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派的领袖，他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和文艺理论上都有重大建树。毋庸置疑，他是法国文学中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并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世界大作家之列，下面就雨果的生平和小说创作作一介绍。
一、生平和创作道路
雨果于一八0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诞生在贝尚松。父亲是个共和党人，在拿破仑部下从一个普通士兵擢升为指挥官、将军。母亲信奉保王党。雨果幼年和少年时，父亲征战疆场，无暇顾及他。他跟随着母亲，在政治上受到母亲的影响，成为保王党的忠实信徒。他几乎以喜悦的心情迎接拿破仑的下台。雨果从十二岁开始写诗。一八一七年法兰两科学院为了纪念圣路易节，以“研究生活带来的幸福”为题，举行诗歌比赛，雨果得了第一鼓励奖：一八一九年，他又获得图卢兹的百花诗赛奖。名重一时的浪漫派先驱夏多布里昂将雨果誉为“神童”。雨果也表示：“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这是雨果为自己立下的第—个雄心壮志：要成为文坛泰斗。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一九年，他连续三次得奖，获得国王路易十八的五百法郎奖金。一八一九年，他同两个兄弟创办《文学保守者》，至一八二一年为止。一八二五年，他以《加冕大典》献给查理十世，得到两干法郎的奖赏。
雨果是个早熟的诗人。一八二二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颂歌集》。随后他与青梅竹马的阿黛尔·富歇结婚。一八二四年他出版了《新颂歌集》，两部诗集随之合成《颂歌与民谣集》。雨果借取了中世纪行吟诗人喜欢的题材和形式，有的诗篇表现了高超的技巧。一八二六年，他与维尼、缪塞等浪漫派诗人组成第二文社。一八二七年，雨果转向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变化。《铜柱颂》缅怀拿破仑时代对封建君主国家的武功就是表征。
一八二七年十月，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言》，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书，雨果从此成为浪漫派的领袖。这篇洋洋洒洒的雄文，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雨果提出：“浪漫主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他批评古典主义戏剧的造作和束缚，反对三一律，提倡现代正剧，与古典主义相抗衡。为了反对假古典主义，雨果提出了一条新的美学原则：对照。他认为：“丑就存在于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滑稽怪诞在崇高的背面，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伴。”这条对照原则，一直指导着雨果的文学创作。
一八二几年，雨果发表《东方集》，其中有歌颂希腊独立战争的诗篇，景色描绘十分出色。同年，他发表了剧本《玛丽蓉·德洛尔姆》，由于描写的是波旁王朝统治下发生的事，遭到了禁演。一八三零年二月二十五日，《欧那尼》正式上演。演出期间，浪漫派和假古典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首演时，浪漫派占了上风。斗争从第二场演出又重新开始，直至第四十三场，最后浪漫派的胜利终于确立。雨果名声大振，圣伯夫用两句诗形容他这时的威望：“我们在您面前就像芦苇折腰。您走过的风能将我们掀倒！”雨果成为文坛上升起的一颗灿烂的新星。
早在二十年代，雨果写过两部小说《冰岛魔鬼》和《布格一雅加尔》，受到英国哥特式小说和司各特的影响，具有浪漫主义的特点。一八二九年他发表中篇《死囚末日记》。一八三一年，雨果发表了《巴黎圣母院》，这是一曲反封建的悲歌。小说女主人公爱斯美腊达和钟楼怪人卡席莫多代表受欺凌受迫害的下层人民。结局攻打巴黎圣母院的浩大场面，显示了人民的威力，这也是七月革命的一种回响。雨果将对照艺术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部小说不愧为浪漫派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雨果主要从事诗歌和戏剧创作。他发表了四部诗集：《秋叶集》（1831）抒写家庭和个人生活，情调忧郁；《晨暮曲》（1835）既抒发忧愁，又憧憬希望的到来；《心声集》（1837）回忆家庭生活，描绘大自然美景；《光与影集》（1840）记录了他与朱丽叶的爱情，扩大了大自然的题材。这一时期，雨果主要从事抒情诗的创作。他以才思敏捷、题材丰富、激情奔放、韵律多变而称雄诗坛。雨果创作了六部戏剧。《国王取乐》（1832）写的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轶事。《吕克莱斯·波基哑》（1833）描写一个女下毒犯的故事。《玛丽·都铎》（1833）描写十六世纪英国女王的爱情纠葛。《安日洛》（1835）描绘十六世纪意大利贵族的复杂感情关系。这些剧本情节离奇，下层人物的作用十分突出。这个倾向在《吕依·布拉斯》（1838）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此剧是雨果戏剧创作的一个总结。主人公最后反抗和杀死了他的主人，他是聪明的下层人民的体现者。这部诗剧具有古典式的纯粹和简洁，形象鲜明，风格高雅。雨果的戏剧创作以《城堡卫戍官》的失败而告终。
