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达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前后将近30年，出版《东周列国志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上、下）、《三国故事》（上、下）、《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及半部《上下五千年》。
1.林汉达出版的历史故事集
林汉达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前后将近30年，出版的作品有：
《东周列国志新编》：从周平王东迁写起，到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止。共有180篇历史故事，46万余字。1948年由生活书店（后与知识书店、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修订后由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又经过修订改名为《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由中华书局重排出版。同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选编为《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出版。
20世纪60年代，他还出版了《春秋五霸》（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
《前后汉故事新编》（上、下）：该书是《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的姐妹篇，故事从张良主使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写起，到刘项之争尘埃落定，汉高祖登基止。共有140篇历史故事，48万余字。1978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国故事》（上、下）：从张角黄巾起义，到三分天下，一统归晋，以《三国志》等正史所载为基础，基本勾勒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概貌。本书共有120篇，约51万字。1959年写完初稿以后又经过四次修改，最终于1966年定稿，1979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和《东汉故事》）。这部书是1961年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邀约编写，介绍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1962—1963年出版了前三种，后来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1979年9月，《东汉故事》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8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完整出版。
而林汉达写了半部的书，就是《上下五千年》。
把这本书称为半部，是因为林汉达留下的《上下五千年》是一部残稿，林汉达原打算用通俗故事的形式，系统地撰写祖国从上古到鸦片战争前五千年的历史。他列了120个题目，并写就了上古到东汉的一些重大事件、著名战役和著名人物，共50多则故事，5万多字。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林先生未完成心愿就去世了。十几年间，书稿在三家出版社颠沛流离，差一点埋没在废纸堆里。幸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俞沛铭先生执著找寻，终于在一个出版社的废纸堆里找到了这本残稿。俞沛铭认为书稿很吸引人，标题、章节、目录很有特色，内容也非常丰富，只要花工夫做下去，是可以编成一套较好的适宜少年儿童阅读的中国通史读物的。经多方物色，找到了对历史有研究的曹余章先生，请他来续写这本书。经过曹先生的辛勤努力，成书后故事数增加了近四倍，文字也达到60多万字。1979年10月，一经出版，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这部书现在总印数据估计已经超过1000多万册，在全国少儿读物评比中多次获奖。
2.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
在《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序言中，林汉达写道：
