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专家是有所不知，还是故意装糊涂，他只介绍了发达国家官员整容的一些事例，却忽略了人家的整容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之上：第一，在发达国家，官员无论是官至总统首相，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官，无论是去眼袋、清除额头皱纹还是植发、染发，整容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如果哪怕只花了公家的一分钱，就极有可能被媒体揭露、被议会弹劾甚至为此丢官回家。第二，发达国家官员整容尽管是他个人的私事（因此只能花自己的钱），但按照民主国家公认的“公众人物无隐私”原则，官员的私事在相当程度上涉及公共利益，因此官员整容在全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他们身上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休想逃脱媒体的眼睛，某个官员整容之后，他头上有几根头发是真的，有几根头发是假的，老百姓和选民都一清二楚，不用担心受到“非原装官员”的忽悠或欺骗。
有了这两个前提，发达国家的官员当然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整容，老百姓自然也能够对此抱以平常心。反观中国，首先，由于对公共财政支出缺乏制度上的硬约束，上述第一个前提并不存在。当某些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动用公款大吃大喝、出国旅游、“攻读”硕士博士，可以把单位给自己配置的公务用车用来接孩子上下学，送老人去医院看病，甚至送七大姑八大姨去打麻将、送二奶情人去看电影时，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些官员如果要去整容，会一反常态舍得花自己的钱？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很不发达，上述第二个前提同样也不存在。如前所述，在发达国家，官员整容只是为了“显得”年轻、健康、帅气，公众都知道那只是“显得”的效果，而不是他的本来面目，所以对公众不具有任何欺骗性。而中国官员的整容，大多却正是为了刻意的欺骗——为了在上级领导或组织人事部门那里留下好印象，为了让后者相信他们年轻、健康、帅气，所以他们绝对不能让媒体和公众知晓自己整容“装嫩”的秘密。事实上，尽管“内地官员整容成风”，却从未见哪家报纸杂志披露过某某局长、市长去眼袋、除皱纹的新闻，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在中国国情下，老百姓其实并不是一味反对官员整容，而是担心某些官员“一不小心”又增加了一个公款高消费的项目，担心“非原装官员”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由，通过秘密整容的手段欺世盗名。在中国国情下，谁能说这样的担心没有道理的呢？
原载《今晚报》2007年12月28日
三好生评选是不尊重孩子
景凯旋
近日在一个教育学术会议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呼吁废除三好学生评选，引来各方热议。我看了一些报道，感到目前人们关注的都是集中在三好生评选与小升初、初升高挂钩方面，造成“走关系”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评选走样。但对于评选三好生本身的意义，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家长，都认为具有榜样的激励作用。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些讨论中，没有听到孩子们自己的声音。
如果只是为了树立榜样，问题倒也简单了。比如说，可以加强评选标准和程序的透明度，甚至取消三好生与升学挂钩。北京市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也说，他们也不赞成拿三好生等名目直接和升学挂钩。但这样一来，就目前社会公众的意识，评选三好生还能起到什么激励作用，它同样会流于一种形式，即人们不再重视它。反过来说，三好生评选实际上只能靠功利主义予以维持，说明这种形式本身存在着问题。
评选三好生是过去时代的遗物，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就有了。那个时代可以称作是“榜样时代”，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有人都学有目标，可以促使全社会积极向上。这种现象今天也没有多少改变，正如北京市一位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所说：“任何年代、任何群体都需要他们的榜样。”在这种情况下，三好生评选自然是不能轻言废除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榜样”上。一个社会和家庭关心孩子的成长，是因为孩子在学习阶段尚处在受教育的年龄，因此，每个国家的学校都有鼓励中小学生自我发展的措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奖励是针对个人，不是针对群体。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爱好，发展每个孩子自己的长处和兴趣，这应当成为社会和家庭对他们的期待。也就是说，奖励某个学生不是为了让别人学习他，而是让他个人增强自信，更加努力地去发展自己的长处。别的学生可以模仿他，学习他，也可以不学习他。