雨果是法国戏剧史上的重要作家，他与古典主义戏剧家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齐名。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使浪漫主义戏剧确立了地位。他的戏剧不同于古典主义，其特点是描写下层人物，颂扬他们的聪明、能干、有理想和反抗精神，体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例如他笔下的绿林好汉欧那尼、小丑特里布莱、仆人吕依·布拉斯都是被社会排斥、被放逐、受侮辱、地位低下的人物，雨果的同情在他们一边。同时，雨果暴露贵族的贪婪、狠毒、好色、狡黠、背信弃义、好吃懒做。雨果的剧作喜欢悲喜混合，人物塑造运用对照手法。总的说来，他的戏剧是向现代剧的过渡。
从四十年代开始，雨果力图在政治上有所所为。一八四一年，雨果经过多次努力之后，进入法兰西学士院。一八四五年，雨果当上贵族院议员。他为受压迫的波兰大声疾呼，为人民的贫困呜不平，反对死刑。他属于自由派，但不是共和派；是人道主义者，但不是社会主义者、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路易一拿破仑发动政变，雨果企图组织抵制活动。希望幻灭后，他不得不逃到布鲁塞尔。一八五二年八月，他和家人避居在英国的小岛——泽西岛上；一八五五年又迁移至盖纳西岛。但他念念不忘祖国，从他的房间可以瞭望法国海岸。
在布鲁塞尔逗留时，雨果已经开始写作《一件罪行的始末》，并写成论战性小册子《小拿破仑》（1852）。雨果对路易一拿破仑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恨，与之誓不两立，由此又写出《惩罚集》（1853）。讽刺是《惩罚集》的尖锐武器，法国诗人勒贡特·德·利尔指出：“仇恨暴政，热爱自由，渴望斗争，争取胜利，勇于献身，一切都在诗集中凝聚、汇合。”雨果以拿破仑第一与拿破仑第三作对比，向政变时的死难者致哀，预言第二帝同的垮台，表示要战斗到底。一八五九年，雨果轻蔑地拒绝厂拿破仑第三作出的大赦，他看不到这个政权崩溃，是不会踏上法兰西国土的。雨果过了十九年的流亡牛活，直至一八七0年九月，第二帝国覆灭，第三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他才返回祖国。
在流亡期间，雨果还写出了《静观集》（1856）。这是雨果对自己的生涯的总结和回顾，它汇总了各种抒情题材，并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抒情诗创作的高峰。诗人咏叹童年、爱情，抒发失女的悲痛，写出哲理的沉思，感情真挚，诗句铿锵。
雨果不仅是个政治诗人和抒情诗人，而日，是个史诗诗人。他从一八四0年起，就开始写作关于“人的诗歌”，这是一部“神秘的伟大史诗”，《历代传奇》（1859、1877、1883）这部人类的诗史，不同于一般历史教科书上所记载的史实，因为雨果既从《圣经》、神话和历史中撷取素材，又发挥诗人的想象。其中贯穿了雨果对人类不断进步的信心，体现了他对历史发展的乐观态度。这是一部诗歌杰作，堪称十几世纪最有表现力、最丰富的诗集之一。
雨果晚年还发表了《林园集》（1865）、《凶年集》（1872）、《祖父乐》（1877）、《精神四风集》（1881），还有不少重要遗诗，如《天主》、《撒旦》等，其中，《凶年集》反映了雨果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部诗集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普法战争期间巴黎的被围、饥馑、巴黎公社的诞生、街垒战、公社失败、当局的镇压，都有忠实的记录。
雨果作为一个大诗人，在诗歌艺术上有重大的发展。首先，他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无论抒情、讽刺、写景、咏史，还是哲理沉思，他都得心应手，在这方面，没有哪个法国诗人能与他媲美。在抒情诗中，他擅长抒写爱情和个人生活，写出劳动和劳动者的尊严，对大自然的魅力和神秘有深切的感受，对自由和受压迫、求解放的民族充满了同情和支持……讽刺诗善用冷嘲热讽，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的短小精悍，有的气势恢宏他创造了小型史诗，使史诗这种古老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其次，雨果的想象力丰富。他的视觉非常敏锐，并能将各种意象刻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想象力常常把诗人带出了真实的世界。他的诗歌豪放阔大，雄奇瑰丽，全景观照，气贯长虹。第三，雨果将对照也用于诗歌创作中，崇高与滑稽丑怪配对，黑暗与光明配对，罪行与无辜配对，冬天的阴冷与夏天的明媚对照。结句出人意外，形成强烈反差。第四，雨果在修辞上，善用同位语隐喻，如“太刚一思想”、“狗一撤旦”。这种构词法是将抽象事物与具休意象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含义，对哲理诗、政治讽刺诗、史诗尤其有效。这种手法与后来波德莱尔提出的通感，兰波提出的“语言炼金术”一脉相通。第五，雨果的诗歌语言丰富多彩，韵律运用自如，音节有多种变化。在浪漫派诗人中，雨果也许是最注重艺术的一个。
