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间，无论是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还是“四人帮”一朝覆灭；无论是华国锋红光满面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欢呼的群众致意，俨然要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一个新的世纪，还是邓小平在消失多年之后，首次出现在天津的体育馆里，顿时涌起山呼海啸似的掌声……
这一切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像发生在玻璃珠子一样冷峭的月球上，发生在动荡不定的黑非洲，离那个在高梁地里蒸腾着汗水也蒸腾着精血、在热锅里贴着饼子也贴着日月的女子，还显得太遥远……
只是在1979年，头几场满天飞舞的大雪，将整个华北平原变得一片原驰蜡像时，她冷了好久的血，才渐渐地热了。她早已如灰烬的心，才悠悠地旋出了几簇明丽的火星。
这一年里，翻开报纸，没有一天不提落实政策。早上醒来，没有一个早上不闻平反、昭雪了哪件冤假错案。
多少年来，人被压抑得越来越小，扭曲得越来越细，最后一个个被装进了沙丁鱼罐头里，统一的尺寸，统一的标签，天下安安静静。而现在，一个个又似弹簧一样从罐头盒里跳出来，满世界地叙说种种非人化的苦难，满大街地呼喊，要迎来一个将人还给人自身的时代！
弟弟来信告诉她，当今的京都，人满坑满谷的地方，不是有了西方影片上映的电影院，有了外国文学名著卖的新华书店，而是位于西单、常常灯光彻夜不息的中央组织部……
昔日，被一个煌煌大都似吐一只瓜子壳给吐出来的安怡，终于又回到了她为之付过汗水与心血的大街上。当然，她不会去找中央组织部，她还远不够归那里管辖的干部。
她先去了原单位，原先的同事多半还在，与她同期毕业到单位的同学，有的已经当了领导。人们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她，并惊讶她驻颜有术，年轻不老，仿佛她是一位刚刚从地中海上旅行回来、又进了高级美容院的巴黎贵夫人。
问起她这十五年来的经历，她不愿多讲，不过蜻蜓点水，大而化之。女的，人人泪珠如串，男的，个个感慨系之。沉醉于满腹同情心的一位领导，请她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时，好似一个捏在手里的钢镚，一下由正面转去了反面！
“你这个问题，当年不是单位处理的，是公安局直接办的。公安局若给你平反了，我们马上为你办复职手续……”
安怡回到家里，写了要求平反并回北京的申诉材料，交给了炮局，对方要她回家去等消息。二十多天后，给弟弟单位来了一个电话，通知她第二天去。
像她一样，来这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显然不少，在办公室外候了一段，等着叫自己的名字。见进进出出的，真是沧海桑田，当年审讯她的人，包括那个脑门上像落了一片枫树叶子的女警察，都不见了。不知怎的，她却感到，在这匆匆流动着各种气息的空气里，还隐隐地停留有他们当年的呼吸……
一位年纪四十出头的警察，找她谈了：你的情况，我们已经复查了。当时比你情节严重的，或是比你轻微的，都是这样处理的。现在上级也没有下达一个文件，要推翻这样的处理。所以，你的问题不能平反，你也不能回北京。
这人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说完这番公事公办的话后，他站起来，送安怡到门口，又主动握了她的手：你还是先回去，看看形势怎么发展再说吧……
回到家里，晚上一个原单位的同事来看她。听她讲了公安方面的态度后，给她透露了一件事。这同事的丈夫在法院工作，他听说最近有一位中央首长，晚上路经西长安街边上的民族文化宫。从车窗里看去，不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站在门口，有的被外国人搂着个兔子似的搂着，有的则像惹蝶的柳浪一样去贴外国人。首长要秘书下去，看看怎么回事，回头再来汇报。秘书去门口泡了半个多钟头，发现文化宫里在举行舞会，十元钱一张的门票。姑娘们是要外国人请她们进去跳舞，跳得兴意阑珊了，便成双成对的叫出租车走了……