“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试验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话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在写作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我国的历史故事实在丰富，内容也真有价值，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用现代口语翻译或改写出来，让一般不大接触古文的读者也可自由阅读。”
在《前后汉故事新编》序言中，林汉达说：
“我写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试验普通话的写作，换句话，我的动机是从研究语文出发，是以研究语文为主的。为了这个缘故，我想先谈谈有关语文的一些问题。”
把这两本书的序言作一下对比，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是为了让不懂古文的群众也能读到我国丰富精彩的历史故事；第二，是为了研究语文，尝试语文的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用谢立林的话来说，是为了“新语文的尝试和旧知识的整理”（林汉达夫人谢立林1978年为林汉达遗作作《三国演义》序言）。
3.来之不易的历史故事（一）：政治环境
第一本《东周列国志新编》是林汉达在上海孤岛时期写成的，1948年出版，1962年他又经过修订将其改名为《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其他的书都是林汉达新中国成立后写成的，一部分写于他担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之际，另一部分则是在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
在1957年对林汉达的揭发材料中，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发言材料，揭露林汉达去视察途中“专心编写历史故事的大量事实”。这些批判材料，在今天的我们看起来，却成了一曲颂词。一个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在视察工作的途中，还能坚持写作，这样踏踏实实的勤勉作风，无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另一个揭发林汉达的材料，批评林汉达从7月16日请假，专门写思想检查，可是在这十八天内，他却在家里写东西汉历史故事，根本没有老老实实写思想检查。7月16日，对林汉达的批判已经全面展开。
迫于压力，中国民主促进会内部在6月24日、6月28日开了两次针对林汉达的批判会，6月30日，批判会内容在《人民日报》上刊登；7月7日，批判会继续进行，9日，相关内容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这么多次的冲击，林汉达居然置若罔闻，在家里认真地写着历史故事，其写作之专注、心地之纯净，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1958年7月5日，国务院举行的第78次会议审核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王翰、曾昭抡、林汉达、黄琪翔、费孝通的决定》，此后，林汉达以戴罪之身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为民众教育作贡献的努力，认真撰写历史故事，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版社让林汉达改名。1958年底，林汉达去政协开会，在休息室里遇到了陈毅，陈毅乐观地把林汉达被划成右派比作了孙悟空被太上老君关到炼丹炉：“从炉里出来……眼睛放了金光，看东西不是更清楚了？”林汉达告诉陈老总：“我开始写通俗的中国历史故事。但是，出版社有人提出，最好把林汉达改名为林涛（林汉达在东北时的化名）。”陈老总马上就说：“不能改名，就写林汉达的真实姓名。改了名后，谁知道这书是谁写的。”这些历史故事书才署上林汉达的名字。
4.来之不易的历史故事（二）：作品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历史界普遍流行无产阶级唯物史观，以此评价历史人物，即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人物的实践活动对历史进步的意义，我国史学界对秦始皇、曹操进行了重新评价。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相对应，史学界掀起了“史学革命”，以阶级分析作为评价人物的万能工具，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出现了大量的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现象，如“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林汉达想要做到历史故事的“叙述系统化、见解现代化、取材教育化”，实在是非常困难。“见解现代化”就意味着要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契合当时的政治气氛。