流亡期间是雨果创作最丰盛的时期。他还出版了论著《威廉·莎士比亚》（1864）……特别是发表了《悲惨世界》（1862），达到了他的小说创作的顶峰《悲惨世界》是人同社会搏斗的一部史诗，而《海上劳工》（1866）则是人同自然搏斗的另一部史诗。《笑面人》（1869）以十七和十八世纪之交的英国为背景，对贵族特权作了犀利的批判。
雨果的小说创作以《九三年》（1874）煞尾。小说以法国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为背景，对这场革命作出了人道主义的哲理沉思。
雨果是一个精力旺盛、才思过人的作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如《莱茵河游记》、《见闻录》）等方面都成果累累，就多才多艺来说，在法国作家中，他是无与伦比的，他直到八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
雨果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传奇般的经历，他坚定的斗志，他维护正义的努力，更使他的形象显得高大。在法国人眼中，他是反抗专制暴政的不屈斗士，和平、民主、博爱的鼓吹者和捍卫者。值得注意的是，一八六一年，他在一封信中义正词严地谴责了西方列强掠夺圆明园的罪行，对中国人民表达了深厚的感情。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在雨果巴黎寓所的窗外，有六十万仰慕者走过，祝贺他八十寿辰。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雨果因患肺充血，不治逝世。在昏迷状态中，他吟出一个佳句：“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这句话概括了他作为斗十的一生。六月一日，法国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两百万人参加了隆重的葬礼，他的灵柩被运送到先贤祠。雨果享受的哀荣，在法国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二、小说创作
雨果的小说在后世影响巨大，即使在法国，当今大部分读者阅读的是他的小说。雨果无疑是法国乃至世界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都自成一格。雨果的小说并不多，重要小说只有五部：《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和《九三年》。雨果仅以这几部小说奠定了他的小说家地位。如果说他的诗歌写得滥了一点，那么，他的小说倒是写得相对精粹，每部小说无论题材和艺术上都别出机杼。
雨果的小说在内容上的第一个特点是，他能以独特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反映他的共和思想。
《巴黎圣母院》写的是十五世纪末的法国，但雨果不是写真实的历史事件。小说以一个吉卜赛女郎的经历为中心，展示下层人物的生活。在巴黎的贫困地区，有一个乞丐王国，乞丐们为了他们其中一个的安全，可以奋不顾身地攻打神圣的巴黎圣母院，引发一场暴动，惊动了路易十一国王。这个故事名不见经传，完全是雨果的虚构。一方面，雨果注意描写当时的历史风貌，正如他所指出的：“这是十五世纪巴黎的一幅图画，是关于巴黎的十五世纪的一幅图画。”在小说中，中世纪的民间节日，上演神秘剧，选丑人之王的古风得到细致的描绘，特殊的流浪人社会、在街头和广场耸立的绞刑架、阴森恐怖的巴士底狱、巫术和炼金术的流行、宗教享有的特权、国王的隐蔽和行踪不定的生活都一一得到再现。雨果在《论司各特》一文中说过，他要创造一种新型的小说，在这种小说中，“想象的情节展开为真实而多变的画面，如同实际生活中事件的发展一样”。他还赞扬这位英国浪漫派小说家“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精确结合了起来”。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正是要追求，而且创造出这种类型的历史小说。雨果没有单纯地描绘风俗，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构想出一场乞丐的暴动。这场暴动是对国王权威的冒犯，是对教会圣地的侵犯。路易十一不由得勃然大怒，“由狐狸变成了狼”，狂呼“把平民斩尽杀绝，把女巫绞死”。有两个弗兰德尔的使者提醒他，象征封建主义的巴士底狱将“在喧哗声中倒坍”，国王会“很快听到敲响了平民时代的钟声”。这是对封建主义行将崩溃的预言。小说发生在一四八二年，路易十一是在一四八三年逝世的。雨果将故事放在路易十一统治的末年，意味深长。路易十一的夫世意味着中世纪的结束，继位的弗朗索瓦一世是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位国王。也就是说，一四八二年正是中世纪即将过去，新时代的曙光开始透露出来的交替时刻，如同一八三O年七月革命前夕社会动荡、封建制度摇摇欲坠的景况。雨果赋予了这部小说以鲜明的现实意义，他是以历史的折光来反映现实的。
