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19世纪上半叶首届一指的批评家圣伯夫（18041869）是第一位实证主义文学评论家，随后出现的泰纳（1828—1893）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盖（18471916）、布吕纳介（18491906）、朗松（1857—1934）等，也都属于实证主义批评家。他们之间有一脉相承之处。20世纪初，实证主义批评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圣伯夫声誉日隆。在圣伯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对他的赞誉更是达到新的高度。普鲁斯特对这位“享有盛誉的大批评家”很不以为然。他对圣伯夫的批评方法和文艺观点早就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约从1905年起，他便酝酿写作一组文章，批驳圣伯夫的观点。1908至1909年，他的这组文章已经写成。这些文章写在白纸和笔记本上；在写作过程中，普鲁斯特的想法产生了变化，他曾经试图将自己的见解写成小说形式，因此，他将自己的观点放在小说人物身上。后来，普鲁斯特的写作意图又有了变化，于是他中止了自己的写作，开始创作《追忆逝水年华》，并将这组文章改写到这部巨著中。普鲁斯特留下了75页手稿和许多笔记本，经过后人（主要是贝尔纳·德·法洛瓦、皮埃尔克拉拉克和安德烈·费雷）的整理，编成一本《驳圣伯夫》，于1954年和1971年两度出版。普鲁斯特的真知灼见得以问世，他对圣伯夫的批评方法和见解的反驳打中了圣伯夫的弱点，受到了批评界的重视。从普鲁斯特的批驳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点。这组文章无疑是普鲁斯特重要的文学批评和美学著述。他在1909年4月致《法兰西的默居尔》的主编的信中表示：“这本书以关于圣伯夫和美学的长篇谈话结束。”他在书中实践了自己的“艺术原则”。
《驳圣伯夫》中的文字并非都是评论圣伯夫的，关系到圣伯夫的文章有：《圣伯夫的方法》、《热拉尔·德·奈瓦尔》、《圣伯夫与波德莱尔》、《圣伯夫与巴尔扎克》、《德·盖尔芒特先生的巴尔扎克》等5篇。它们组成了《驳圣伯夫》的核心，充分表达了普鲁斯特的文学观点，有力地批驳了圣伯夫的实证主义批评方法和厚古薄今的基本立场。这组文章表明普鲁斯特文艺观点的基本确立，并逐步过渡到从事自己的小说创作。
《圣伯夫的方法》一文指出了这位批评家的批评方法的谬误所在，是提纲挈领的一篇文章。普鲁斯特指出：“我觉得，我有必要谈论一下圣伯夫，随之远远地越过他，谈论一些也许很重要的问题；我要指出，在我看来，他作为作家和批评家，在哪些地方大错特错，也许我要谈谈批评家应该是怎样的，艺术是什么，以及我经常思考的一些问题。”普鲁斯特试图以圣伯夫为例，分析他的批评方法错在哪里，并进而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大体说来，普鲁斯特从两个方面来批评圣伯夫的方法。
首先，他认为圣伯夫运用的方法正好外在于作家的创作，不是从作家的作品人手去评论作家，而是大谈特谈作家的生活、交往、轶事等次要方面。普鲁斯特先援引圣伯夫的两个赞颂者的言论。一是保尔·布尔热的话：“他引用轶事多多益善，为的是让观点层出不穷……他让美学规则的某种‘理想’凌驾于精细人微的材料搜集之上，他依仗这理想下结论，并迫使我们下结论。”二是泰纳的话：“他将博物史的方法搬用到精神史中……为了了解人，必须轮番观察：首先是种族和血统，往往可以通过研究父母和兄弟姐妹加以辨明；其次是最初的教育、家庭环境、家庭影响和决定幼年、青少年成长的一切；然后是人在获得发展的环境中与之相处的第一群杰出人物，他所属的文学阶层。接着而来的是研究这样形成的人，探索能揭示他的真正本质的标志，从好抬杠和好相与中得出他的主导激情和特殊精神气质，总之，从他的一切行为后果中去追索；文学态度或公众偏见决不会放过在我们眼前和真面目之间设置的假象，而我们却要撇开这些假象，分析人的本身。”