一旦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政治相联系，写历史的人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更何况林汉达的“右派”身份。
他在长达几千字的《前后汉故事新编》序言中，回避了为“历史”的写作动机，并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左腾右挪，左闪右避，以躲避有可能产生的文字罪。
（1）对刘邦和项羽的评价
对刘、项两人作出评价的是当时威望如日中天的毛泽东。毛认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在1959年和1962年，毛泽东两次在公开场合以赞赏的口吻说到刘邦，批评项羽。毛认为，刘邦能够打败项羽的原因，除了决策对头，一是因为刘邦“老粗”出身，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二是因为他善于用人，善于纳谏，“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而对于项羽，毛泽东抱否定态度。他认为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政治家的素养：“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认为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远见卓识。在兵败之际，重面子，缺乏斗争到底的韧劲和决心，“不可沽名学霸王”。
林汉达在他的序言中写道：“我是没受过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或者学习不够，虽然也讲究谁是谁非，一般地说，免不了有同情失败者的情结。尤其是因为项羽确实有让人钦佩的地方，而刘邦总有些像个反复无常、刻薄寡恩的小人。因此，照咱们过去文艺上的描写，一个是英雄好汉大丈夫，一个是连父亲的命都可以不要的流氓无赖。不从人物的发展上去研究，也不从全面考虑问题……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我这样写下去，当然得来回修改，甚至重写。”修改甚至重写的作品对项羽含了贬义，题目也用了春秋笔法以体现“见解现代化”：“由于上述的原因，我把原来的篇名《霸王别姬》和《自刎乌江》改成《四面楚歌》和《难见江东父老》，这当中多少含有谴责的味儿。”
（2）对汉文帝的评价
汉文帝廉洁爱民、励精图治，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据历史记载，当时国库里的钱多得数不清，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的粮食一年年往上堆，都堆到粮仓外面来了。因此，司马迁高度评价汉文帝说：“德至盛焉”，“岂不仁哉”！
林汉达在序言中说：“我……从内心喜欢汉文帝，把他当作理想的好皇帝来描写，意思是说，这样的好皇帝哪儿找去？当时有人对我说：‘皇帝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首领，他只能压迫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可能处处替老百姓着想。你这么美化汉文帝，只能使读者模糊阶段斗争。’我一听，心里起了波动。后来，又赶上反对人性论的学习，思想上比较明确了。我觉得上面那种意见虽然太片面，但是我把汉文帝写得这么好，恐怕是有问题的，就把原稿修改一下，增加了一些材料，特别强调他以前的困难和即位以后自己地位的不巩固这两点……我这么改了以后，再请几位同志看一看，请他们提意见。讨论下来，还是不行。他们说：‘照你这么讲法，汉文帝只是一个适应环境、接受命运支配的人，他自己的努力、主观能动性在历史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了……环境和时势固然重要，个人的努力也得重视。’这么着，我再修改一次，修改成现在的样子。这样处理是不是合适，还不敢说，希望读者多提意见。”
理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就能明白林汉达为什么要强调为语文写历史，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的序言，并且为什么在历史故事中显现出政治性。并且，对林汉达在这种情况下，不心灰意冷，仍然坚持写作心生无比的敬佩。