《悲惨世界》倒是描绘了真实的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和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人民起义。在雨果看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遭到惨败，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拿破仑虽气数已尽，但封建制要卷土重来。正因如此，拿破仑远比胜利者威灵顿伟大得多。历史的车轮是倒转不了的，法国社会尽管要经历一段曲折发展，但仍要朝共和的方向前进。雨果对这场战役的理解无疑有独到之处。另外，雨果把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起义看作实现共和制的一个起点。起义领袖昂若拉存街垒覆灭前的一席讲话就体现了雨果的看法，昂若拉指出，这场起义是为了未来而付出的可怕代价，死在街垒上，也就是死在未来的曙光中。雨果对共和国的期待显然是针对第二帝国而言的，他以此去批判拿破仑第三的倒行逆施。
《笑面人》以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为背景。雨果指出，这段历史“为法国的十八世纪作了准备”，“倘若有人问作者，为什么他要写《笑面人》，作者会回答，作为哲学家，他旨在显示灵魂和良心；作为历史学家，他旨在显示鲜为人知的君主专制的事实以及提供民主政治”
雨果要对这一时期的英国君主立宪制进行批判。雨果采取虚构的方法：“我的方式是通过虚构的人物，描绘真实的事物”。笑面人格温普兰（克朗查理）、绰号叫“熊”的卖艺人和盲姑娘“神女”是纯粹虚构的人物：女公爵约瑟安娜的怪僻性格也是作者想象的产物一通过虚构人物去反映历史，是雨果的基本方法。雨果站在共和主义的高度来批判君主立宪。小说抨击了贵族阶级享有极不合理的特权：他们的产业大得惊人，一个公爵骑马走了一百二十公里，还没有走出自己的产业；一个爵爷有儿万家臣和佃农，有自己的法官、牧师，犯了叛国罪也不能对他加以刑讯，他差不多等于国王和上帝；即使他不识字，依照法律也算是识字的。笑面人愤怒地说：“你们亨有权威、财富、不落的太阳、无限的权力、无比的享受、”小说指斥国王查理二世“是个无赖”，詹姆士二世“是个坏蛋”，他怂恿贩卖儿童，把小孩变成畸形人。笑面人愤怒地说：“国王不过是寄生虫，你们却饲养寄生的君主。本来是蚯蚓，你们把它饲养成蟒蛇；本来是条虫，你们把它饲养成长龙。”安娜女王因为妹妹比白已长得漂亮，而且妹妹的未婚夫也很漂亮，就嫉妒万分。她发现了笑面人是克朗查理的继承人后，便幸灾乐祸地下令让妹妹和这个丑八怪结婚。笑面人感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婚姻而没有爱情；有家庭而没有兄弟友爱；有财富而没有良心；有美貌而没有廉耻；有法律而没有公道；有秩序而没有均衡；有权势而没有智慧。”这痛切的语言，是笑面人对一生所见所闻的总结，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雨果通过他，预言这个罪恶的制度终将崩溃，代之以共和制。
《九三年》则反映了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的风貌，雨果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是因为他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革命产生新的想法：他基本上赞成这场革命，同时又对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思考。一七九三年正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党，登卜了历史舞台，面对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党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雅各宾党派出共和军前往旺岱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同了大革命的成果，雨果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所以伟大的原冈，它比本世纪的任何时刻更伟大。”他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选取这一年的事件来描写，能充分反映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小说在读者面前真实地展示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都活活烧死在家里。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决不饶恕”。保王主义存一些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盲日地跟着领主走。他们愚昧无知；农妇米雪尔·佛莱萨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退尔马克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德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动叛乱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面对贵族这种残忍的烧杀，共和军以牙还牙，绝不宽大敌人。