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春晚并不发源于民间，而是由国家电视台，确切地说是由官方主导的文化现象，虽然它部分地迎合了民间的需求，但它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意识推手。当我们听到主持人在期盼祖国统一，慰问边防战士，感谢坚守岗位的同志们，祝福海外华人华侨，报念各国政府来电来贺时，我们分明地感觉到这些离自己很远，分明地感觉到主持人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说话者”，它不是主持人自己，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亲友，而是国家。此时，主持人，包括祝福的话语，都成了国家的符号，占据着人们的感官和记忆。
这些来自国家的“心声”，并不能完全代表你我的心声，因为，你或许压根就不会觉得，祝福那些跟自己可能毫不相干的海外华人华侨，聆听各国政要的惦记与祝贺，会是草民过年要完成的一件重要事情。
其次，春晚是一台文艺晚会，它是在表演民俗，即将民俗拿到舞台上展览，而不是民俗本身。民俗本身即是特定生活本身，生活本身并不总会这么高潮迭起，莺歌燕舞的；生活是自己用心去过的，并不总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舞台之所以为舞台，就是因为它出于生活又抽离于生活。
再者，这样一台文艺晚会是在“寓教于乐”，而不是民众的自弹自唱，自得其乐。关爱老人，处好邻里，讲公德，正确教育孩子等等，都是这台晚会要完成的教化教导功能。不能说平素的民俗就没有这些功能，但民俗的功能首要恐怕是快乐，怎么快乐怎来玩，首要是情感的交流，怎么表达完美怎么表达，不会总是这么一板脸儿的积极健康向上。当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春晚说教味、概念化、空洞、生硬……时，其实已经说明，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民众，教育民众，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第四，春晚不像其他民俗，能够让民众广泛参与。春晚不可能像放鞭炮、吃粽子那样，人人都能参与，个个都是主角。在这场明星艺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露个小脸，渴望在一台节目中成就自己的文艺晚会中，主角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观众，他们被屏幕隔着，是远远的看客。如果说他们获得了快乐，这快乐并不是参与的快乐，而是观赏的快乐。
这样一台晚会吸引了十数亿人的目光，甚至有点离不开的味道了，甚至有20多年的历史了，但它不可能生长为民俗，就算它的节目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何况极难），也不可能成为民俗。春晚只是一场隐蔽的国家仪式而非民间仪式，春晚搞得轰轰烈烈、经久不衰，是国家仪式扩张的胜利，而非民俗的胜利。
民俗来自民间，最终要靠民间的土壤育养，才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民间是民俗的生命所在，离开了民间，民俗要么烟消云散，要么被收归庙堂。步入庙堂的民俗已不是原来的民俗，是被精英化了的艺术，一如昆曲，虽然民间也还喜欢它，但还能在民间找到它普遍存活的地方吗？
现代的民间是指国家给普通民众留下的一种空间，人们在这种空间里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当更多的人对春晚热捧之时，我们何曾冷静地想过，一场由官方组织的晚会，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大厨在弄一锅口味统一的“杂烩”，定额定量地端到人们的面前？当更多的人离不开春晚时，会否形成国家审美对民间审美、主导文化对民俗文化的挤压？对来自于权力的影响我们需要永远保持一分警惕，让国家为民间留下自由度，让民众更多地获得处置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自主性，民俗的最大意义在此，其兴盛之源也在此。
原载《《山西晚报》2008年2月16日》
口碑是个风碑
刘诚龙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树活一条筋，人活一张皮，人活着总要留个好“口风”嘛。然而，一些贪官污吏横竖不顾，台上反腐报告照念，报上反腐文章照写，而床上腐臭的事情照干，手上铜臭的东西照拿。对此，我原先一直是不太理解的，名利双收，名在利前，哪里如此不要脸呢？我读了清朝官场大官兼学术大家王鸣盛的高论后，才知道，其实这些家伙是利也要，名也要，而且要的是切近的利与千古的名，能够要到这样的名利，其途径就是“台上拍桌骂腐败，台下钻桌搞腐败”。
王鸣盛，乾隆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以光禄寺卿“光荣退休”，“没出事”，爽。其生而敏慧，四岁的时候，就能够“日识数百字，年十二，为四书文，才气浩瀚，已有名家风度”。天纵了其才，自然就是，一方面给了他能够大贪特贪的搞贪污资格，一方面也给了他大唱特唱的唱高调资质。这人贪名与文名齐飞，腐败与天下乌鸦共一色。他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曾经当过好几年的“民办教师”，为大富之家的家庭塾师。这个大富之家，朱漆红门，富丽无比；楼堂馆所，富贵逼人，让王鸣盛羡慕流涎。据说，他每天早晨从自家来到这“豪门”，“必双手作搂物状”，天天如此，几年如一，有人不解，这是为何？王鸣盛也不瞒人，心直口快地说：“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