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从他的书中还能体会到，过去政治运动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他……还得在自己的书中字里行间体现阶级斗争……呜呼，可怜的林先生，现在来看太难为他了，太委屈他了，在那个年代还能写出如此好书，难得！难得！”
对林汉达来说，委屈倒没有什么，如果用一些带些辛酸的技巧，用带一些委屈的姿态，依然能够为民众写作以传播历史、推广语文，他是乐此不疲的。
5.林汉达历史故事的几个特点
林汉达写历史故事，出发点是为了让普通百姓了解历史，学好语文，用接近民众的方式，用接近民众的语言，写中国的历史故事；以历史故事为载体，培养、提高民众的语文能力。所以，在写历史故事时，他给自己订了三个历史故事的目标：“我一直希望能贡献给读者一些正确的历史知识，使读者大致能看到一些时代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在主观的努力上我注意到三件事，就是：要介绍真实的历史知识；要有教育意义；读起来要有趣味。”“三个语文方面的要求：要用现代口语；在用词上要注意规范化；在语法上要力求精密。”
林汉达的历史故事特点一：真实。
林汉达写作态度十分严谨。形式虽然是讲故事，骨架子却老老实实地依据正史所记载的史料搭建而成。他尊重历史，严肃客观。使用的素材，选自《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资料，大多情节都有出处。有些流传很广泛的传说，例如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借东风，虽然绘声绘色，却没有可靠的根据，林汉达先生都没有采用。写的《三国故事》，没有像《三国演义》那样把诸葛亮神化，也没有把曹操妖魔化。
林汉达的历史故事特点二：趣味。
历史本身很有趣，但发掘历史的趣味，用自己的眼光、功夫、常识作精心的剪裁，再作新的组合，这是智力活儿，也是力气活儿，难度太大，也累人。
先说剪裁。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不可能人人都去读《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以林汉达先生的《中国历史故事集》为例，用历史故事的形式，写出了一部通俗而简明的历史。只用了40多万字，122个故事，就基本完整地勾勒出了从春秋战国到三国时期共一千多年的历史。
林汉达对历史资料作了认真的精选，通读后咀嚼消化，甄选、发掘重要的有趣味性的内容。选取了各个时期最突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反映了最重要的历史活动和重大转折。人物关系和事件发展交代得简洁清晰，不蔓不枝。数百个故事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篇，翻开任何一节都能顺利地读下去。以《西汉故事》为例，看书的目录“张良拜师、学万人敌、揭竿而起、天下响应、破釜沉舟、约法三章、鸿门忍辱、火烧阿房、韩信拜将、暗渡陈仓、鸿沟为界、四面楚歌、汉王登基、制订朝仪、缇萦救父、晁错削地、李广射虎、张骞探险、再通西域、通神求仙、苏武牧羊、大雁带信、霍光辅政、昭君出塞、王莽称帝”，就可以知道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从而了解历史的概貌。
再说组合。普通读者的说法是看过以后“记得牢”，专家的说法是有“完整性”，林汉达自我要求为“系统化”。在这里，林汉达创造性地运用了电影中“跟镜头”的方法：“我从独幕剧的编法上和电影摄制中‘跟镜头’的办法上得到了启发，把空间尽可能地限制在一个地点上，地点非移动一下不可或者人物非替换一下不可的时候，就用‘跟镜头’的办法把地点或人物连接起来。这样，就能把这本书里前前后后的故事像环儿套环儿似的连成一条链子。环儿有大有小。大环是指几件关键性的大事和几个主要人物。比如说，这本书（《东周列国故事新编》）里的故事有几个大环：先是郑庄公，接着是五个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等）；以后是四个公子（孟尝君、信陵君等），末了是秦国。这里头还套着许多小环儿。这么一来，千头万绪的东周列国故事，读起来就比较清楚点了。”
历史故事既是历史，又是故事，是文学。林汉达先生在写作的时候，作了必要情节的虚构，如一些人物的对话、心理描写，例如在《孙膑下山》中对孙膑装疯的描写；在《四面楚歌》的故事里，对处于逆境的项羽、虞姬，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对话感情强烈，都有很强的感染力。在虚构的时候，林先生注意了合理性，做到有根有据，既符合人物的身份，也符合当时的环境。既不只是把史籍译成了白话文，十分拘泥死板，也不漫无边际，过度夸张，或者流于俚俗。所以林先生的历史故事，既有文采，又准确可信。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可见得林汉达的作品并非“述而不作”的刻板。