上面两段引文十分准确地阐明了圣伯夫的批评方法，具有代表性，普鲁斯特把这种方法总结为：“写出精神的博物史，从人的传记、家庭史和一切个人特点去领会作品，得出作家天才的性质，这正是大家承认他（按，指圣伯夫）的独创性所在，他自己也表示承认。”普鲁斯特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植物学”。普鲁斯特的断言是有根据的，圣伯夫就曾经提到过植物学家朱西厄（1688-1765）和动物学家居维埃（1769-1832）……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从他们的方法中找到“一些关系、一些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圣伯夫的作家评论写得包罗万象，甚至包括作家的摄生法、日常生活方式、恶习、弱点等。他认为批评家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有关作家的生活琐事、兴趣爱好、恶癖陋习等等，他的批评方法接近于写作家传记，虽然这也能勾画出作家的面貌和某些特点，但是并不能深入到作家的创作底蕴中，也不能深入分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无法剖析作家的创作特点，指不出作家取得了何种艺术成就。圣们夫还认为，理解一位诗人、一位作家，必须毫不厌多地征询认识诗人、作家并有交往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告诉我们，他怎样对待女人等等，就是说正好是对诗人真正的自我毫不相干的一切方面。这样写出来的作家评论必然与作品很少关联。因此，圣伯夫的作家评论尽管卷帙浩繁，今日却大多失去了价值，只能提供作家的某些有关材料，在个别地方或许还闪耀出论述精辟的光芒，其余都淹没在各种材料的汪洋大海中，这样的批评著作不可能是“深刻的作品”。普鲁斯特毫不客气地宣称，圣伯夫“不可思议的、规模宏大的、热情奔放的全部批评作品缺乏意义”。毫不奇怪，圣伯夫虽然是一个批评大家，他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理论体系，或者说今天看成能成为理论体系的构架和观点。因为他的理论化为上述他所运用的方法，而这是谈不上什么体系的。
普鲁斯特进一步分析了圣伯夫为何会运用这种批评方法。他指出：“圣伯夫似乎根本不了解灵感和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也不了解其他人的工作与作家工作根本不同之所在。”对于作家的工作，普鲁斯特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我们的习惯、社会、我们的恶习中的‘自我’的产物。这个‘自我’，如果我们想了解它，就要力图在我们的内心再创造出来，正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才能达到它。”又说：“作家的自我只能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他认为作家从事个体劳动，他要处在孤独状态中思索和写作，他写作时处于一个“封闭的世界”中。作家与别人的交往和其他活动不足最重要的，不能给人提供对他的作品做深入的分析；而那些“骗人的外表”，“给人最外在和最模糊的东西”却是“最深入和积聚在内心的东西”。普鲁斯特认为：“事实上，展示给读者的是个人独自为自身写下的，完全是属于自身的作品。”作家的生活和社交活动自然也能透露出他的创作的某些方面，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完全解释作家所写的作品达到何种高度，取得何种成就。作家如何将生活化为作品，化为怎样的作品，则是他的生活和社交活动等等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而圣伯夫则认为如果没有布瓦洛和路易十四，拉辛就只能写出《贝蕾尼斯》等次要作品，拉封丹写不出《寓言诗》，莫里哀也只能写出《司卡班的诡计》；天才作家写不出“最坚实的光辉遗产”。