这种理念是建立在所有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尤其在孩子中间，更不应当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有不同能力和才性的差异。顾明远先生认为，评选三好生是“过早给孩子贴上好学生与坏学生的标签”，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无益于学生健康成长。话虽然说得有点不中听，但实际的情况正是这样。许多没有评上三好生的学生，其评选结果未必就能激励他们上进，反而可能使他们丧失自信，从小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我们的教育从来不尊重孩子，不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所谓三好，就是指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的标准正是出于要树立学习榜样的目的，而不是出于鼓励学生个人成长的目的，但这种全面发展的标准其实又太笼统，尽管在目前的应试教育下，三好生评选越来越趋向只看学生的成绩，但“榜样”的性质并没有消失。即使不与升学挂钩，它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只是更加鼓励了应试教育的做法。事实上，三好生评选也只是培养了听话的学生，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社会应当鼓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在今天的社会如果还做不到，但至少对我们的孩子可以这样。报道称，北京市一位小学校长说，在提倡全面发展的时代，小学阶段突出三好作为学生的发展标准值得商榷，取消三好生评选“利大于弊”。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若要回归素质教育的本质，可以考虑针对不同的学生，在学校里设立许多奖项，比如创造发明奖、勤奋学习奖、助人为乐奖等，这些奖项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反映了学生的某个突出特点，鼓励他从某方面发展自己的特点，并且尽可能针对每一个学生，使他们都能感受到自我的价值。
如果能做到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在学生中分出等级了，也用不着靠与升学挂钩来推动评优。这样的评优不再是社会、学校和家长的事，而是每一个学生自己的事。要做到这点其实并不难，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家长应当学会真正尊重每一个孩子，尊重他们成长的权利。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21日
没有批评就没有学术和大师
王建勋
最近，韩寒和陈丹青因在电视上说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师”的文笔不好而遭到炮轰和辱骂。有人指责韩寒和陈丹青太狂妄，对“文学大师”不尊重；也有人嘲笑他们太无知，欣赏不了“文学大师”的作品；还有人批评他们故意炒作，误导青年，亵渎“文学大师”所代表的民族文化精神。呵呵！看架势，韩寒和陈丹青似乎真的犯了苏格拉底当年遭受的“煽动青年罪”，不“认罪伏法”难以平民愤。
在这里，我不想对巴金等“文学大师”的文笔作什么评论，因为衡量一个作家文笔的好坏没有所谓客观和科学的标准，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即便是莎士比亚这样的大文豪，也会遇到不欣赏其文笔和手法的人。难道巴金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就像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没有人敢研究和评论他们的作品了吗？那他们的作品不就很快会湮没乃至被遗忘吗？如果韩寒和陈丹青对“文学大师”文笔的批评能够使大师形象受到损害，能够使“民族文化精神”受到亵渎，那我只能说，“文学大师”的形象太脆弱，“民族文化精神”的光环太神圣。说实在的，真正的大师不怕批评，真正优秀的作品经得起批评，不管这些批评在一些人看来多么不可思议。进一步说，作品就是要给人批评的，而不是供奉在神龛里，让人顶礼膜拜。没有批评，就没有作品，就没有学术和大师。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乃至整个学术领域都一直流行着赞扬和吹捧文化，缺乏批判精神，缺乏严肃而坦率的批评。这种赞扬和吹捧文化窒息了学术，使学术没有生机和活力，没有创造性，只有人云亦云和相互抄袭。赞扬和吹捧的学界文化还造就了一大堆评论潜规则，比如，对学术大师和权威不可批评，对学界前辈和长者不可批评，对学界领导和干部不可批评，对自己的老师不可批评，对主流学术观点不可批评，对体现“民族文化”的作品不可批评，等等。这么多的“框框”和“禁令”，哪还有批评的余地？哪还有促学术前进的真批评？
本来，批评是学术交流和进步的最正常渠道之一，但在我们这里为何变得稀有动物般罕见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呢？原因之一是，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学术批评就是人身攻击，就是贬低和藐视受批评者，甚至是报复和陷害。这样一来，批评就被视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非观点与观点之间的碰撞。在这种氛围中，批评自然就成了得罪人的事。记得有一次开学术会议，我对一位学界权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会后，一位参加会议的长者对我说：“不能这样直率地批评。你会得罪人的。”我说，我的批评对事不对人，怎会得罪人呢？他说：“年轻人啊，你不了解学界的文化，批评就是看不起人家呀。”我尴尬地笑笑，无言以对。
学术批评匮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生产的制度安排使得赞扬和吹捧成为学人最安全的生存之道，最便捷的升迁之理。在当前的学术生产体制下，学界没有“异端”和“另类”生存的土壤，使得顺从和赞美成了自我保全和发展的“金律”。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惩戒和诱惑格局下，学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识大体，顾大局”，听命于指挥和权力。当然，不少人会说，这是制度造成的，与个人无关。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学人都对当前的制度实施负有责任，否则它根本无法运转。看来，问题的根在我们自己身上。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23日
管控媒体违反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潘多拉