类似事情，在上海也有。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门口，晚饭后常有女孩子们等着，见有外国留学生出来，便上前去搭讪。若是白人，多半铩羽而归，若是黑人，则命中率颇高。一对对勾肩搭背，浪笑秽语，视若无人，中国学生和路人们，无不为之侧目！
据说一个黑人留学生，是哪国什么部长的公子，利令智昏得在外国的报纸上，就此写了体会：上海姑娘，一主动，二卫生，三便宜，可谓是世界上最好的妓女。
这份报纸，及时地摆在了那位中央首长的案头。为此，现在上面传达下来的精神是，对于此类有辱国格的飞莺流燕，必须严加管束，直至判刑、送劳动教养。
弟弟听了，感叹道：中国刚刚开了一点门缝，你说干点别的什么不好，非得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姐姐啊，你这假“洋妓”，这回可被这帮真“洋妓”给害惨了……几乎半个北京城的人——在为平反、为昭雪、为亲人最终进了八宝山而激动；为复职、为搬回老屋或迁去新居、为又有了小车和电话、为子女调回北京、有的还将委以重任而一片喜气洋洋的时候；
安怡依然是一只瓜子壳；
一只煌煌大都吐出了便不会再收回来的瓜子壳……
四烟云远去
1982年，在弟弟一个朋友的鼎力帮忙下，安怡终于带着孩子离开了农村。
虽然户口还留在那里，人却成了固安县一家工厂里的临时工。
次年，该厂的一个车间主任，下了班后，在厂长办公室里，约她谈了一次话：
打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你不是一般的女子，倘若我得不到你，我这辈子枉为人生。我从厂长嘴里证实了我的感觉，能猜到你的心里在想什么。我不会说那些卿卿我我的话，我也是经历曲折的小人物，眼下更搬不出一条愧于做你人生伴侣的条件。我请求你等我两年，那时才回答我行，还是不行。
没有等两年，还差三个月，他黑黑瘦瘦地站到了安怡的面前。这时，他已离了婚，为了离婚舍弃了一个心爱的女儿。还在与固安县一河之隔的大兴县，办了一家供水设备厂。
他对她说：我没有能力将你和儿子办回市区，但户口可以落在大兴县，这也总算是北京的地面了……
1984年，安怡和他结了婚。
他要她给他生个孩子。她带清河带怕了，她不愿生。她去北京工业学院，自费学了半年的工业经济，回来在丈夫的厂子里管财务。
丈夫聪明，肯干，钳工、电工、钣金．电焊，会的技术很多。他以为自己是厂子的上帝，遇事一言堂。干得好的，撒炯喝酒，称兄道弟；干得不如他意的，开口泼骂，加以老拳，基本上停留于手工作坊式的管理。
“春风潜入夜”，安怡渐渐地参与其中，化粗于细，化情于理，责任到人，厂里的管理日臻井然有序，产品质量更上层楼，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几十个工人的平均年收入，达到六千余元，这年厂里也获纯利十二万元。工人们称安怡为老板娘，有了些什么事情，即便看到老板过来，也宁愿先避去厕所，过会儿再找她说……
丈夫似乎觉察出什么，不再和她说厂里的事情。床上，要求生个孩子的呼声却日益高涨。一次，她一觉醒来，见他倒在躺椅上。烟雾如墙如被之中，一双虎钳般有力的大手，似芊芊春草轻拂一张小女孩的照片，她的心一下软了……
次年，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近京。
满月那天，丈夫的亲朋好友，将家里填得满坑满谷。她听到他在客厅里说：这回安怡可跑不了了！
她完全地陷入家务之中，她似伊拉克至今未摆脱联合国的封锁，她也走不出两个孩子小鸟依人般的目光。丈夫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两手都硬，更是忘情于厂子的发展，常常三星西斜不回家。但有一条雷打不动，每个星期他都要开着自己的北京吉普车，去市区采购，无论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什么高档，什么时髦，他买什么。他对妻子说：
咱们都是苦孩子出身，咱们的孩子可决不能再吃第二遍苦，遭第二茬罪。只要你一心料理好这个家，我一心管好这个厂子，别人有的，咱们孩子要有，别人没有的，咱们孩子也会有！
安怡一半被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雄心壮志所打动。一半也想，世上总是多数女人做贤妻良母，真做好了贤妻良母，也算是自己给自己平反。
结婚时，为迁户口，她回了一趟孙蔚然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