这样的论断与历史事实显然不符，《诗的艺术》于1674年发表，而莫里哀的《伪君子》、《吝啬鬼》，拉辛的《安德洛马克》，拉封丹的《寓言诗》第一卷此时早已问世：圣伯夫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普鲁斯特认为作家与一般人不同，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作家要经过自己的大脑将现实生活来一番概括、融合、改造的工作，提升为不完全与他的生活相同的情节或故事；作家还有如何处理题材的方法，这牵涉到他的风格。凡此种种，都要批评家对作品内容和体现在作品中的艺术进行具体分析。普鲁斯特有点挖苦地说：“要是认为有一天早上，在我们的邮件里，在我们朋友的藏书里发现的一封未发表的书信中，或者在我们从某个作者的熟人的口中，搜集到创作的真相，那就过于轻信了。”但这种方法正是圣伯夫的基本研究方法。圣伯夫以斯丹达尔为例，认为对于这样一位“相当复杂的人物做出明晰的判断”，避免言过其实，他宁愿求助于熟悉斯丹达尔美好的岁月、他的出身的人所说的话，求助于梅里美、昂培（1800-1864，法国作家、历史学家）、雅克蒙（1801-1832，法国植物学家、旅行家，与斯丹达尔频繁通信）所说的话，因为这些人见过和领略过最初状态的斯丹达尔。圣伯夫的论据令人不可思议，评论一个作家怎么能根据这个作家的某些朋友的话作为基本依据呢？这两者之间几乎是关系甚微的，甚至会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作家的早年与他进入写作的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不应以早年状态作为衡量这位作家的惟—依据，否则至少会以偏概全。普鲁斯特持之有据地问道：“为什么斯丹达尔的朋友才能最好地判断他呢？产生作品的‘自我’由于这些朋友而被另—个人感到不满，这另—个人很可能低于许多人的外在自我。”“这另一个人”包括圣伯夫，他评价斯达丹尔比许多人还不如。圣怕夫是认识斯丹达尔的，他就搜集了梅里美、昂培的话，用来贬低斯丹达尔，做出了极其错误的评价。
圣伯夫的实证主义方法是将文学批评简单化和庸俗化，他离开了文学的本体——一作品，因而他往往以自己的好恶来判定一个当代作家。这里牵涉到一个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是以与作家有关的一切情况来评论—个作家呢，还是主要根据作品本身来衡量一个作家？回答是：与作家有关的一切情况只能作为理解作品的参考材料，井非这类材料都是必不可少的。作家表现在作品里的思想不一定都能从他的经历和活动中找到解释和答案。作品中描写的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家并非都亲自经历过，他可以从各种途径获得必要的知识，这是在他的通信和言论中未必都找得到的；不同的作家可以信奉同一种思想，可是表现在作品中却存在反映现实的不同深度，这需要批评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说明作品表达了多少思想意义；艺术上也是这样，不同的作家可以站在同一流派的旗帜下，但他们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却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作品的艺术特色也不尽相同，往往还会迥然不同。普鲁斯特在这里提出了作家创作的—个重要特点：作家从事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他在书斋中写作时处于孤独状态，因为他要安心思索、构思；创作需要灵感，所谓灵感，简单说来就是作家的脑子达到兴奋状态，他的精神活动爆发出最佳的创造力，不断闪现出睿智或天才的火花，饱绽出华美的词句、出色的构思或深刻的思想。作家这种创作特点和灵感的触发与圣伯夫所主张和运用的批评方法不是相距很远吗？不可否认这两者之间有一点联系，但文学批评完全撇开作品本身，毫无疑问是绝对错误的。普鲁斯特确实抓住了圣伯夫的批评方法的弊端，切中要害。可以说，他的观点胜过了当时奉行实证主义的许多批评家。话说回来，对圣伯夫极口称赞的实证主义批评家也并不都采用圣伯夫的这种批评方法，例如泰纳就十分重视对作品的分析，他对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做出了与圣伯夫完全不同的评价，可谓慧眼识英雄。他扭转了文坛对这两位大作家的偏见。应该说，他的文学批评方法比圣伯夫高明得多。