这个对金钱财气爱得如此肆无忌惮的人，到了官场，会是个什么好货色吗？大钱大贪，小钱小贪，有贪尽贪，无所不贪。但是这个彻头彻尾的贪官，做起“纪检工作”的报告来，做起“廉政方面”的文章来，那却是义愤填膺，唾沫四飞，比谁都正直，比谁都慷慨，比谁都大义凛然……对此，有人当面质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这个王鸣盛也算是个“真流氓”，他坦荡荡、笑哈哈地回答说：“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章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所以，王某“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孔子是“述而不作”，好像是只讲“口碑”的，但是，如果孔子没谁将其“口述”形诸文字，孔子会成为中国的一座“丰碑”吗？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立，都是得通过立言而才可立得起来，其他的“立”可在当时“立”一下，要永“立”不朽，恐怕难。在王鸣盛看来，口碑是个什么碑？不是丰碑，只是风碑，口碑者，口风而已，将碑刻勒在“风”上，一忽间，也就随风而逝了，到哪去“捕风捉影”？“贪鄙不过一时之嘲”，我口碑很差，无所谓的啦，一者，咱这官五年一届，三年一换，你爱吐口水，你就吐吧，袋子装满了我就走人；二者，好话三天，丑话三天，三天过了，则进入历史，历史不能“空口无凭”，历史只看“文物文献”，我把我的“反腐败报告”做得铿锵有力，我把我的“反腐败文章”做得气贯长虹，后人谁去听“口风”，到哪里去听“口风”？只是翻文字档案，只是读纸上文章，看我的报告，读我的文章：呀，这里有个好官呀！自然是“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
难怪前阵子，据说某地的公务员写作掀起了“新高潮”。
如此说来，果真是“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么？那些贪官肯定是不相信这句“鬼话”的，他们是金也要，银也要，碑也要。你没资格腐败吧？你也没有资格到台上去做反腐败工作报告吧？贪官有，两种资格都有，既有在台下搞腐败的资格，也有到台上反腐败的资格，在台下搞腐败给自己兜金子银子，在台上反腐败给自己立金碑银碑。对于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贪官，当然不可能“两全其美”，其行状肯定会将形成文字，遗臭万年，“道德文章不自在”了，道德遗人骂，文章遗人笑；但对那些没被揪出来的贪官呢？这就名利双收啦，这些贪官之贪，老百姓私下吐吐唾沫是可以的，但谁敢给他、谁能给他“记上一笔”？百年以后，是“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他以高大全的形象矗立着，“留取政名照汗青”，供人景仰。正因为贪官有这种“不顾一时之物议，要立千秋之伟名”的雄伟理想，所以，他们搞腐败还是照样搞，反腐败还是照样反，唱高调还是照样要唱。你觉得这样的“分裂人格”太无耻、这样的“两重人格”太呕心，那你耻笑吧，那你就呕心吧，他那头是：揪出来固然成为笑柄，没揪出来则永远成为丰碑，而且他觉得他成为丰碑的几率肯定是大大大于成为笑柄的几率的，所以他就厚一时脸皮谋千秋英名。
原载《唯实》2008年第9期
犯罪的人与犯罪的狗
房向东
上个月——我记得很清楚，基本的事实是不会错的——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关于狗的报道。说美国的一对父母外出购物，把狗系在桌脚，让孩子与它玩，回来时，狗却把孩子给勒死了。估计狗与孩子玩得正高兴，围着桌脚打转，没想到把孩子也转了进去？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按惯例，这只犯罪的狗要被处以安乐死。但这对美国的父母说：“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孩子。”虽然是杀人犯，但这只狗最多只是过失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无辜的。不过，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感情上无法再与勒死亲生孩子的狗生活在一起了。于是，他们求助于动物保护组织。动物保护组织在网上登出启事，问有没有人愿意领养这样一只狗。结果是，网友在安慰不幸父母的同时，有数百人愿意领养这只犯罪的狗！
这件事真让我感慨万千！我首先想到了许多中国狗的命运。好好一只狗，主人不开心了，将其活活剁去四肢，扔在垃圾桶边上；好好一只狗，主人要泄愤了，用手把狗娃的双眼抠出；流浪狗吵了他（她），便将其活活烧死……不能说做中国人就是不幸，做中国狗，何其不幸！
中国狗的不幸，可以烛照某些中国人灵魂的幽暗和凶残。我又想，那些把偷来的小孩生生弄成残废，然后让他去行乞、赚钱，那些把黄花闺女杀了配阴婚、发横财的残暴者，还有，把刀插进张志新的喉咙，活活取红卫兵的肾等等，种种罪恶，在狗的不幸命运中，或许都可以找到旁注？抑或答案？
一个人，对狗的态度，可以看出其性善、性恶；一个国家，对狗的态度，可以看出其胸襟的大小。
由犯罪的狗，我想起了犯罪的人，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制造的校园枪击案。案发后，4月21日，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操场上，33个纪念遇难者的花岗岩悼念石摆成一个半圆形，其中包括凶手赵承熙的悼念石。这是因为，他虽然犯下残忍的罪行，但学校和社会此前没能对精神有问题的他提供适当的治疗和心理咨询，人们对此感到遗憾。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安慰失去他的赵承熙的家人。