在稚各宾派内部，三巨头一一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虽意见分歧，但都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两穆尔登去当共和军的政治委员，颁布用极刑来对付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因为要保存革命成果，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和艰巨性还在于：“赶走外敌只要十五天就够了，推翻帝制却要一千八百年。”一千八百年的封建制度在人们头脑中造成的影响，使得革命经历了曲折反复，要同反革命进行多次较量，才能最后确立资本主义社会。战争、流血、以恐怖对恐怖，这是反革命迫使革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手段。
这几部小说的描写，都表明雨果鲜明的政治态度，体现了他高昂的为共和制而战斗的激隋，这是他的小说值得肯定的进步倾向。
其次，雨果的小说一贯以人道主义去观照历史，批判丑恶事物，赞美崇高品德。在十九世纪作家中，雨果这种取向较有代表性。
《巴黎圣母院》主要通过爱斯美腊达和敲钟人卡席莫多来表现主题。爱斯美腊达是一个善良、纯朴的少女。诗人格兰瓜尔误人乞丐巢穴，就要送上绞架。她出于同情，愿与他结为夫妇；根据这里的“法律”，他才免于一死。卡席奠多曾经遵循克洛德的指使，企图劫走她。但他在广场上遭受鞭刑，口渴难熬时，她义出于恻隐之心，走上前去给他喝水。她被孚比斯的漂亮外表迷惑，对他一往情深，而对她所厌恶的克洛德则坚拒不从。为此种下祸根，受到接二连三的迫害。她因孚比斯被克洛德刺伤而忍受不了“穿铁靴”的酷刑，以致属打成招。克洛德对她的追逐和迫害，是教会上层人物为了满足兽欲而不惜施展阴谋的表现；法庭只靠酷刑来审问，千古奇冤层出不穷，反映了封建统治的阴森可怖、腐败黑暗，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雨果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善良人民寄以无限的同情。卡席莫多外貌奇丑无比，是个弃儿，平时遭人笑骂，乐趣只在于抱住圣母院的大钟不停地撞击，似乎根本没有常人的感情，其实，惟有他的内心燃烧着对爱斯美腊达纯真的爱情之火。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她的爱慕，只能以行动表现出来：他从绞刑架上将爱斯美腊达救下，藏在圣母院之内；对这个圣地，别人奈何不得。卡席莫多想以此来保护自己崇拜的偶像。他设法让她住得舒适一些，自从发现副主教对她有不轨的行为以后，他索性睡在她的门口保护她。乞丐们攻打圣母院，用意是保护她，不让她绞死在广场上。卡席莫多不愿她离开自己，一个人奋战在圣母院的塔楼上。他的行动远远胜过中世纪的骑士为了自己的美人在原野上冲杀的勇气。他的奋激，他的忘我，他的不顾一切，完全表露了他的爱情。最后，他瞥见副主教站在那里观看爱斯美腊达上绞刑，露出一丝魔鬼的微笑，这微笑反映了黑袍下的恶毒心肠。副主教的卑劣和残忍激起了他正义的愤恨，他毅然地将副主教从高处推了下去。雨果以人道主义思想去描写这个畸形人，发掘出他内心情感中美好的思想，认为下层社会中这样受凌辱的人物的内心，要比上层人物的心灵高尚得多。
《悲惨世界》也是一曲人道主义的颂歌。小说描绘了社会底层受苦受难、受凌辱受欺侮的穷人，展现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几个主人公都是挣扎在死亡线卜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苦人。让·瓦尔让因饥饿而偷面包，被捉住坐牢，判了五年徒刑，由于几次越狱，竟坐了十九年的监牢。刑罚之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他想改恶从善，但社会却不让他有一席之地，他被法律紧紧追踪，被打人另册。芳汀的命运比他更为悲惨，她因不慎失足而被工厂拒之门外，卖掉一头秀发、两颗门牙，仍然筹不满女儿的赡养费，终于沦为娼妓。曾几何时，一个活泼泼的少女变得形容枯槁，病人膏盲，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她的女儿柯赛特自从流落在泰纳迪埃家，便成了一个小奴隶，受尽了一切折磨。雨果对笔下这三个人物倾注了同情，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哀其不幸。雨果还从另一个角度宣扬人道主义的力量：让·瓦尔让受到米里埃尔主教仁爱之心的感化，重新做人，他广做善事，获悉别人要替他受刑，便挺身而出；看到平时与他作对的割风老爹压在马车下，便不顾一切相救：对于穷追不放他的沙威不但不趁机报复，反而放走。他的仁爱终于结出硕果：沙威被他的行为感化了，也放走了他，自己则投河自尽。通过沙威的死，雨果力图表现人道主义的威力：它能战胜最坚定的信念。