其次，普鲁斯特认为圣伯夫否定了“几乎所有的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当代大作家”，这是由于他的文学批评标准是极端错误的。《圣伯夫的方法》一文已经提到圣伯夫对某些当代作家的判断错误。例如对斯丹达尔，圣伯夫是这样说的：“我刚刚重读，或者说检验了斯丹达尔的几部小说；坦率地说，它们是令人厌恶的。”《红与黑》的第一卷虽然“还有点意思”，小说算是“有情节”的，但不知为什么斯丹达尔要采用《红与黑》这样一个需要猜测含义的书名。圣伯夫还说，小说人物“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制作精巧的木偶”。另外，他决不会“分享巴尔扎克对《巴马修道院》的热情。”巴尔扎克曾经对这部小说写过长篇评论，十分赞赏，圣伯夫指的就是这篇文章。圣伯夫认为斯丹达尔的短篇写得还可以，至多是—个“正直的人”。圣伯夫对斯丹达尔的评价相当低，只把他看成—个连三流甚至连四流都不如的作家，因为他比不上今日已被人遗忘的沙尔·德·贝尔纳、维奈·莫莱、德·维尔德兰夫人、拉蒙、塞纳克·德·梅朗、维克·达齐尔等等末流作家（今日的文学词典已经查不到这些作家的名字）。圣伯夫对斯丹达尔的评价之低真是令人吃惊！
普鲁斯特随后对圣伯夫的批评标准和文艺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发现圣伯夫对19世纪另外三位大作家，即奈瓦尔、波德莱尔和巴尔扎克的评价同样存在极端错误的判断。奈瓦尔（1808-1855）是20世纪现代派的先驱，他对梦的挖掘启迪了后来人，而圣伯夫无法理解奈瓦尔的独创性所在。《热拉尔·德·奈瓦尔》一文既展示了圣伯夫的错误看法，又分析了奈瓦尔的巨大贡献。圣伯夫对奈瓦尔的总体印象是：“热拉尔·德·奈瓦尔，像是往来于巴黎、慕尼黑之间的旅行推销员。”这一古怪的论断令人难以理解，大概圣伯夫看到奈瓦尔曾经到国外旅行的经历，认为他并没有写出什么有分量的小说和诗歌。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普鲁斯特以奈瓦尔的代表作之一、短篇小说《西尔薇》为例，认为奈瓦尔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作家。普鲁斯特指出：“现在人们一致宣称《西尔薇》是一部杰作。”《西尔薇》以梦幻式的回忆手法来表现，他给法国的瓦卢瓦地区以“梦一般的气氛”。小说第二章写的是梦境：“我同到床上，却无法休息。我沉浸在半睡眠状态中，我的整个青年时代又掠过我的记忆之中。理智还在抵制梦的古怪组合，这种状态往往在几分钟内让人看到一长段生活时期最令人触目的景象。”这是奈瓦尔对人进入梦境的描写。普鲁斯特深刻地断言，奈瓦尔在小说中“竭力艰辛地给自身确定、抓住和阐明人类心灵紊乱的细微变化、深刻的规律和几乎把握不住的印象”。奈瓦尔写的是回忆过去的梦，回忆他过去爱过的女人。这种将梦与回忆结合起来的写法，给普鲁斯特做出了榜样……，奈瓦尔是一个诗人，他的小说也充满了诗意……，梦、梦幻的气氛充溢着抒情的色彩。小说对色调的描写同样值得人们注意。普鲁斯特认为：“在落日时分，白丁香让它的白色歌唱，人们感到自身充溢着美……《西尔薇》的色彩是一种紫红色，一种紫红或淡紫色天鹅绒的红玫瑰色彩。”奈瓦尔对色彩的敏感也给普鲁斯特带来启示，虽然奈瓦尔还没有达到通感的感悟，但他对色彩的描绘无疑加强了小说的诗意。毫无疑问，《西尔薇》这篇诗化的小说从艺术上说来，是一种新创造。它已被列入法国的优秀短篇小说。对于这样富于独创性的作品，圣伯夫居然一无所感，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失误，这与他的批评家声名很不相称，至少表明他对新技巧无动于衷。