《一鼓作气》写的是曹刿论战的故事，在《春秋》中只有“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十一个字，《左传》只有三百余字：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林汉达先生把这一段写成两千多字的故事：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的消息传到鲁国，鲁庄公气得直翻白眼。他说：“我当初真不该不听施伯的话，把管仲放了。什么射过小白，什么要亲手杀他才解恨。他们原来把我当做木头人儿，捏在手里随便玩儿，随便欺负，根本就没把鲁国放在他们的眼里。照这么下去，鲁国还保得住吗？”他就开始练兵，铸造兵器，打算报仇。齐桓公听了，想先下手，就要打到鲁国去。管仲拦着他说：“主公才即位，本国还没安定，列国还没交好，老百姓还不能安居乐业，怎么能在这会儿去打人家呐？”齐桓公可正为着刚即位，想露一手，显得他比公子纠强，好叫大臣们服他。要是依着管仲先把政治、军队、生产一件件都办好了，那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呐！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就拜鲍叔牙为大将，带领大军，一直从鲁国的长勺（古地名；勺音sh伽o）打过去。
鲁庄公气了个半死，脸红脖子粗地对大臣们说：“齐国欺负咱们太过分了！施伯，你瞧咱们是非得拼一下子不可吧？”施伯说：“我推荐一个人，请他来带兵，准能对付齐国。”鲁庄公急着问他：“谁呀？快去请他来！”施伯说：“这人姓曹名刿，从小跟我交好，挺有能耐，文的武的全行。要是咱们真心去请他，他也许肯出来。”鲁庄公马上派施伯去请曹刿。
施伯见了曹刿，把本国被人欺负的事说明白了，一定要他出来给本国出点力气。曹刿是个平民，家里又穷，笑着说：“怎么？你们做大官、吃大鱼大肉的，还要跟我们吃野菜的小百姓商量大事吗？”施伯赔着笑说：“好兄弟，别这么说了。国家要紧，全国人的性命要紧！”他一死儿地央告，怎么也得请曹刿帮助国君过这道难关。曹刿见他这么诚恳，就跟着他去见鲁庄公。鲁庄公问他怎么能打退齐国人。他说：“全国上下一心，就能打退敌人。至于到底怎么打，那可说不定。打仗是个活事儿，要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死法子。”鲁庄公信任施伯，也就相信曹刿有本领，当时就拜他为大将，带着大军一块儿上长勺去抵抗齐兵。
他们到了长勺，扎下军营，摆下阵势，远远地对着齐国的兵营。两国军队的中间隔着一片平地，好像是一条很宽的干了的大河，两边的军队好像是挺高的河堤。只要两边往中间一倒，就能把这条河道填满。鲍叔牙上回打胜仗，知道对面不敢先动手，就下令打鼓，准备冲锋。
鲁庄公一听见对面的鼓声响得跟打雷似的，就急着叫这边也打鼓。曹刿拦住他说：“等等。他们打赢了一回，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咱们出去，正合了他们的心意，不如在这儿等着，别跟他们交战。”曹刿就下令，不许嚷，不许出去，光叫弓箭手守住阵脚。齐兵随着鼓声冲过来，可没碰上对手，瞧瞧对方阵势稳固，没法打进去，就退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齐兵又打鼓冲锋。对手呐，好像在地下扎了根似地动也不动，一个人都没出来。齐兵白忙了半天，人家不跟你打，使不出劲儿去，真没有意思，嘴里直唠叨。鲍叔牙可不灰心，他说：“他们不敢打，也许是等着救兵呐。咱们再冲一回，不管他们出来不出来，一直冲过去，准能赢了。”
这就打第三通鼓了。齐兵已经白冲了两次，都腻烦了。他们以为鲁兵不敢交战，冲出去有什么用呐。可是命令又不能不依，去就去吧，大家都懒洋洋地提不起劲儿来。谁知道对面忽然“咚咚咚”鼓声震天价响，鲁国的将士“哗”一下子都冲出来，就跟雹子打荷叶似的，把齐国的队伍打得粉碎。齐兵拼命回头逃，鲁庄公就要追上去。曹刿说：“慢着，让我瞧瞧。”他就跳下车来，查看了一回敌人的车轮子印，又跳上车去，一手扶着横档往前细细瞧了一回，才发命令说：“快追！一直追上去！”就这么追了三十里地，得着了好些齐国的兵器和车马。
鲁国打了个大胜仗。鲁庄公可不明白，他问曹刿：“头两回他们打鼓，你为什么不让咱们也打鼓？”曹刿说：“临阵打仗全凭一股子劲儿。打鼓就是叫人起劲儿。打头一回鼓，将士顶有劲儿，第二回就差了。第三回就是鼓响得怎么厉害，也没有多大的精神了。趁着他们没有劲儿的时候，咱们‘一鼓作气’打过去，怎么不赢呐？”鲁庄公和将士们都点头，可是大伙儿还不明白，人家逃了为什么不立刻追上去呐？曹刿说：“敌人逃跑也许是个计，说不定前面还有埋伏，非得瞧见他们车轮子印乱了，旗子也倒了，才能够毫无顾虑地追上去。”鲁庄公挺佩服地说：“你真是个精通兵事的将军。”
齐桓公打了败仗，自己认了输，向管仲认错，愿意听他的话。管仲就请齐桓公对外跟列国诸侯交好，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生产。齐国就跟鲁国讲了和，还把从鲁国夺来的田地退还给鲁国。接着就一个劲儿地开铁矿，造农具，开荒地，多种庄稼，由公家大量地晒盐，鼓励老百姓下海捕鱼。齐国的东边就是海，晒盐捕鱼，极其方便。离海岸较远的诸侯国，没有鱼吃倒也罢了，没有盐那可怎么过日子呐？他们只好向齐国交好，拿粮食去换齐国的盐。齐国因为齐桓公重用了管仲和鲍叔牙，越来越富强了。没有几年工夫，齐桓公当真做了诸侯的首领。
