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林说，你倒好，舒舒服服地住在别墅里，现在就要娶高干家庭的姑娘做新娘了，而我却让你引来的一条疯狗咬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亏不亏呀？
大林苦笑，说都怪他，都怪他！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在生活里碰到这么一群女人，个个都像是从糨糊锅里爬出来的，黏黏糊糊的。大林一副讨好我的神情，给我发烟，然后又说对不起对不起；说也许是命吧，都怪他命不好，结果连累得我的命里都飘满了乌云。我说行啦，行啦，以后你和哪个女人来往或断交，别让我知道就行了。
事实上，李甜甜那天的闹腾，给我带来了相当的危害。不出一日，这件事情已经在报社里传播得无人不知。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强暴了一个饭店女老板，虽然那个女老板毁了容，但却非常富有，而且还是我们报社的客户。有人回避着我嘀嘀咕咕，有人看见我指指点点，有人在打探我是谁，连烧锅炉的康师傅也跑到我所在的部门偷窥我，看我是怎样一个货色，像不像一个流氓。
我们部门里的人对我都有了回避的意思。我刚开始还挺苦闷，挺害羞，但王朔的那句话转变了我的处世方式：我是流氓我怕谁！是呀，我都成了这个报社著名的流氓了，我还有什么可害羞的，有什么可躲藏的？于是我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用毛笔刷写了“我是流氓我怕谁”几个大字，以此警告所有看到它的人：别惹我，把我惹急了我会跟你玩命！
项文化还不知道李甜甜和我之间发生的事。项文化好些天都没来了，谁也不会问他没来干什么去了。他永远不来都没事，没有人会因为他不来而扣除他的补助和奖金。他的发稿任务岂有完不成之理？统计发稿的人就是孙社长的外甥女，她对项文化每月的稿件量格外关注。当她发现项文化这个月的任务有可能完不成时，就层层汇报。于是报社的各级领导们都会齐心协力给项文化想办法：或者就在别的记者的稿件上署上项文化的名字，或者安排专人替项文化写稿子。这些稿子从初审到发稿，自然是一路绿灯。统计发稿的人也会把五百字的稿件统计成八百字。有一个传说——项文化要到省电力总公司做总经理助理——搅扰得报社的大小头头们慌乱成一团。项文化怎么能走呢？项文化绝对不能走！项文化走了，找项省长还会那么容易吗？可以说，因为项文化在这里，报社的人沾了无尽的光，尤其是各位头头，那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拥有项文化，就像拥有一棵粗壮的大树；有困难了，就抱着大树一摇，想要什么，树上就掉下什么，比如报社每次评职称，高级职称的名额都会多争取几个；出国那就不用说了，市上组织的出国，省上组织的出国，某个部局组织的出国等等，好像从来都有阳光照耀到报社。现在呢，项文化这个宝贝蛋要走了，谁又能舍得呢？报社早就酝酿着要给项文化封个处级官位，但和项文化谈了几次，谁能料到他却不感兴趣，项文化嫌当官太累，太麻烦，不自由，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开会，一张报纸或一个文件念半天，然后这个领导好不容易絮叨完，那个领导却要补充，再一个领导还要强调，这样的情景比拿刀子割他的脖子都让他难以忍受。
那天下午，好久没见的项文化来了，他步入办公室，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正走着，忽然眼睛一亮，被我挂在桌沿上的那句话吸引住了。他先停下脚步，愣了片刻，然后眯着眼睛盯着我写的那句话看。看了半天，他似乎也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似乎没有兴趣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尽管当他盯着字看的时候，我也盯着他看。项文化用拳头在额头上打了两下，然后懒洋洋地坐回到自己座位。
项文化来来去去并不受科室其他人的关注，而他来办公室的目的，仿佛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睡觉。和平常一样，他趴在桌子上很快就睡着了。不一会儿，办公室里就传出他沉闷的呼噜声。呼噜声很沉闷，很响亮，如同打雷一般。