《圣伯夫与波德莱尔》是一篇更为重要的文章。波德莱尔在生前受到社会的攻讦，他的诗集《恶之花》曾被法院起诉，判处罚款。波德莱尔的地位今天已经确定了，他是现代派的鼻祖。法国诗歌越出国界，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应从波德莱尔开始。所以普鲁斯特认为波德莱尔是“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普鲁斯特敢于把波德莱尔置于雨果之上，不仅反映了他的爱好所在，而且表现了他独到的批评家眼光。普鲁斯特与波德莱尔有一脉相承之处，他的偏爱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篇文章中，普鲁斯特抓住了一点，就是波德莱尔是圣伯夫的朋友，两人之间有通信关系。波德莱尔比圣伯夫的辈份小，对于这位大批评家怀有十分崇敬的心情。他一直期望圣伯夫能为《恶之花》写一篇评论文章，加以推荐，而且波德莱尔还写过赞扬圣伯夫的文章。但是他的期望落空了。且不说圣伯夫不愿为波德莱尔的官司提供说明，不愿让波德莱尔进入学士院，根本没有提携年轻人的长者风度。圣伯夫在提到波德莱尔时总是带上很大的保留，甚至玩弄文字游戏，模棱两可地说《恶之花》“是一座诗人建筑在文学堪察加尽头的小亭子，我称之为‘波德莱尔游乐场”’。这句断语与其说是赞语，不如说是贬语。所谓文学堪察加指的是文学园地最边远地区，不属于文学的主流，是不起眼的小玩意儿一小亭子。所谓游乐场，是指诗人在那里玩游戏，这连试验也谈不上；这是个人的一种消遣之作，不登大雅之堂。普鲁斯特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具体分析了波德莱尔的多首诗歌，然后指出：“看来，波德莱尔是通过语言前所未有的非凡力量（无论人们怎么说，比雨果的语言强有力百倍），将感情永恒化……他给各种痛苦、各种温柔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这是适合他的精神世界特有的形式，在别人那里根本找不到，是只有他一个人居住，与我们所知全不相同的星球的形式。”普鲁斯特显然明了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深刻认识到《恶之花》中的诗篇不同凡响，波德莱尔在表达感情方面达到一个新高度。他深知波德莱尔在形式（其实指的是艺术手法）上的独特性、无与伦比性。普鲁斯特接着指出波德莱尔运用了“有热量、有色彩的形式”，他所写的一切混合成“幽暗而深邃的统一体”，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即指波德莱尔运用了通感。圣伯夫显然没有发现波德莱尔的创新性，不理解他的描写开辟了描写城市和精神现象的新领域，不理解他的象征和通感手法，因而只把波德莱尔看成—个蹩脚诗人。
《驳圣伯夫》中有两篇文章论及巴尔扎克，即《圣伯夫与巴尔扎克》和《德·盖尔芒特先生的巴尔扎克》。普鲁斯特对巴尔扎克的作品非常熟悉，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就不断地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当时，他对巴尔扎克的一些写作方法虽然是赞赏的，但批评多于赞扬。普鲁斯特认为巴尔扎克的语言粗俗，不讲究风格等等，直至后来写作《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的态度才产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在写作这两篇文章时，他对圣伯夫评论巴尔扎克的观点仍有许多意见。普鲁斯特指出：“圣伯夫不了解的同时代人之一是巴尔扎克。”圣伯夫写过儿篇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以批评为主，只有在巴尔扎克逝世以后所写的文章中说了一些好话，但依然不够公允。