》中记载了这段经历……说着，说着，林老又问起咸宁历史上有哪些著名人物，我简要作了回答。他转而郑重其事地说：“向阳湖这段历史不可湮没。我们只是普通人，不值一提，但像冰心、张天翼、臧克家、楼适夷、冯雪峰、陈白尘等人在那里看菜地、放鸭子，却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位已故翻译家孙用是带着家眷去的咸宁，他很有才学，解放前便翻译过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勇敢的约翰》，鲁迅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校后记。”
我这才注意到，“向阳湖文化人”中和鲁迅先生有过交往的倒很有几位，因此，林老的讲述虽然断断续续，我听起来却津津有味。他稍事休息，接着补充说：“我们在向阳湖，开始都不让进城。过了将近半年，我才第一次进咸宁县城发信。那天在邮电局报栏里看新闻，得知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叛国集团发动政变，推翻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是周恩来总理邀请流亡的柬亲王访华，并亲自到机场迎接的。”
1970年3月份报纸的一则消息竟能脱口道出，老人的记忆力真是惊人！最后，他又谈到由于自己年老体弱，仅过了一年就从咸宁转到均县，不久又回京重返工作岗位。为了报答组织上的关爱，林老主动请缨研究无人问津的“鲁迅与古籍”的课题。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熬过了许多时日，他终于欣喜地发现不少被湮没的鲁迅手稿和题跋之类的佚文，使鲁迅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但埋头治学之余，林老忘不了的是向阳湖的人和事。我们分手时，林老还深情地道上一句：“现在我的身体状况差，可惜再没机会到咸宁看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