这些历史素材经过林汉达的加工，交代了人物的关系，写出了事情的来由发展，有头有尾，曲折跌宕，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林汉达的历史故事的教育意义无须赘言，百姓由此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伟大的精神，其作用深远而且绵长。而且，林汉达在《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中传达的观念和思想，是有进步性的。
按照正统观念的说法……灭了六国，都是违反正统制度的……其实，从春秋战国，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原，都是封建领主和封建领主的兼并过程……这跟民族斗争中“灭人之国”或者帝国主义者向殖民地侵略，完全是两回事……秦国兼并六国，推翻了直接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层恶势力，客观上帮助了新兴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发展了生产力。因此，作者把兼并诸侯领土看成是统一中国的好事情，而不是坏事情。可是在兼并战争的过程中，那些蔑视政治道德的流氓政客，欺诈和屠杀人民的统治者是应当受到责备的。
……暗杀行刺的记载一般都很动人。《史记》的《刺客列传》更是写得有声有色。我想这是因为司马迁自己觉得受了委屈，希望有侠客一类的人物出来替他抱不平。可是我们始终认为暗杀或者行刺的行为不但是违反政治道德，而且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人民大众并不赞成这一类的举动，所谓“大丈夫明刀明枪”，“暗箭伤人不是好汉”。在这本书里并不提倡暗杀或行刺，没把刺客当作好汉来描写。
林汉达的历史故事特点三：通俗。
对于这一点，在自序中有着十分详细的说明。
自序节选之一：
我定出三个要求作为自己语文学习的方向，就是：要用现代口语；在用词上要注意规范化；在语法上要力求精密。
在目前，北京口语和书面官话是有区别的，而且各有各的特点。在这本书里暂且决定：故事中的对白用北京口语，故事的叙述酌量用书面语。同样一个单词或者同样一句话，文言里有，口语里也有，说法不一样，可是意义相同，我就采用口语，决不故意转文。要是口语里没有，那么就采用文言……采用口语是指尽量采用口语，并不是连术语、新词都不用的意思。
在用词上注意规范化是个选词问题……一个条件连接词，文言口语合起来，我们就有：“若”、“如”、“倘”、“苟”、“要”、“使”、“设”、“要是”、“假如”、“假使”、“假令”、“假若”、“倘然”、“倘若”、“倘使”、“倘或”、“倘令”、“若然”、“若果”、“如果”、“如或”、“设使”、“设或”、“设若”、“诚能”等二十多个……因为在用词上希望力求规范化……上述的条件连接词，只用了“要是”和“如果”两个，别的一概不用。
……
我总觉得过去我们有不少文学作品，读起来固然很顺口，可是……过分节省笔墨，不是省去一个主语，就是删去一个宾语，至于代词更是可删则删。我为了想在语法上力求精密，有时候就故意补上代词。例如，本书第31篇有一段本来是这样的：“晋国许下五座城，到现在还没交割。今年遇到了饥荒，派人来籴粮，应当答应吗？”后来把这一段改成：“晋国许下咱们五座城，到现在还没交割。今年他们有了饥荒，派人来买粮食。咱们答应不答应呐？”加了两个“咱们”、一个“他们”，虽然多几个字，可是比原来的说法到底清楚了不少。
同语法力求精密有联系的是用字和造句的精密性。有些北京话的词儿和句子对北京人来说就不致混淆，可是在别的地区的人看来，有时候难免发生误会。例如，“甲被乙打了”这么一句话，北京人可以有五种说法，意义完全一样：
（1）甲给乙打了。
（2）甲让乙打了。
（3）甲叫乙打了。
（4）甲让乙给打了。
（5）甲叫乙给打了。
这儿的“给”、“让”、“叫”都是“被”的意思，可是有些地区的人看了不明白，为什么甲会自愿地让人家打，甚至主动地叫人家打？这是因为“让”本来有“退让”、“邀请”的意思，“叫”本来有“招呼”、“叫唤”的意思。我认为把“给”（被）、“让”（请）、“叫”（呼）三个字按一般的用法分工，那要比都当作同义字精密得多。
在句子方面，口语当中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例如，“他差点儿摔了一跤”这么一句话，我们知道“差点儿摔”实际上并没摔。地道的北京话说成“他差点儿没摔了一跤”。按理说“差点儿没摔”是已经摔了的意思。如果是指没摔，不过险些儿摔，那么这个“没”字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北京话也并不在“他差点儿没了命”这么一句话里加个“没”说成“他差点儿没没了命”。像这一类地道的、可不大合乎一般习惯的北京口语，我就改成普通的说法。自序节选之二：