普鲁斯特认为，巴尔扎克笔下的上流社会女性具有“深刻的社会真实性”，他研究过诉讼代理人和外省生活。普鲁斯特尤其赞赏巴尔扎克采用了人物再现的手法，析这两方面都是圣伯夫看不到的。圣伯夫指责巴尔扎克拔高了特鲁贝尔神父，把这个神父写成黎塞留式的人物；又认为把伏脱冷、毕安训、德普兰等人物写得过于高大，但“环境缺乏伟大性”。普鲁斯特反驳说：“实际上，这正是他的小说家的目标：写作一个匿名的故事，研究某些历史人物的性格，就像他们在历史因素之外所表现的那样，其实正是历史因素使他们变得伟大。巴尔扎克的观点就是这样，这并不令人反感。”至于人物再现手法，圣伯夫指责说：“这样的意图最终使他导向最错误的、最与兴趣背道而驰的观念，我的意思是说，让同一个人物像人们已经熟知的哑角一样不断地在几部小说中反复出现。这样就极大地有损于读者对新出现人物的好奇心，有损于对产生小说魅力的意外因素的吸引力。读者经常面对着一些老面孔。”普鲁斯特则认为再现人物手法是巴尔扎克的天才的表现，而这一点“圣伯夫并不理解”，普鲁斯特还指出圣伯夫“指责巴尔扎克的意图广阔、描绘的丰富繁复，称之为可怕的杂乱无章。”圣伯夫武断地要拿掉《三十岁的女人》、《弃妇》、《新兵》、《石榴园》、《单身汉的家事》、《路易·朗贝尔》，甚至巴尔扎克的杰作《欧也妮·葛朗台》，对巴尔扎克的《笑林》故事、“经济小说、哲理小说、磁性感应小说、神智学小说”嗤之以鼻。圣伯夫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容了极其广泛的内容很不以为然。普鲁斯特再次反驳说：“但是，这正是巴尔扎克的作品的伟大所在。”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这是以往的作家没有做到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间喜剧》描绘的图景的真实性和广阔性深深吸引了普鲁斯特，而作为一代批评家代表的圣们夫对此却视而不见，岂不是咄咄怪事？
圣伯夫无视当代‘蕈要作家并不限于对奈瓦尔、波德莱尔和巴尔扎克的贬低，譬如，他认为“福楼拜介乎巴里埃尔（此人在文学词典中也查不到）和小仲马之问”，“福楼拜、斯丹达尔等等，蹩脚作家”，由于只是片言只语，普鲁斯特只引用出来，未加详尽地批驳。
法国批评家贝尔纳·德·法洛瓦正确地指出：“如果普鲁斯特满怀热情地探索巴尔扎克、奈瓦尔、波德莱尔的作品，实际上与其说是为了找到反驳圣伯夫的论据，还不如说是为了替自己找到鼓舞，仿佛是对他自己的作品做预示的工作。”普鲁斯特对这三位作家特别感兴趣，因为为他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对精神的挖掘，这正是他即将要进行的工作。法洛瓦又指出：“要是奈瓦尔教会普鲁斯特想象的作用，那么巴尔扎克却教会他真实的重要性。”奈瓦尔对普鲁斯特的启示在于以梦幻的手法去描写乡村，《追忆逝水年华》中的贡布雷村就像《西尔薇》中的瓦洛瓦；奈瓦尔笔下的梦有强烈色彩；他从记忆中得出“感觉的个人素质”。普鲁斯特在《西尔薇》中还发现了欢乐与痛苦的交织，白天欢乐，晚上悲伤。《追忆逝水年华》的《在斯万家那边》和《在盖尔芒特家那家》也描写这两种情感。普鲁斯特对梦的描写、对爱情的分析，也部分受益于奈瓦尔的作品《西尔薇》和《奥蕾丽亚》。普鲁斯特认为奈瓦尔力图“阐明人类心灵说不清的细微差别、深刻的法则、几乎抓不住的印象”。至于巴尔扎克，他的人物重现手法给以普鲁斯特重大启示。人物反复出现，除了使小说家描写社会前后统一以外，还让人感受到时间的绵延、人的衰老变化，时间使人成长变化。普鲁斯特随后发展为在对时间的追忆中去表现社会。尽管此时普鲁斯特对巴尔扎克还有很多保留，但他对圣伯夫无视巴尔扎克的成功大感不满。至于波德莱尔，普鲁斯特赞赏这位诗人嘲弄自己痛苦时明晰的冷漠，并运用最普通的事物去象征他的精神世界的各个侧面。圣伯夫却对这三位极有成就的作家大加挞伐，不能不激起普鲁斯特的愤慨，于是他情不臼禁地提笔加以批驳。
《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