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篇幅，本文所涉及的还只是当今学生会组织扭曲与变异、腐烂与堕落（请原谅我用了如此不厚道的字眼）的冰山一角。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咸宁事件”只是我写这篇小文的由头，事实上本文也没有涉及“咸宁事件”的具体情境，那有待警方的调查取证；如果我认为“咸宁事件”把高校普遍存在的学生和学生会之间的紧张与矛盾推到了极端状态，也只是我的悬揣，非为殴人致死者张目，好在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学校管理体制的病象最终也无法摆到法院的桌面上。
原载《杂文报》2008年8月5日
点评郑筱萸的遗书？
沈 栖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因收受制药企业贿赂649万元人民币被判死刑。临刑前一天留下一份遗书。《人民日报》将之全文公布。恕我寡闻，“中央党报”公布一个贪官的遗书，也许尚属首例。笔者正儿八经“拜读”，并择其要者点评之。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此刻，我有许多话想说，这些话对现在活着的人也许“有用”。
［点评］郑筱萸的遗书充满着悔恨，亦可称其为悔过书。写悔过书，似乎成了多数贪官腐败案件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不管贪官过去对人民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人民还是欢迎他们真心悔罪的。问题在于，有的贪官在法庭审理的最后关头以法庭最后陈述等形式，表达其悔恨之情，有的身陷囹圄，面对无多的余日“痛心疾首”地写下“万言悔过书”，贪官这种“到了黄河才死心”的忏悔，到底是真心悔过还是作秀式的表演，以便得到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理？笔者以为，后者为多。前些日子舆论谴责的那种抄袭悔过书，贪官悔罪有多少可信度？不过，郑筱萸悔恨的遗书，似乎还是有些“对现在还活着的人也许‘有用’”的话，不可轻视了这一反面教材的作用。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点评］郑筱萸在主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那些年里，肆无忌惮地收贿，心安理得地腐败，从未想到过一个“怕”字。“怕”是人们常有的一种心理。人生在世，多多少少离不开一个“怕”字，当官的自然也应有“怕”的时候。此所谓“官有所畏”。越是仕途顺利，越要注重名节；越是权高位重，越要警钟长鸣。惟有如此，才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才有临渊履冰的心态从政，远离腐败。恰有古哲所云：“官有所畏，业有所成。”《汉史？贾谊传》载，为官从政有“五畏”，其一便是“生财不得其道”。郑筱萸“不得其道”地“生财”，贪婪敛贿，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足见其“利令智昏”！
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点评］郑筱萸在一审判处他死刑时的两个反应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量刑过重，不该死罪。对此，刑法专家已有精辟的法理分析，证实对其量刑适当。郑筱萸之所以会有如此反应，一是认为“我是部级官员”，既是如此大官，量刑就应与平头百姓有别，不说“刑不上大夫”，也应该念系以往的政绩，从轻发落；二是“我没有直接杀过人”，既然没有命案，何以“以命相偿”？郑筱萸的反应乃是其“潜意识”的凸现。事实昭然：郑筱萸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他的玩忽职守，由于他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许多惨案，这比刀刃一人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其罪“罄竹难书”！部级官员被判极刑，也并非始于你郑某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
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一条，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
［点评］作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这一单位确实太重要了，而作为这个部门的“一把手”，这个岗位也确实太重要了，郑筱萸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权力越大，当权者一旦滥用权力，其危害自然越烈。郑筱萸的这一“经验”是以自己生命的代价换取的，值得从政者记取！孟德斯鸠曾告诫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笔者以为，“有界限的地方”大体上有二：一是外在的良好的制度安排，二是内在的自觉的自律，而要有自律，首先要具备对国家、对人民、对法律“负责任”的从政理念。当官而玩忽职守的结果只能是有悖于党的宗旨，有违于人民的意愿，以至像郑筱萸那样身败名裂。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点评］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是一项善业，以追求和实现优良的生活为终极理想。”所谓“优良的生活”，当然包括社会和谐、政治文明、经济富裕、百姓安乐等内容。为官者从政名正言顺，从政的终极理想当是“追求和实现优良的生活。”惟此，政治才是一项善业。像郑筱萸那样的贪官以公权谋私利，政治在他们眼里，早已成为洛克所抨击的“肮脏交易”了。此类人“不该从政”，“从政”了，也该将他们驱逐出政治舞台，以还政治一个“善业”的声誉。