为了便于阅读，我在这本书里采用统一的年号和一致的人名。年号一律以公元为主，而以周天王或者列国诸侯的年号为辅，也作为正文，可是用圆括号括起来。顺便交代一下：本书采用圆括号和方括号两种：圆括号内的文字也是正文，是次要的正文；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注解或者难字注音，可不是正文。
跟年号的统一相似的一点是人名的一致。历史上的人名本来已经够多的了，有不少人还用了好几个名字，更没法记。为了容易记，本书尽可能地让一个人用一个名字。可是一个人有好几个名称的，用哪一个呐？用名呐还是用字，还是用号？我就尽可能地用比较通俗的和多音节的那一个，名也好，字也好。例如，“伍子胥”、“孟尝君”就比“伍员”、“田文”通俗点，而且各多了一个音节。要是音节多的那个字不通俗，那就用通俗的那一个。比如“管仲”比“管夷吾”少了一个音节，可是因为“管仲”比较熟悉，也就用了。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写好通俗易懂的历史故事，林汉达深入北京的居民中间，学习他们的口语，写成文稿，再请北京的知识分子看了修改。他还主动与说评书的大师连阔如先生交朋友，请教语文上的技巧。林汉达每写好一篇文章，总要仔细地修改四五次，甚至六七次。写完后还要请纯北京口音的中小学生念一遍，如有不顺口的地方再作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谢立林在林汉达的遗作《三国故事》序言里也有类似的回忆：“汉达同志认识到，要用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来写文章，非下苦功夫不可。多少年来他亲身实践，口袋里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不管在哪里，只要一听到好的群众语言，就马上记录下来。他把用人民语言写的文章称为‘新语文’，首先试行在他有计划、有系统写的通俗历史读物上。”
也正因为如此，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书成了一块雅俗共赏、跨越时空的金子。
6.林汉达通俗历史故事作品的价值
价值之一：对教育和语文的贡献
著名语文学家吕叔湘认为：“《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给读者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它的语言——生动活泼的现代口语”。（《历史故事》——读《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文汇报》，1963年9月）
倪海曙指出，读《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后的第一个感想是，这是一本可以朗读的书，不必再经过修改，念出来大家就能够字字句句都听得懂的书。“它不论对于推广普通话、提供语言规范化、还是树立新文风和促进文字改革，都有积极的作用。”（《可以朗读的书》，《光明日报》，1963年4月3日）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谈他自己的读书体会时，说自己对古文读得好完全得益于林汉达的历史故事：
大了一点之后，有几部书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作者也写过《上下五千年》。他是写通俗史的，但是很真实，文笔也很好。那时我十三四岁，在一个山沟里的中学读书，半天劳动，半天上课。那时的课也上得稀里糊涂，课本薄得可怜，也没有考试。我们老师大部分是知青，他们从北京和上海搞了很多旧书，其中就有这个。《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在我那里放了很长时间，我读得很仔细。所以后来看《左传》很轻松，因为大部分故事在《东周列国故事新编》里面都提过了，很多典故和成语都是从那里来的。接着又读了《楚辞》《汉赋》等古典文学著作。这些书老师都不大会看。（《读书改变命运》）
豆瓣读书上有一个网名叫雍容的读者以“‘启蒙’，非二道贩子事业”为题，写出了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书对语文和教育的贡献：
另外一套对我影响深远的书却是记得的，那就是林汉达先生的《东周列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还记得在德化上小学时，邻居家那个我自幼崇拜的读书甚好的哥哥已然上了初中，我好奇地翻看他的课本，第一次见到文言文的时候，差点吓哭了，因为觉得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文，非得逐字逐句加以记认，可怕程度超越外语。……后来就把《史记》《左传》等当小说看。这一步迈得很容易，文言对我忽然就不成为障碍，想来大部分不是老师的功劳，而是这套书的影响。……后来阅读正史时没遇到太大困难，顺带降低了文言的初始门槛。