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建国日前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采访，坦言石家庄市政府对三鹿奶粉事件未能及时上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二是认识不到位，（对）后果估计不足”，“三是……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
笔者读了王建国代表石家庄市政府对“迟报责任”的总结，觉得其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遗漏，在此必须予以郑重揭示，以警示有关方面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据王建国介绍，三鹿公司8月2日向石家庄市政府领导提交《关于消费者食用三鹿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出现肾结石等病症的请示》，称“恳请市政府帮助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严查原料奶质量，对投放三聚氰胺等有害物质的犯罪分子采取法律措施；二是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接到《请示》后，石家庄市在第一个问题上采取一些处置措施，如对患者进行走访和调查、给予帮扶救治，督促三鹿公司检测设备，对奶粉采集、储运进行全程监控，等等。至于他们为第二个问题做了哪些工作，王建国没有透露有关情况，但在那段时间，石家庄市所有媒体对三鹿问题奶粉并无只言片语报道，可以想见，石家庄市政府在第二个问题——“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上的工作是做得很成功的。
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或一个企业出了问题，首先想到恳请政府或有关部门“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这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危机公关战术。在这次三鹿奶粉“迟报事件”中，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政府在“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上态度一致，都认为如果放任媒体“炒作”三鹿奶粉问题，会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当然也会使有关方面和人员的责任暴露于天下，从而影响企业负责人前途和政府部门官员的仕途。然而，三鹿奶粉事件的惨痛事实再次证明，这种对媒体报道和舆论监督的错误认识，以及基于此而采取的“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的措施，不但严重侵犯了媒体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正当权利，而且使有关方面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隐瞒事实真相，掩盖问题和责任，因此必将对妥善解决问题、减少损失造成更大的干扰，从而给社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去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已经删除了草案原稿中关于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和突发事件所在地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这意味着，一个地方出现了像三鹿问题奶粉致人伤亡那样的突发事件，地方政府如果动用行政权力“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强迫媒体放弃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权利，这样做直接违反了《突发事件应对法》，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
现在，石家庄市政府对三鹿奶粉事件的“迟报责任”进行总结，对“政治敏感性差”、“认识不到位”等问题并不讳言，却对自己在“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问题上的不当做法闭口不谈。他们有意无意遗漏了这一条同样不可推卸的责任，说明在不少地方，政府亟待端正认识，转变观念，增强约束权力、依法行政的自觉性，消除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的“傲慢与偏见”，放手让媒体行使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并自负其责，推动媒体发展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一个行为主体。
原载《珠江晚报》2008年10月3日
国家仪式的扩张
廖保平
翻看报纸，才发现冯骥才和肖复兴争起来了，为的是春晚是不是新民俗的事。
冯骥才说，不管人们怎么说怎么骂，如果“今年不搞春节晚会了”，恐怕会遭到抗议，为什么？因为春节晚会已经成了一种“新民俗”。肖复兴说，“说春节晚会是民俗，这民俗也实在太容易了点儿。它才不过20多年的历史，民俗的味儿还没闻到呢。”
两位大作家争得很激烈，在我看来却有点像盲人摸象。如果我们对一头象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只能听风是雨。要搞清楚春晚是不是民俗，前提是搞清楚民俗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民俗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标准的争论会滑向何处谁也不知道。
民俗的本质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文化习俗，是世代因袭的民族生活传统。这就决定了民俗来自民间，而不是来自官方和权力，它符合民间的生活需求，满足大众的精神诉求，是自觉自愿参与并形成的文化生活共同习性。用这个标准来看春晚，春晚实不能说是一种民俗，或者说离民俗还很有一短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