摘自《杂文选刊》2008年第1期
绯闻是大众的鸦片
徐怀谦
明星离不开绯闻。一方面是这个圈子里有那么一些人生性自由、狂放，拈花惹草在他们看来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有些明星靠制造绯闻，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使自己永远处于大众关注的焦点，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虚荣心，所谓“无绯不红”嘛。
大众离不开绯闻。没有绯闻，就跟黄金时间没有好电视剧看一样，让人心里没着没落似的。没有绯闻，生活就少了许多乐趣。你想，小老百姓天天忙着上下班，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如果没有明星的绯闻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够多无聊啊。有了绯闻，大众的好奇心才能得到满足——今天这个女星和某某拍拖了，明天她和另一位男士手牵手逛街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就跟他们是狗仔队，亲眼看见似的。
其实，说白了，明星的绯闻不过是明星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明星是公众人物，他们的隐私具有新闻价值，炒作明星绯闻才成为电视台提高收视率，报纸吸引读者眼球的重要手段。然而既然是绯闻，它们的品位就不会太高，不过是饮食男女之间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被媒体拿来无中生有，添油加醋一番，就变成大众的娱乐、大众的狂欢了。且不说绯闻的真假，即使是真的，人家和谁上过床，是否有私生子，那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干卿底事？如果他们触犯了法律，比如聚众淫乱、吸毒，那自然有法律来制裁他们；如果是性泛滥，那也会有性病、艾滋病来惩罚他们，都用不着大众替他们操心。
可是，有些媒体不这样认为，它们觉得自己是“包打听”，拥有对所有隐私的知情权。于是，从阮玲玉、玛丽莲？梦露、黛安娜王妃、布兰妮到陈冠希的艳照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几乎在全世界同时直播。尽管国家一再重申传播艳照是违法行为，可是你从网络的点击统计来看，没有人认为这是违法，他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已。没有人意识到这种传播本身就是对当事人最大的伤害，他们才不管这些呢，集体窥隐、集体吸鸦片，也算是网络时代赐给大众的娱乐节目吧。所以，表面看来，大众是追星族，他们追捧明星，崇拜明星，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消费明星。当绯闻产生的时候，这种消费就达到一种近乎疯狂的程度——媒体与大众携手，把明星拉到舞台上裸身示众，她们已经不再拥有个人隐私和生命尊严，甚至她们的死也不能唤起人们的半点同情。当年，“人言可畏”四个字逼死了阮玲玉；后来，玛丽莲？梦露、黛安娜王妃都成了流言的牺牲品。事过境迁之后，当人们对她们的事业、爱情、生命表达应有尊重的时候，事实上，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过是在满足自己的窥隐癖，就是说，如果这些人与明星同时代，他们也是流言的帮凶而已。
曾经以为绯闻是明星的专利，现在才知道，敢情大众一不小心也可以成为绯闻的主角。据《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报道，长沙市雨花区税务局某女干部就被湖南经济电视台认定为他人的情妇，被偷拍录制成节目，“一举成名天下知”。人家电视台主持人对传闻的真假才不关心呢，她关心什么呢？“我们同时段节目竞争非常激烈，我们要跟黄金档的电视剧竞争，要跟同类节目竞争……还要拼收视率！”“Drama（戏剧性）是永远放在第一位的。”这就是媒体的逻辑。因为这样的逻辑，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包子”事件出笼了；因为这样的逻辑，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新闻综合广播居然每天播出涉性淫秽下流节目。绯闻的走向大众，也让我们意识到，如果你总是津津乐道于明星的绯闻而不觉得脸红的话，那么，说不定有一天绯闻真的会找到你头上来，就像马丁神父说的，“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站起来说话了”；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赋予了媒体随意侵犯公民隐私的权力？面对所谓“收视率”、“戏剧性”的辩解，我们要问该主持人：你把自己和丈夫做爱的镜头搬上电视，肯定有高收视率，可是你为什么不做？是还有那么一点羞耻之心吗？是伤害别人更好玩吗？这一切，只能说明某些媒体的逻辑是强盗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逻辑。
绯闻是大众的鸦片。鸦片可以止咳，但它毕竟是毒品，对人体危害极大。绯闻可以娱乐大众，但它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它对传统性道德的颠覆，对公众窥隐（阴）癖的刺激，对生命尊严的挑战，远远没有引起世人的警醒。在绯闻面前，你愿意做一个瘾君子吗？不要犹豫，你一定要做出选择。
