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电梯间，我也想起了这个“谁养活了谁”的问题。作为纳税人，凭劳动养活自己，而且还能帮助别人，我为自己的劳动而感到自豪。但是，我的劳动也养活了这些无所事事的人，他们像是“私务员”，上班时间无所不谈。过去是“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现在有所改进，上班电脑玩牌，炒股，“QQ”。可是，我们仍然得养活他们，并替他们买电脑。
进入2008年，就听到了让人不舒服的消息：重庆的公务员过剩，已经不再“人浮于事”了，而是不得不“轮流上班”。老天爷啊，那重庆人收入并不高，却有那么多的公务员需要养。这样一算，我们的钱还有可能“调剂”到那边去。
前一段时间看报，得知湖南的浏阳要求干部读于丹的“心得”，长春市则要求干部上班先读40分钟报纸，不禁拍案称奇，认为这是让干部弱智化的有力措施。因为现在的公务员都是通过招聘考试录用的，千里挑一，文化水平不至于低到那种程度。不过，站在那个电梯间旁听到“出游计划”，我倒宁愿让他们买报纸买“心得”坐在办公室里看看，反正那点钱不算什么。
原载《都市文化报》2008年3月13日
从“举国体制”到“全民体制”
薛 涌
“举国体制”是否应该坚持？正在成为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之走向的关键问题。
“举国体制”曾经是苏联东欧体育曾经实行的冷战体制。在冷战期间，体育特别是奥运会成为苏美两大集团展示和比较双方社会制度优劣的舞台。苏东集团为了在这个舞台上压倒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决定集中全国的资源、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培养专业运动员。这一招果然灵验，苏联和东德到了1970年代在奥运会上全面战胜了美国。考虑彼时的国内外环境，这一模式，也自然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样板。以体校、专业队为代表的“举国体制”，就是这种“学苏”模式的表现。
因此，分析这一模式的问题，就必须把其重置于冷战体制中来观察。冷战结束后，西方有许多分析家讨论为什么苏东集团最终会失败。其中一个要点，就在于其军工的“举国体制”导致了整个经济的破产。这对我们理解“举国体制”很有启发。
众所周知，冷战以苏美的军备竞赛为核心。但是双方进行这种军备竞赛的模式不同。美国用的是市场经济的全民体制，把军工交给民间的企业去发展。比如波音公司，在军工业中举足轻重，但也是民用航空业的首席。这样，军工技术的新发展马上可以转化到民用工业上来，军工的投资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
苏联则采取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把全国的资源集中起来，秘密研发军工技术，把军工和民用工业严格隔绝起来。这样，军工技术的发展就无法回馈整个国民经济。不仅如此，因为军工从民用工业中拿走了宝贵的资金，两者成了有你没我的“零和游戏”，军工越发展，国民经济的负担就越大，导致了全面的落后。
体育也是如此。美国的体育是市场经济的全民体制。以我个人有限的经验看，美国每个高中都有一个奥林匹克标准的运动场（绝大部分带看台）、一块棒球场、几个篮球场、体育馆等等运动设施。高中生中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参加运动队，每天经常训练两个小时以上，高水平的训练四个小时。美国的大学，则有40万学生运动员。美国的奥林匹克选手，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奥运会上的任何新技术和发明，马上回馈社会。比如自行车技术，可谓日新月异，高技术的自行车比一辆普通汽车还贵。今天奥运选手用明天市场上就卖。赞助商包了运动员的训练费用赚的是老百姓的钱。而他们赚钱，是建筑在老百姓从事体育运动的基础上的。举个例子，美国是游泳王国，奥运会是推广游泳的大好机会。每到奥运会，参加游泳的人数就会猛跳上5％到6％，大大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菲尔普斯奥运会后回国，没有红地毯，没有鲜花，哪个机场下飞机也不知道。但是，在24小时之内，他时差没有倒过来就跳进普通的游泳池，教四五岁的孩子游泳。他所带动的游泳热，恐怕要破往年奥运会的纪录。这自然也给他的赞助商创造了推销体育用品的机会。
这样，奥运会成绩越好，民间体育越发达，国民越健康，同时还给企业提供了赢利的机会，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几个方面都相得益彰。
“举国体制”则如同苏联的军工体制，把资源人才都集中起来，脱离社会，甚至和民间体育抢资源。
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多年，基本没有机会亲眼见过国家级的运动员。可是，我到美国读书的第一年，去学校的游泳池学游泳，发现隔壁泳道上的女孩子手里拿个浮力板、用脚打水就比我使出浑身力气游得还快。后来一问才知道，人家是游泳队的，而且这个游泳队里就有美国奥运会的队员。我这个旱鸭子，竟有幸和奥运会运动员（说不定还是个奖牌或金牌得主）同池训练。以后我每下水前都要观察人家的动作，甚至潜水从水下观察，技艺也增进了不少。这，就是全民体育。
中国在奥运会上的成就是值得祝贺的，但是，这种成就不应该掩饰我们的问题。