这两位读者的经历，告诉我们的是林汉达的书在语文学习方面的价值。它降低了文言文的初始门槛，为小读者接受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练就了扎实的童子功。
价值之二：对历史学的贡献
（1）历史“故事化”的描述方式，使雅俗共赏。
周有光认为：“二十四史有多少人在阅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也不是广大群众容易看懂的，中国青年对中国历史了解越来越贫乏。历史‘演义’和历史‘戏剧’臆造过多。真实纯正、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书正是今天群众十分需要的珍贵读物。”
林汉达以自己作品的经久不衰、雅俗共赏，为历史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历史故事要“雅”：叙述要“正”，要真实地反映历史；格调品位要高，并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
历史故事要“俗”：这个俗，是通俗，而不是庸俗。在叙事风格上，注重故事性、趣味性；在叙事语言上，尽可能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口语，除一些关键引文外，一般都改为白话。通篇之乎者也，吓跑读者。
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半夏先生以《文化饥渴时期历史后读本之种种》为题，高度评价了林汉达把历史“故事化”的描述方式：
费弗尔曾经说，没有历史，只有历史学家……既然历史完全担待在历史学家身上，那么……描述历史的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大约二十年前，一本叫作《万历十五年》的著作，引起过不大不小的轰动……它让历史变得有趣起来……厦门大学中文系易中天教授，他的著作是以竞标这样十分富有商业运作色彩的方式引起关注，而且以首印55万册、版税14%的热辣价位收煞……易中天的历史文本方式，要点在于将历史进行故事化描写……所谓历史的故事化描述……就不能不提到林汉达先生……林先生学的是民众教育，因此十分留意民众的教育普及，写过几十种普及性的通俗历史小故事读物，一时很受欢迎，应该说，今天看来也依然还不错……一个十分适宜大众尤其是没有什么历史基础的大众能够接受的平易方式就显得重要起来。我以为，起码在历史著作之成为畅销书的个案里，一般大众所关注的，或者说真正吸引大众的，恐怕未必是历史本身，而只是历史带来的故事。尽管打着故事旗号的俯视教导他们并不喜欢，但当文本的叙述基本规避了令成年受众厌烦的初级/普及模式后，即便仍然有教导的嫌疑，却也已经完全是一种高级讲座式的愉悦样式……历史……必须做到让人能够理解事实——即便不是前面所谓的故事，起码不该是躲进龛子里自成一统的喋喋自恋，起码应该是让人——当然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非仅仅局限在某个圈子里的某些人——看得懂，也就该是前面说的，历史不可以拒绝人民。
（2）严肃的写作态度，为下一代提供内容纯正的历史读物。
如今历史读物多如牛毛，也有不少对历史的反说、戏说、歪说、恶搞。上一代人被灌输的历史，过于坚硬，太刻板而无趣，拿些八卦来冲一冲，调和一下，有益于身心健康。可是孩子们呢？他们接受无厘头历史的物质和精神基础，需要有内容纯正的历史读物。
严锋在《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中，对林汉达的“纯正”赞不绝口：
在我周围的朋友中，只要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读过林汉达，他们在提到林汉达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兴奋。有的人甚至把对林汉达的热爱提升到一种偏执的程度……我首先佩服的是这些通俗历史读物品味的纯正……‘正’，曾经是中国人至高无上的文化和美学标准……
更难得的是，林先生的‘正’，不是板起面孔来说教，而是生动的讲述，行云流水般的风格。很多人都认为林先生的著作是最有趣的历史读物，这种趣味从何而来呢？来自历史本身！但发掘历史的趣味，林先生不依赖那些历史以外的东西，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功夫、学识作精心的剪裁。这是智力活儿，也是气力活儿……
林先生的语言也很‘正’，又很‘靓’。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林先生的文字，那是最浅易的大白话，却足以让一代代的人久久回味。我觉得林先生的语言在简单之外，有着漂亮的节奏，美妙的韵律，朗朗上口，不知不觉就抓住了人……
“林先生的语言、语气、语调让他的讲述有一种现场感，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也使我相信并非只有‘大话’才是今天讲述历史、抓住读者的唯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