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荒唐的观念不知是如何形成的，我颇怀疑它是那些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人的托词，是一种狡猾而又拙劣的辩解。其实，古往今来，劝导人们注重细节、注重小事的格言不知有多少，有些人就是记不住、听不进。“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细节决定成败”，这些闪烁着实践智慧和真理光辉的朴素话语，无不昭示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脚踏实地，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些以为做小事会妨碍宏大志向的朋友，其实都自觉不自觉地犯了好高鹜远、舍近求远、舍本逐末的错误。真正聪明的人总是从自我做起，从眼前的小事做起，从一切可以把握的具体机会做起。他们内心同样胸怀伟大理想、高远志向，但他们不急于马上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他们懂得罗马不是一个早上建成的道理。他们善于在做好小事、完善细节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才华，显露自己的能力。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去丈量自己和理想的距离，从不把理想写在脸上、挂在嘴上。因为有了这份踏实和执着，正派的领导不会看不到他，公正的同事不会埋没他，在人生奋斗的旅途中，他注定会闪现出金子般的光辉。
原载《文汇报》2008年2月25日）
一阔脸就变
这是早已为鲁迅先生所痛斥的陋习，然而这种千百年来存在于阿Q及其后人血液中的劣根性，并未随着鲁迅先生的深刻批判而绝迹，有时还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形式继续泛滥于朝、热闹于市，显得颇有市场呢。
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曲唱道：“不论你走多远，不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咱的妈！”男高音歌唱家演唱得声情并茂、非常投入；听众听得如痴如醉、非常感动。显然，这是被当成一种美好的感情大肆宣扬的。其实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子理应不忘慈母恩情；官当多大还是妈妈的儿子，天下哪有当官就忘娘的道理。这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情感而已，值得如此张扬、如此赞美、如此歌而唱之吗？好像我们中国人不忘爹娘是多大美德似的。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无论走到哪里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这倒是实话，想改也改不了；你自认改了，人家也不认可。这样的歌词之所以能够反复被认同，被歌唱，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中的某些人的确存在一种危险，即远走高飞会忘了娘、当上大官会忘了娘，甚至出国几年穿上洋装也会忘了娘？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母亲的感情原来是如此脆弱的吗？
有一天在电视上看访谈节目，一位年轻的东北女演员自称来北京闯荡早，现在只会说北京话，不会说家乡话了。实际上我一听她的普通话就透着地道的东北家乡味儿，任谁也不会怀疑她是一位东北姑娘。可是干吗非要那样说呢？觉得自己作为准北京人高于家乡人？还是觉得说家乡话低人一等？她怎么就不明白，数典忘祖的人到哪儿都让人瞧不起。离开家乡早、说不准家乡话情有可原，但要刻意表白自己不会说家乡话，似乎要坚决割断与家乡的血脉联系，那就叫人不齿了。难怪人情练达的赵本山玩笑似地对她说：孩子，有空多练练家乡话，可别把乡音给忘了！
原载《解放日报》2008年2月25日
伟人也是凡人
秦海