现在中国正大步迈向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是一切之中心。中国体育的目标，主要应该是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减少经济发展的医疗保健成本，并推动和体育有关的产业的发展。这样的目标，靠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绝不可能达到。中国的体育，必须向教育化、商业化的全民体制转型。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35期
“唱龙眼”与“净身”
王 晖
清初文化名人周亮工根据在福建为官八载的见闻，写了一部有意思的社会文化史著作《闽小纪》，着重记录闽地风土、物产、风俗、人物。
其中有一则《唱龙眼》，甚为有趣，现录文于后：
龙眼枝甚柔脆，熟时赁惯手登采。恐其恣啖，与约曰：歌勿辍，辍则弗给值。树叶扶疏，人坐绿荫中，高低断续，喁喁弗已。远听之，颇足娱耳。土人谓之“唱龙眼”。
龙眼是我国南方一味特产美果，福建虽为国内龙眼主要产区，但过去可能种植少，产量有限，也显得颇珍贵。而龙眼树的枝条又特别柔脆，非攀枝能手不易上树采撷果实。于是，雇工摘果又惧其偷食的龙眼树主遂想出一绝招，要求雇工在树上采果时，需不停地歌唱，如果息声停唱，则不偿付工钱。至于原因，也极易明晓，若摘果者在偷嘴时歌唱，那圆圆的龙眼极有可能连肉带核滚过喉头，掉入气管，后果是很不妙的。正是有了这样一重契约，逢龙眼成熟季节，闽地龙眼产区就出现了如此景象——从一株株绿荫婆娑的龙眼树中，总不断飘出一串串时高时低、欲停还续的歌声，彼唱此应，“喁喁弗已”。当地人都明白这是树上的摘果者在遵约行事，并把这种现象称作“唱龙眼”。估计这摘果能手哼唱的一定是地方小调吧，遥想在那旷野山冈，凡有龙眼树的地方，都流播着这蛮声蛮韵的村腔野调，那是多么奇特的场面呀！所以，极擅从平凡生活小事中发现人生情趣的周亮工，给这种现象下了一个评语：“远听之，颇足娱耳。”
许是胸间缺乏风雅底蕴，于“唱龙眼”这样的习俗里，我感觉不到丝毫可爱、有趣的内容，却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中国历史上那极残忍的宦官制度来。如众所知，宦官系被阉割去势，即所谓“净身”后，专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人；亦称寺人、阉（奄）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或内监。因明代最高一级宦官为太监，故明清泛称宦官为太监，今日俗称多沿袭之。据说，男人一朝去势，再没有性欲。于是，后宫中这些可怜的特殊佣人们虽然时时面对着皇家成群扎堆的如花美眷，却心如止水，只能孜孜执役，于水流花谢中消度年华，而无法做出点滴有损皇家尊严的不尴不尬事来。
“唱龙眼”的意图，是让人身处美果丛中而难动食念；“净身”之目的，则是要人置身脂粉堆里而不生情心。稍加留意，由人类挖空心思设计的诸如此类的治人方式，不胜枚举。
原载《安徽统战》2008年第3期
请专家们爱惜自己的“羽毛”
陈鲁民
专家，曾是个很神圣的称呼。专家，即在某方面有造诣的专门行家，术业有专攻，技艺超群。专家破难题迎刃而解，专家看病药到病除，专家讲课让人茅塞顿开，专家破案手到擒来，因而德高望重，让人高山仰止。
不过，时下由于某些专家不那么爱惜自己的“羽毛”，名誉欠佳，大伙对其颇有微词。大文豪歌德说过：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乒乓球名将容国团也说过：我爱名誉甚于生命。一个人能当上专家，须经数十年的艰苦修炼，付出超人代价，实在来之不易，要格外珍惜名誉才是。可看看如今专家们的“羽毛”，不禁令人惶惑。
专家“羽毛”有点乱
第一个感觉，专家太多了，一多即滥。举目四望，似乎到处都是专家，到处可以听到专家的声音。到医院看病，有专家门诊、专家会诊、专家坐堂；去商店购物，有专家推荐、专家鉴定、专家导购；打开收音机，专家们一本正经地向听众推荐某某治疗仪或某某灵丹妙药的节目，花样翻新，天天不断；翻翻报纸，专家指出、专家认为、专家呼吁、专家撰文、专家评述，更是屡见不鲜。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假专家难以分辨，真话假话莫衷一是。所以，欲恢复专家名誉，首先须净化专家队伍，把那些假专家、伪专家、滥竽充数的专家、鱼目混珠的专家清除出去。而且，即便是真专家，也要谨言慎行，且勿趟浑水，乱表态，因为你不是全才，只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指点江山，到别的行当指手画脚，你可能就是胡说八道。
专家“羽毛”有点脏
无利不早起。专家自然也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那么，四处忙活、起早贪黑多增加收入也理所当然，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专家挣钱更应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靠真本事吃饭。可惜，某些专家被金钱迷住了眼睛，被吹捧的好话冲昏了头脑，被红包吊起了胃口，因而不惜为假冒伪劣商品当托儿，在一些有违科学，有悖事实的鉴定会上签字画押，频频出席各种商品鉴定会、新产品发布会、新作品研讨会，只要给钱，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有好处，让怎么鉴定就怎么鉴定。看那些五花八门欺骗消费者的增高仪、丰乳器、甩脂器、包括一些假药、假医中都有专家的活跃身影。我是专家我怕谁？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收了一些昧良心的钱，干了一些有违良知的事，严重玷污了专家的名誉，愧对专家称号，成了专家中的害群之马，在群众眼里，他们的“羽毛”有点脏。
专家“羽毛”有点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