《笑面人》则通过对残废人的描写，表现人道主义思想。笑面人的丑陋是社会强加给他的，人贩子改变他的脸容，既是秉承国下的旨意，又是供人取乐。对此雨果作了鞭辟人里的分析：“降低人的地位，很自然就会引导到改变人的外形，为了使外形和地位相符，就必须改变被降低地位的人的容貌。”为了改变人的地位，竟采取这种非人道的手段，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狠毒。作者通过笑面人的口说，他的笑容表达了人类的痛苦，是肉刑的结果。这象征着人类的权利、正义、理性、智慧，都受到了摧残。国王在他心里安放了愤怒和痛苦，却给了他一个欢愉的面具。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毒行径。“女神”是个肓女。她看不见笑面人的丑，只感到笑面人的美。笑面人告诉她，自己长得很丑。她回答：“长得丑，这是什么？这就是做坏事。格温普兰只做好事，他长得挺美。”这富有哲理的回答，道出了符合道德标准的美丑观，也表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女神”以为笑面人一去不回后，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身体迅速垮了下去，离开了人世。笑面人赶来晚了一步，他跳海自尽，追随她而去。他们的爱情悲剧，是肉体残缺、心灵美好的一对情侣被社会戕害的一曲悲歌。
《九三年》的结尾又一次表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叙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朗德纳克本来已逃出古堡，但看到i个小孩被困在火海中，于是义返身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孩子，自己则落入共和军手里。郭文震惊于朗德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应该以人道对待人道，便放走了朗德纳克。西穆尔登不顾广大战士的请求，坚决执行法令，将郭文斩了首；就在郭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开枪自尽。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德纳克就是这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人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义自动破坏了那罪行”。郭文一贯对敌人宽大，甚至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阵……‘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郭文果然把朗德纳克当作了兄弟，甚至当作了英雄。雨果把西穆尔登写成革命政府的化身。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到过他流泪。雨果认为他正直而又可怕，虽然崇高，“但这种崇高是和人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
他向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郭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他和郭文展开辩论，最后无言以对，但他无法克服心中的矛盾。“他有着箭一样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登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通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道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九三年》反映了雨果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雅各宾党三巨头在雨果笔下，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可是同时也包含着弊病。郭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滥杀的情况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们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行刑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行宽大政策，具有合理因素，只不过如何执行这个政策，倒不见得像雨果所描写的那样，放走敌人。雨果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似有将革命与人道主义割裂开来之嫌。
总之，人道主义是雨果思想的核心，充分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虽然十九世纪作家都有人道主义思想，但可以说雨果表现得最为强烈、最为鲜明、最为突出。