一本由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撰写的《马克思传（插图本）》前不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国读者来说最新鲜、最有启迪的是作者既把马克思作为伟人，又作为凡人来写。因而读者从中既可看到作为伟人的马克思，又可看到作为凡人的马克思的弱点。马克思作为凡人的弱点之一，就是他32岁的时候，曾经瞒着夫人燕妮与保姆私通，而且使保姆怀孕并于1851年6月生下一个男孩。为了不使马克思的后院起火，他最真诚的、终身不曾正式结婚而拥有情妇的朋友恩格斯假称这是自己的私生子，并且长期出资抚养这个小孩。这才保住了马克思的面子。直到恩格斯临终时才把这个秘密告知了马克思的幼女。（见2008年2月20日《报刊文摘》）这个秘密在外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但在过去把马克思当“神”的苏联和我国，出于维护这“神”的光辉形象，出于为尊者讳，为圣者讳，翻译出版《马克思传》时，都把这个秘密从书中删去了。所以那时的中国人都以为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纯真无瑕，是世界上圣洁婚姻的典范。这次出版的《马克思传（插图本）》把这个秘密如实保留了下来，而且是中译本第一次保留了这个内容。这就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既是伟人又是凡人的真实的马克思——当然他的凡人一面不只是表现在这一件事情上。
看到一篇评介新译本《马克思传（插图本）》的文章，文章提到这样一件事：译者中一位身为某大学副教授的女士对该文作者说，她在翻译有关马克思与保姆私通的事情时，曾“有三天三夜想不通”。后来读了弗洛伊德有关性心理学的书，认清了凡人的弱点才想通了。
看到这个情节时，我真为这名纯真的副教授女士庆幸，多亏有弗洛伊德，有弗洛伊德那本性心理学，才使这位副教授想通了。不然，她至今恐怕还在想不通中受熬煎吧。而一个已经熬到副教授头衔的大学教师，年纪恐怕也有三十以上了吧，对社会的众生相也多少见过一些吧，其历史的、现实的、书本的、阅历的学识也不会很少吧，可对于马克思瞒着妻子与保姆私通的事情竟如此“想不通”，不能不叫人叹息。
我不相信这位副教授女士会天真浪漫得像个婴儿，竟不知道世界上有私通的事。古今中外，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事简直车拉斗量。就说倒台的那些贪官，有几个不是情妇一大堆的？并非倒台的才有情妇，而是倒台了才“拔出萝卜带出泥”，把情妇带出来了。那位副教授，只要不闭目塞听，肯定也耳闻目睹到不少。那怎么还“三天三夜想不通”呢？恐怕，这并非她死心眼，不开窍，而是把人造成“神”的结果。
伟人也是人。凡人有七情六欲，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凡人有什么弱点，他们也会有什么弱点。马克思与保姆私通，一点也不影响他的伟大。因为他是伟大在思想方面，并非伟大在道德方面。孙中山与原配夫人离异而同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宋庆龄结婚，能因此便认为他不是伟人吗？他的伟大在政治上，不是伟大在爱情的专一上。蒋介石也抛弃了结发妻子而娶了宋美龄，但我们唾弃他，是唾弃他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唾弃他的喜新厌旧。如果拿男女道德来要求伟人，我们现在所尊的伟人，还有几个“伟”得起来。但他们又确实是伟人，因为他们是伟大在其他方面。那个柳下惠，有坐怀不乱的高尚品德，许多人都做不到，笔者则更做不到，但有谁称过他是伟人吗？
伟人再“伟”也是人不是“神”。在他们不“伟”的方面，也拿“伟”来塑造他们，只会失去真实的他们，更会误导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上述那位副教授“三天三夜想不通”就是这么误导出来的。这好像是在维护他们，实际是在损害他们。连真实的他们都没有了，还怎么叫维护他们呢？懂得这个起码的道理，即便不读什么弗洛伊德有关性心理的书，也会觉得这丝毫影响不了、降低不了、损害不了马克思的伟大。
原载《湘声报》2008年7月18日
拒绝消费苦难
柳士同
最近，断断续续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双枪李向阳》。五十多年前就曾有过一部电影，名叫《平原游击队》，里面的主角就是李向阳。这部电视连续剧基本上是根据这一电影改编加工而成，只是看了以后感到实在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日本人所发动的这一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大的苦难，曾经亲身经历和感受过的人，目前尚还健在的恐怕是不多了。70岁以下的人，对那场残酷的战争的认知，基本上是从书本或其它渠道得知的，实在有限得很。就笔者本人来说，对那场战争不仅没有什么亲身的感受，即使从教科书和文艺作品中所得知的，大多也是这场战争我们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至于国家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了多大的灾难和痛苦，就实在是寥寥了。