悼念石上堆了鲜花、蜡烛、国旗和各式各样的纪念品——从垒球到毛绒动物玩具。赵承熙的悼念石和其他悼念石一样，在剪成VT（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缩写）模样的橘黄色彩纸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
据报道，人们在各悼念石前不断擦拭着泪水。他们看到赵承熙悼念石前放置的纸条后，不禁露出百感交集的表情。三年级学生雷切尔说：“他虽然很可恶，但他的家人真可怜。”该校毕业生贝内特苦涩地说：“他也是一个人。”
美国民众在悼念石前留下这样的话：
“你没能获得必要的帮助，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的家人能尽快得到安慰并恢复平静。巴贝拉。”
“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我希望你的家人能克服你的作为带给他们的痛苦。希望你对其他那么多人的生活造成的破坏尽快复原，而这类事也不再重演。希望许多人心中对你的怨恨化为宽恕。大卫。”
“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在遇难者悼念仪式上，敲响了33声丧钟，其中包括32名遇难者和凶手赵承熙。放飞到空中的气球也是33个。一直看到这些气球消失后，学生们互相抱在一起放声大哭。研究生克里斯说：“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一共有33名学生死亡。我们应该为所有的死亡者哀悼。”
学生们制作的网络报纸上也陆续登载了安慰赵承熙家人的文章。给赵承熙的姐姐公布的道歉文留下的回帖中，一个名为克拉克的网民安慰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你也失去了你心爱的人。”一个名为克里斯蒂娜的网民表示：“赵承熙的家人也在我的祈祷名单中。”
中国也有一个赵承熙，那就是马家爵，这个穷苦的大学生，据说监狱中的囚服，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马家爵早已押赴刑场，一声枪响，为他的生命划上了句号。然而，马家爵是不死的，他身后的每一个足迹都是一个大问号，在声声叩问着人心，叩问着民族的灵魂。那曲曲折折的问号，仿佛在问着，在文明的路上，我们还有多少弯路要走？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一战”结束时法国对德国的羞辱，想到了德国占领法国时希特勒对法国的反羞辱……我还想到了曾经被曼德拉提名担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疾呼：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个只懂得恨而不懂得爱的集团，无疑并非以善始，因此也肯定不会以善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应该成为胸襟宽阔的民族，懂得忏悔，知道宽恕。宽恕立足于爱。爱心，不应是要被保护的稀有动物，而是充斥每一个角落的空气和阳光。一只犯罪的狗，都可以获得人类的爱，人类的爱应是无所不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爱。世上有无缘无故的爱。愿我们的心灵是一个爱的世界。爱就是一切，爱超越一切，只有爱，才能拯救人类。
原载《海峡都市报》2008年1月15日
城市，你不可以这样！
闵良臣
“1。4亿农民工进城，与1。8亿农村留守人口一起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城市却希望他们不要在城市安家，35岁之后奉献完了回到农村去。”
“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
上面这两节话，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秦晖4月13日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时讲的。秦晖在论坛上还发表了《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建议深圳应根据实际情况率先兴建贫民区，并认为：“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只是不知秦晖教授的话，城市管理者，还有市民，能否听得进去。当本人读到上面那两节话时，忍不住冲口而出：城市，你不能这么无耻！城市，你不可以这样！
报道中还引用了秦晖教授对我们城市管理的一些批评，比如针对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强力推行城中村改造计划，秦晖认为这是典型的剥夺城市贫民的居住权利：“处在城市里的城中村，地价往往较高，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进行城中村改造，城市规划和面貌是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却往往是采取强制措施剥夺了城市贫民的居所。”而“最穷的农民（工）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贫民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秦晖认为，中国的城市贫民即是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多少年了，城市对农村，市民对农民工动过多少“歪脑筋”，占过他们多少便宜，剥削过他们多少血汗。特别是翻开1949年后我们的历史可以看得更清楚，尽管也许我们有意无意间也不知掩盖了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