雨果的小说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例如描写人同自然的搏斗。雨果在《海上劳工》的序言中写道：“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的三大斗争。这三大斗争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有三种宿命压在我们头上，即教义的宿命、法律的宿命和物质的宿命。”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我旨在歌颂劳动、意志、忠诚以及一切使人变得伟大的东西。”《海上劳工》是人与大自然搏斗的颂歌，是劳动的颂歌，也是人的颂歌。吉利雅特锻造了各种各样的工具，竖起四台起重机，把沉重的机器吊到帆船上。艰巨的劳动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奇迹。他战胜了暴风雨和巨大的章鱼，完成了常人无法完成的业绩，是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约伯”。他的劳动被作者升华为一种足以与任何巨大的自然力相颉颃，并战而胜之的伟大力量，他不屈不挠的意志被礼赞为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吉利雅特还舍已为人，助人为乐，帮助自己所爱的人逃走，品德高尚。
在艺术上，雨果的小说独具一格，有不少创造。
首先，雨果的小说充满浪漫的想象。在他笔下，巍然壮观的巴黎圣母院拟人化了。这座象征中世纪文明的大教堂，既是一个人物，又是一个世界：“这个可敬的建筑的每一个面，每一块石头，都不仅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页，并且也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这座建筑是神奇的，里面有丰富的艺术品，“每一块石头都生动地表现出艺术家的天才加以修饰了的、用千百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劳动者的幻想”。雨果怀着无比热爱与赞赏的心情，称呼这是“巨大的石头交响乐”。更进一步，这座石头建筑与卡席莫多联成一体，他对教堂有磁性相吸那样的密切关系，他附着于教堂就像乌龟附着于龟壳一样。一个畸形人，按常理说，连行动也不方便，而卡席莫多却能在圣母院高耸峭拔的塔楼爬上爬下，在凸出于建筑物之外的古图雕像之间跳来跳去，胜过杂技团的小丑，巴黎圣母院这座庄严肃穆的大教堂，在卡席莫多手下仿佛有了生命，散布着神秘的气息，它窥测和吞吐着人群，守护着它的石兽不时发出吼叫；这个庞然大物，是俯视着历代生活的见证人，它并非无动于衷，而是与它的主人卡席莫多共呼吸。在《海上劳工》中，暴风像一头野兽，有一张“吸液嘴”，有时又成为“水龙卷”七种风形成竖琴上的七个音阶。咆哮的风使天空发出共振，风像吹喇叭一样吹云，有军号、号角、角笛、小喇叭、大喇叭伴奏，“风是一群猎犬的主人，取乐地叫这些猎犬在岩石和波浪中狂吠。风聚集着云雾，又使之四散纷飞，风用一百万只手任意搓揉无边柔软的海面。”暴风雨仿佛有了生命，这是恐怖的、壮观的，它具有吞没一切的力量。小说中吉利雅特同章鱼搏斗的一幕也异常精彩。这只巨大的章鱼是海甲……的吸血鬼……，它有八条腕足，每条腕足有五十个吸盘，可以随意伸出缩进，刺人人体达一英寸多深。它没有血，没有骨，没有肉，肛门就是嘴，浑身都是冰冷的，它时常隐没在暗处，出其不意地扑向猎获物。“这是抽气机对你的攻击，无数的脚爪在用真空压迫着你。这既不是被抓着，也不是被咬着，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刺痛。把身上的肉撕裂是可怕的，但还没有像被吸血那样可怕。和这吸血器桐比，利爪简直算不了什么。野兽的爪可以抓进你皮肉，而吸盘则是把你整个身体投进了野兽的嘴里。”这段描写有无科学根据并不重要，读者尽可以把章鱼当作一种极其凶残的海洋生物，当作海洋——大自然的化身，当作浪漫想象的一种怪物。此外，爱斯美腊达和卡席莫多，死后尸骨一分开即成灰烬；占利雅特和恶魔般的章鱼搏斗并战而胜之，等等，都是浪漫想象的精彩描绘。
其次，雨果是运用对照手法的大师。《巴黎圣母院》把对照手法运用到极致。小说的四个主要人物分成两对：爱斯美腊达与卡席莫多、克洛德与孚比斯之间互为对照。前一对具有心灵美，但爱斯美腊达的爱情是盲目的，不能分辨美丑，而卡席莫多爱憎分明；在形体上，他们更是美丑对照，爱斯美腊达美若天仙，而卡席莫多是丑人之王，外加是聋子，后一对人物的心灵丑各有不同，克洛德奸诈狠毒，而孚比斯快活风流，看重钱财。爱斯美腊达和克洛德又是一对矛盾，纯洁与阴毒是他们各自的特征；爱斯美腊达和孚比斯是另一对矛盾，那是纯真与虚假的对比，卡席莫多和克洛德又是一对，一个头脑简单，只知道服从，另一个外表威严，发号施令；—个善良，富有同情心，在紧要关头敢作敢为，另一个恶毒，制造阴谋诡计。卡席莫多和孚比斯则是一丑一美，卡席莫多形体丑心灵美，孚比斯外貌美心灵丑。人物之间的相互对照在艺术上的效果，使得形象特点分明，美的显得更美，丑的显得更丑，人物之间也像有无形的纽带一样联系起来，不可分割，相得益彰。对照方法还应用到人物本身之中。爱斯美腊达天生丽质，爱情热烈，心地单纯，表里一致，是外在美和心灵美的结合。卡席莫多外貌奇丑，而心灵崇高，形成美丑对照。雨果在《吕克莱丝·波基亚》的序言中说：“取一个形体上丑怪得最可厌、最可怕、最彻底的人物，把他安置在最突出的地位上，在社会组织的最低下、最底层、最被人轻蔑的一级上，用阴森的对照的光线从各方面照射这个可怜的灵魂，并且在这灵魂中赋予男人所具有的最纯净的一种感情，即父性的感情。结果怎样？这种高尚的感情根据不同的条件而炽热化，使这卑下的造物在你眼前变换了形状；渺小变成了伟大，畸形变成了美好，”这段话也可以用在卡席莫多身上。卡席莫多有一颗善良正义的心，有嫉恶如仇的高尚品格。于是，外在渺小变成了伟大，畸形并不妨碍美好。