尽管笔者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但直到四五十岁了，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才知道日本有个专门拿中国人做活体试验的“731部队”，才知道曾经有过“慰安妇”这么个名词……就拿当年看《平原游击队》这部电影来说吧，上个世纪从五十年代看到七十年代，真是看了不知多少遍，每看一遍都觉得非常过瘾。怎么过瘾？打日本鬼子打得痛快，而且这小鬼子是那么的不经打，几个游击队员就能把他们打得个晕头转向。如今看《双枪李向阳》就更好玩了，几个武工队员（其中还包括收编的土匪和投诚过来的伪军）就把鬼子搅得个天翻地覆。这还不说，更有趣的是那些日本军官，尤其是松井大佐和渡边队长，简直就是两个白痴，动作、表情、以及说话的腔调，跟弱智的儿童没多大区别。那两位演员还把松井和渡边，扮演得那么“憨厚”“可爱”。我真不明白如此之制作，究竟是在嘲讽日本鬼子呢，还是在贬损八路军武工队？一场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和民族危亡的严峻而又残酷的战争，竟被表现得像一场游戏，一场闹剧。这样的影视即使是演给幼儿园的孩子看，逗他们乐，恐怕也会对孩子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因为等他们稍微懂事了，肯定会质问他们的父母或者老师：这日本鬼子一个个都傻不啦几的，那么不经打，我们怎么会整整打了八年，还得在盟军的帮助下，才迫使他们投降的呢？
记得前两年，曾经看过一部荣获第71届奥斯卡三项大奖的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该片描述了一个被德国纳粹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如何为了不让孩子的心灵蒙上阴影，便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感到眼下经历的一切，不过是在做一场“有奖游戏”。这部片子我看了两三遍，深深地被那个父亲的高尚行为和美丽心灵所感动，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眼泪。但就这样一部荣获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严肃影片，竟然遭到美国知识界毫不留情的质疑和批评。其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制作者不该拿人类的苦难来消费。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美国批评家对该片的指责，但却赞赏他们对苦难的态度与认知。由此可见，至少在美国的知识界，无论对于作品思想内涵的要求，还是对于人类道德底线的设置，显然都要比我们高得多。要不，为何一些模仿残疾人的表演，在我们这里能广受媒体好评，观众也看得乐不可支，而在美国却遭到观众和舆论的谴责，批评那些表演是对残疾人的嘲笑和歧视呢？在某些所谓的艺术家那里，别说苦难，凡是可以用来娱乐的，凡是可以用来赚钱的，不妨统统拿来消费！不仅仅是前面说到的《双枪李向阳》，还有好几部抗日题材的影视剧（诸如《举起手来》、《小兵张嘎》等等），也都是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当做了一场场游戏，演成了一场场闹剧。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样的影片，也分明是在拿“十年浩劫”找乐子。八年（或者说十四年）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十年“文革”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就这样在哈哈一笑之中被我们消费了，与此同时，也就被我们冷酷无情地给消解了。请问，我们还有理性，还有良知，还能具有历史的记忆，还能承担历史的责任么？莫非因为我们缺乏“受难”的宗教文化背景，于是就可以肆意地掩盖苦难、漠视苦难和调侃苦难？
阿尔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凯尔泰斯认为“奥斯维辛使文学戛然止步”，而在我们这里，战争与苦难使文艺成为一种快感消费。就看看如今充斥荧屏的古装片和“历史剧”吧，武侠片美化了“江湖”，皇帝戏粉饰了“庙堂”，借古讽今蜕变成了“借古颂今”，痛苦和灾难置换成了喧闹与嬉笑。仿佛要把我们民族充满内忧外患的苦难历史，排练成一场又一场全民失忆的盛大狂欢似的。战争与死亡都演化成了各种笑料，我们的文艺还能剩下什么？当然，如果活着就是为了消费的话，这些是足够我们消费若干年、“快感”地“喊”上若干年的了。
原载《四川文学》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