原载《北京日报》2008年3月17日
打劫啦，严肃点！
徐 强
我对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天下无贼》中的很多情节都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有一组镜头，至今记忆犹新：火车开到某站，突然冒出两个劫匪，由于其中一个患有严重的口吃症，致使他们的抢劫过程显得非常滑稽。“打、打、打——劫！”劫匪喊道。乘客们好不容易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有人忍不住发出了笑声。随着情节的发展，哄笑声此起彼伏，于是不口吃的那位仁兄开始“维持秩序”：“别笑了，严肃点，我们这儿打劫呢！”听到这个“严肃”的命令，大伙笑得更加厉害了……最终，这两个活宝被车上的便衣警察逮了个正着，当场落网。整个过程既没有惊，也没有险，可以说纯粹是“为了贺岁而抢劫”，因此具有浓重的喜剧色彩。
我一直坚信现实生活中的抢劫都是很血腥、很粗暴的，像《天下无贼》里边这么不“严肃”的抢劫，只不过是电影导演异想天开的虚构。直到最近读了《京华时报》上的一条新闻，我才改变了看法。新闻的标题是《大学毕业生带抢劫注意事项作案，逼对方喝安眠药》，说的是毕业于某中医药大学、曾在北京某企业任职的一个年轻人，由于辞职到外地开餐馆亏了老本，返回北京后又一直找不到工作，于是心理失衡，走上了抢劫高档小区住户这么一条“生财之道”。报道说，这个年轻人每次作案时都随身带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他自己开列的“抢劫注意事项”，其中包括：必须戴上面罩和棒球帽；不主动敲房门，等待事主从家里出来，上前喊“现在抢劫”；抢劫时索要银行卡和密码；得手后逼迫对方喝下安眠药再逃跑，等等。据说有一次他抢劫了一名外国女子后，连忙解释说自己不是坏人，并要求“国际友人”喝安眠药，但遭到强烈反对，于是他非常礼貌地说了句“sorry”（对不起）才逃离现场。读完这条新闻，我的第一感觉是“好笑”，当然不是对受害者幸灾乐祸，而是觉得施害者有点“迂”。
有人批评说，记者不应该在标题强调抢劫者是“大学毕业生”，这是对当代大学生的“丑化”。我的观点刚好相反，这非但不是丑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表扬”。虽然“素质”不应和“身份”挂钩，虽然过去的经历未必能替现在的行为辩解，虽然大学生的“含水量”似乎已经超过了“含金量”，虽然“文凭”无法代表一个人的实际能力，但是，一般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劫匪还是要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劫匪温和一点，文明一点——如果这个结论不成立，那就只能证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彻底失败的，书读了也是白读。“大学毕业”，是对那个年轻人的背景交代，就像“口吃”是《天下无贼》中的劫匪的背景一样，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将会使一连串劫案失去许多噱头式的元素。正因为是“大学毕业生”，那个年轻人才懂得随身带着“抢劫注意事项”，那是他的教科书，而每一次抢劫，对他来说都是一场考试，他必须翻看教科书，才能找到答案，考取满意的分数；正因为是“大学毕业生”，那个年轻人才能够在抢劫的时候和“国际友人”零障碍沟通，并且能够用外语向受害者道歉；正因为是“大学毕业生”，那个年轻人才能够把抢劫弄得看起来不那么像是抢劫，比如他只“谋财”不“害命”，如果存心害命，估计他逼人喝的就不会是安眠药，而极有可能是“千里销魂香”、“化血腐骨粉”之类的毒药，抢劫就会成为鲜血淋漓的暴行，而不是像新闻所写的那样，处处散发出读书人特有的“酸腐”气味……我曾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前景深感悲观，但读了这条新闻之后，要是谁在我面前提起中国教育的不是，我跟谁急。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劫匪都是那么文质彬彬的，谁说我们的教育不行？
当然，抢劫再文明，再有礼貌，它还是抢劫，所以有志于干这一行的伙计们，不管是否“大学毕业”，都有必要考虑再考虑，慎重再慎重：打劫啦？严肃点！不要等到关进牢里了才想起说sorry。看看那些“人民公仆”吧，他们的“注意事项”多着呢，可是一不留神，“东窗”就破了。
原载《杂文报》2008年3月21日
欢乐的公务员
吴 非
我在某单位办公楼里等人。电梯间口有群人在议论“周末游”的事，时间不长，大约十分钟。他们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谈到“出去玩要有点档次”，谈到某处长和当地某某镇长“熟得不得了”，谈到“就吃点农家菜算了”“不洗澡了”，“弄点什么东西要先打电话，上次准备得不够充分……”他们说星期五下午不要安排什么事，早点下班，回家收拾一下，“累了再玩没意思”。——这些话，离开了那个情境，也还能让人听懂个大概一二。他们根本无所谓“群众影响”，不想避人耳目，也许他们根本没看到边上有我这样一个“群众”或“闲散人员”。
我对这个单位不是很了解，不应当妄评别家的干部职工。不过，作为公务机关，能如此轻松也有些出人意外。我本以为近年会有些进步的，没想到机关办事的效率还是老样子，没点好处或曰润滑油就是动不起来。你想不到的是，在上班时间，这些公务员们能热情地讨论出游的质量，可是他们面对工作，却往往像外行一样不知所措。
林彪罗荣桓的“四野”在东北搞“两忆三查”，编了一首歌叫《谁养活了谁呀》，控诉剥削。开诉苦大会，带着大家这么一唱，战士们哭起来了，弄清是自己的劳动养活了地主，旧社会不合理，觉醒了，战斗力也因此提高了。此事见于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