卡席莫多为了开导爱斯美腊达，唱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提出了衡量人的美的标准：“别望着脸形，少女啊，要望那心灵。漂亮男子的心往往丑恶，有些心灵里并不存在爱情。少女啊，枞树并不美丽，并不像树木那么好看，但它在寒冷的冬季，能保住树叶。”这首歌所阐明的道理是作者的美丑标准，也是卡席莫多这个形象的写照和意义所在。卡席莫多这个形象的美丑对照不单在美学上具有价值，而且在道德观上也具有启迪人的意义。克洛德外表严峻冷漠，内心凶残歹毒，嘴上标榜禁欲主义，心里欲火炎炎。乎……比斯仪表堂堂，像太阳神一样俊美，可是行动轻浮，灵魂空虚，被称为愚蠢的美。人物的自我对照突出了心灵美的价值：内在美与外在美统一固然好，然而最重要的是内在美，即心灵美。心灵美是决定一个人好坏的惟一标准。在美学上，外貌丑心灵美的人物具有显示美与丑的特殊意义，给文学画廊增添了崭新的典型。在雨果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如此生动、充分、深刻地表现了美与丑的统一。这种形式上的丑与内容上的美的结合，为后世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存其他小说中，雨果的对照艺术还有某些发展。
第三，雨果重视心理描写，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颇深：《笑面人》的心理描写十分成功，雨果细致人微地刻画了笑面人的纯洁正直，不为美色所动，不受荣华引诱。女公爵约瑟安娜是一个复杂的形象，这种复杂性通过她的心理描绘出来。这是一个出身高贵、生活奢华、百无聊赖、追求刺激的贵妇典型、她美艳……异常，可是，她的“上身是漂亮的女性，下身却是一条水蛇”。她内心隐秘的思想十分邪恶。她的未婚夫是大卫·第利·摩埃爵士，两人都希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愿立即结婚，以便可以自由自存地寻欢作乐，她厌弃了唾手可得的爱情、风度翩翩的男了。出于寻求刺激，她看上了丑八怪笑面人。只见了一面便向他发出情书：“你是怪物，我是美人，你是小丑，我是女公爵。我是最高贵的，你是最微贱的。我要你，我爱你，来吧。”她认为这样的爱情别有风味。她声称：“最能吸引我的，是咬地狱的禁果，而不是咬天堂的禁果。”她这种变态心理，使她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她自卑自贱：“我是女人。女人是渴望变成污泥的黏土。我需要轻视自己……能够在下贱的人下面做下贱的人，这是多大的决乐！这是一朵双重耻辱的花，我采一朵特别大的卑贱之花！践踏我吧，这样才能真爱我。”另一方面，她又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高贵身份：“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吗？因为我看不起你。你太下贱，我太高贵，因此我要把你捧：圣坛：”她喜欢把高级和低级混合起来的混乱。这不是爱情，这是疯狂，是寻求刺激，是变态，是宫廷中的贵妇在百无聊赖和淫佚放荡的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极端心理。所以，一旦她接到女"的谕令，要她成为复得爵位的笑面人的妻子时，她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命令笑面人出去，因为这是她的情夫才有权利呆下去的地方“你不走，我走。啊！你是我的丈夫！最好不过了。我恨你……”这种反复无常，是通过心理活动描写出来的，活生生勾画出一个绝妙的贵妇典型，从而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的宫廷风尚。此外，《九三年》的结尾，郭文、西穆尔登展开思想斗争，都是大段的心理描写。《悲惨世界》中，让·瓦尔让、沙威、马里于斯、吉尔诺曼的塑造都贯穿了精彩的心理描写。雨果的心理描写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可以和司汤达的心理描写相媲美。
第叫，雨果擅长以史诗的气魄和规模去再现社会和历史。《巴黎圣母院》描绘了乞丐王国、宫廷、古建筑，特别是人民起义，具有史诗特点。小说描绘的场嘶浩大，人民的起义敲响了中世纪结束的钟声。这是一部描写中世纪社会风情和牛活的史诗。《悲惨世界》是一幅历史壁画。历史重大事件如滑铁卢战役、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人民起义和街垒战，得到正面的描写。雨果以雄浑的笔触描绘出事件的全景图。滑铁卢战役的描绘是粗线条的，大刀阔斧的。共和党人的起义则是具体的分镜头描写，表现得生动细致。社会生活下至强盗窝、苦役监、巴黎下水道，五色斑斓，场景恢弘，采用史诗笔法。《海上劳工》是一部人与大自然搏斗的史诗。雨果说过：“劳动也可以成为史诗。”小说描写人如何征服自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是一曲赞美人的伟大力量的颂歌，是人征服自然的史诗。《九三年》是再现大革命的史诗。小说描绘了大革命处于关键时刻的形势，共和军和保王党发动的农民叛军的残酷战斗。雨果从哲理高度去观照这场革命，悲惨的结局使这部小说具有崇高的史诗意味。总之，雨果力图在一部小说中再现一个历史时期的礼会生活，这是使他的小说具有史诗色彩的重要原因。
《雨果文集》总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