没有人对项文化的鼾声大惊小怪。四五年了，项文化的鼾声宛若伴奏的音乐一样，已经演绎成了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没有他的鼾声，倒使大家觉得有点儿寂寞。但薛雨露的到来，还是吸引了众人的眼球。薛雨露虽然领导着这个科室，但她的脚却很少跨进这间大办公室的房门。她若要和某个记者谈话，都是站在门外大声一喊，记者听到后随之就去她的房间。当然她叫得最多的就是项文化了，但项文化对她的召唤很不领情，总是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而今天，她没有大声地喊叫，而是蹑手蹑脚地走到项文化的跟前，轻轻地拍了拍项文化的肩膀。项文化睁开睡意矇眬的眼睛，痴痴呆呆地望着她。薛雨露没说话，只是朝着项文化暗暗地招了招手。薛雨露走后，项文化伸了伸懒腰，跟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薛雨露粗大的嗓门就在楼道里响起，她在喊我，声音里显然含有某种不屑。我走出去，问她叫唤什么？薛雨露刚才还是粉色的脸蛋，一下子就变成了茄子色。她先扭扭嘴，而后又努努嘴，说孙社长叫我呢。
我感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自从我跨进这个报社的大门，至今已经十三年过去了，孙社长这是第二次叫我。第一次还是在八年前，孙社长还是总编，他的头顶上还压着一个他的仇人。为了把压在他头顶上的大山推翻，孙总编把我叫去，让我在一封告状信上签名。孙总编那次笑得很甜蜜，我记忆中他的嘴犹如没有捏严实的包子炸裂着，脸上荡漾着悠悠的笑容。他用极度夸张的语言夸奖我，说我多么多么有才华，但却怀才不遇，千里马没有遇见伯乐。只要他成为这个报社的一把手，他会重用我的，依我的人品和能力，怎么也应该当个部门主任什么的。我并没有把孙社长的话当真，但还是在他要我签名的告状信上签上了名字。没出几个月，孙总编就摇身一变，成了孙社长。令我惊奇的是，孙社长显然把他的承诺遗忘得一干二净，从上任的第二天，他曾经笑眯眯的脸，就凝固成了一面冷冰冰的水泥墙；我迎面碰见他，主动和他打招呼，可他呢，眼睛仿佛看也没看我一眼，只是鼻腔里发出比蚊蝇的鸣响一般大小的“哼”声。孙社长很快将原有的棋谱搅乱，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摆好了棋子。我当然没有进入他的棋盘，后来才听人讲故事，说多少人往孙社长家里跑，多少领导给孙社长刷条子，多少人因为没有被重用而哭鼻子抹眼泪。孙社长为难啊，眼睛太多，嘴巴太杂，为了让滚滚的唾沫波涛平息，也为了证实自己是在任人唯贤，孙社长打破了自己原来的规划，把自己的侄子安排在了发行部当副主任，并没有往人人都羡慕的广告部主任的位置上安插。
这是孙社长第二次发话叫我了。他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面，而我坐在老板桌的对面，我感觉那张老板桌，仿佛一道高高的山脉，把我和孙社长阻隔。孙社长的脸就像冷藏的果冻，扩散着一股冰冷之气。他秃秃的头顶上，孤零零的几根白发颤颤巍巍。他躲在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犹如两个深不可测的洞穴，让人根本无法看清他的眼睛究竟是悲是喜。
孙社长直直地瞪着我，嘴唇翕动了几下，却并没有发出声来。他的呼吸很粗壮，让我觉察到了他无与伦比的愤怒。的确，他很愤怒！他把一份文件使劲一扔，文件飘落在我所坐的沙发上。我拿起文件一看，是某个上级部门的内部通报，详细列举了半年来各个出版部门的情况，点名批评了几个单位的管理问题。无疑，上面批评了报社。令我吃惊的是，我从批评我们报社的那段文字里竟然寻觅到了我的名字。我一阵颤栗，头晕目眩，全身着火一般燥热难耐，额头的汗珠子一颗接着一颗地掉了下来，打湿了我的裤腿。我努力地冷静下来，把那段文字仔细地读了一遍，才知道是我采访看守所临时工宋老碗的事情——文件里说我采用捏造事实的手段，对当事人进行恐吓，对有关单位进行敲诈云云——这太离谱了吧？我何以恐吓了宋老碗，又何以敲诈了看守所？看守所把钱私藏在送我的水果篮里，而钱呢，我已经上交给了薛雨露，这算得上敲诈吗？
我对孙社长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听信一方的说法，很容易混淆事实的真相。孙社长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他的声音因为生气而变得有点怪异。他让我不要狡辩，不要解释，他不想听，不想听，他关心的是，因为我，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这个报社的名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一年的辛苦归之于零。我说他们把钱埋在送我的水果篮里，我不是把钱都上交了吗？孙社长很不耐烦地摆摆手，意思是他不想听我说。他让我离开他的房间，回去反省，准备接受司法调查，听候司法部门的处理。不过当我的脚即将跨出他的房门时，他却抛出了两句柔情似水的话，言下之意是，他并不想把我送进监狱，在他的执政期间有人被关进监狱，报社不光彩，他也不光彩。他准备以己之躯做一座堤坝，看能不能阻挡住即将到来的滔滔洪水。
